在大上海，什么样的房子最宜居？

一定会有人说，这还用问，当然是新建成的市中心商品房豪宅啦，或者，在郊区住一栋别墅也不错。

可是，很多懂经的老上海，并不是这么认为：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居”，才最宜居。这些老房子，建筑质量不错，周边配套完善，老邻居大多也都很有素质、爱惜居住环境。

这样的大居，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建设，至90年代中期，在上海中心城区超过100个。沪东片区有曲阳、国和、开鲁、长白等，沪北片区有彭浦、沪太新村、泰山新村等，沪西片区有长风、仙霞、田林、康健、真西等，沪南片区有宛平（南）、长桥、梅陇新村等，浦东片区有上钢、潍坊、德州等……

开鲁新村

彭浦新村

长桥新村

时至今日，这些大居对于上海人来说，不仅仅只是一片居住空间，更是一种温暖而踏实的归宿。

80年代，中心城区边缘74个居住区拔地而起

大居的由来，说起来话头很长。

上世纪70年代末，由于大批知识青年回城，文革中被侵占的私房要落实政策，上海城市居民的住房矛盾一下子变得突出，一大批大龄青年面临着没房子结婚的困难，一度出现一个亭子间蜗居三代人、石库门天井里搭个棚屋当婚房的情况。 

根据《上海住宅建设志》的记载，当时，市里把解决居民住房问题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制订了一系列加快住宅建设的政策和措施。当时实行的是“国家统建和企业自建相结合，住宅建设和城市改造相结合，新建和挖潜相结合”的方针，明确在今后相当一个阶段内，住宅建设的基地应以征地为主，并批准首批征地8400亩，还决定开辟大型住宅基地，辟建新居住区。 

从1980年开始，上世纪80年代的住宅建设分四次规划，在中心城区边缘新辟74个居住区。新辟居住区与市中心的距离，最早一般是5～11公里左右，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距离拉远至10～20公里左右，这些居住区大都位于内环线与外环线之间。

上世纪80年代的上海

新辟居住区的规模大小不一，主要根据可用土地数量多少和住房需要情况确定。按规模大小不同，居住区分为“居住地区级”、“居住区级”和“居住小区级”3个层次,其中居住地区由3～5个居住区组成，居住用地在150～300公顷之间，可建住宅150～300万平方米，可居住人口10～20万人；居住区由3～5个居住小区组成，居住用地40～60公顷，可建住宅40～60万平方米，可居住人口3～4万人等；居住小区由4～5个住宅街坊组团组成，居住用地10～20公顷，可建住宅15～20万平方米，可居住人口1～1.5万人。

来听听那些老上海人耳熟能详的居住区名字——

第一批1980年上报批准建设的，有兰花、长白、曲阳、彭浦、沪太、泰山、长风、虹桥、仙霞、田林、宛平、上钢、潍坊等13个；

第二批1982年上报批准的有工农、民星、运光、彭浦（东块）、管弄、仙霞（南块）、长桥、德州、上南、雪野、临沂、梅园、泾西等13个；

第三批1985年上报批准的有市光、开鲁、国和、国定路、丰镇、凉城、彭浦（北块）、甘泉（北块）、真北等22个；

第四批1986年至1990年上报批准的有长海、图门路、凉城（北）、原林路（现中山北二路）、田堵宅、清涧、杨思新村、菊园小区等26个……

相比起环境逼仄的棚户区和老式新村，这些大居引领着住宅新潮流。其建筑设计、住宅层数和建筑体型都发展了一大步，住宅组群点条相间、塔板结合、高低错落，住宅层数以六层为主，高层住宅也随之增加。

许多大居里的行政、文教等设施配套齐全。街道办事处、派出所、房管所、粮管所、环卫所等用房一应俱全，建有中小学、幼儿园、托儿所等，还配备文化站、老年活动室等。当时，这些大居里的居民，成为上海最先用上煤气的人，煤球炉不见了踪影、居民家里安装电话也不需再预约登记，消灭了“电话待装户”。

优美的环境让居民们深感骄傲。那个时候，大居里的住宅和公建一改沉闷形象，外墙采用的各种颜色和装饰材料，让整体环境显得活泼而层次分明；每个居民区的绿化可以算是“争奇斗艳”，有的建成滨河绿带，有的设计园中园、休憩亭台，有的规划在坊内各条道路都种植行道树、布局小型公共绿地。居民们的生活环境改善了，也纷纷在宅前宅后栽花种草，整个小区令人赏心悦目。

洗净铅华后，大居仍有独特魅力

昔日的高标准住宅区，用今天的眼光来看究竟如何？

位于甘泉地区的“甘泉苑”，当时在全上海名气很响。它曾是那个年代第一个生态园林型小区，被誉为沪上“绿宝石”，还是上世纪90年代“百万人看上海”的景点之一。

今日甘泉苑。董慧玲 摄

初冬时节走在小区，丝毫感受不到老小区的“暮气”，而是有一种令人安心的秩序感和铅华洗净的宁静感。刚进大门，就有一块崭新的小区平面示意图，图上显示着整个小区的规整布局:11.25万平方米被分成五大区域，中心位置是“泉园”和大风车幼儿园。

泉园门口立着一块大石头，上面是古建筑学家陈从周先生所提的“海上第一泉”。中午时分，许多老居民趁着阳光温暖，纷纷到这里休憩，在湖边小广场打一套太极拳、到湖心亭和老朋友一起唱唱小曲，还可以绕着新建的健身步道慢跑锻炼。

这个地方原来是个苗圃，当时上海很多地方的植物都来自于这个苗圃。小区就建设在苗圃基础上，直到今天为止，这里的植物种类都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小区。居委会干部翻着资料告诉记者：“我们这个小区，按照植物共生、循环原理建立，种植51个科目、80多个品种共3万余株树木，绿化率达44.98%。”

虹口区曲阳新村也不年轻了。走在这个社区里，也有一股宁静和谐的气息。

昔日曲阳。 曲阳街道提供。

如今的曲阳新村。曲阳街道提供。

这个拥有近10万居民的社区，人口密度至今在全市算起来也很高，曾让早高峰的8号线、3号线因为它而不得不限流。直到10号线开通后才有所好转。晚上，当汹涌的的人潮慢慢褪却，便是一片万家灯火的景象。

居委会干部们说，曲阳新村最早的一部分居民是当地拆迁户，后来又有一些市级机关单位比如港务局、邮政局的干部住房分配到这里，还有宝钢的职工、虹口区区政府的部分公务员等等。有位居民是江南造船厂干部家属，她说，当时丈夫单位分房，可以选择浦东的三室户，或者曲阳新村的两室户，他们想也没想就选了曲阳：“那时浦东要摆渡过去，上班多不方便，所以宁要浦西一张床啊。”

1991年4月27日,时任市委书记吴邦国,时任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黄菊一行到田林十二村参加“爱国卫生月”劳动。 田林街道提供

1991-10-21李瑞环视察田林新村。 田林街道提供

曲阳居民的结构如今发生了改变，一些当年“先富起来的人”最早搬走了，不少年轻人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也到其他地区购买新房。而因为上外和同济这两所大学一东一西将曲阳新村夹在其中，大学生在近些年中成了这里租房的主力军，一些教职员工也成了曲阳新村的新居民。因此，如今小区居民分为三部分，除了中老年“原住民”外，还有外地来沪工作的小夫妇，以及租住在这里的年轻人。

徐汇区田林新村一直有种文艺范儿。当年田林新村有幢著名的文艺楼，里面的住家有京剧名净赵文奎、画家朱梅邨、上海人艺的导演胡伟民、唢呐演奏家任同祥等文化界名人。田林十村还有一批来自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一批老职工，著名演员牛犇也曾住在这里。

滑稽戏表演艺术家童双春和李青这对搭档，至今还住在这里，见证了田林新村的每一步发展。田林新村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工建设，进入90年代，才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大建设期。童双春还记得，代表性事件就是1991年第六人民医院宜山路新址落成开诊。如今在全国都具有影响力的市六医院，刚开业时还是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医院”，多年后，童老先生还把自己的劳保定点医院也从华山医院迁到六院。因为六院、八院和一家社区综合医院都近在咫尺，住在这里的居民们都自豪地觉得，自己是全上海就医最方便的一批居民。

大居的居民们也爱“攀比”，都觉得自家小区比别家更好。经常去曲阳新村探望朋友的童双春就觉得，相比曲阳稍显分散的商业网点，他们田林的商业布局更加集中，一条田林路涵盖了超市、药店、菜场、面包房、早餐店、便利店、水果铺、服装店以及10余家知名的连锁餐饮品牌，自然是生活更加便利。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有这样一句话形容如今已晋升上海特色商业街的田林路——“再莫名其妙的东西，到了田林路上都能卖掉。”客观说，这句话“褒贬”两层意思，“褒”的是田林路人气很旺，“贬”的是业态鱼龙混杂、并不高端。

2006年9月，田林十二村菜场名声在外，成了外宾参观的景点之一。 田林街道提供

走在社会治理创新的前沿

和近些年来陆续建成的高档商品房相比，尽管昔日大居已不起眼，但其价值仍旧显而易见——比如，甘泉苑的房价至今依然是整个街道范围里最贵的；还比如，曲阳地区的房子较周边的同类新村工房还有一定溢价。

理由很简单，这些大居生活便捷、居民整体素质较高，是上海居住区里很有代表性的一个品类。

许多老上海人是舍不得搬离居住了半辈子的大居的。在甘泉苑当过居委干部的裔红英告诉记者，早年，他们一家从普陀区的药水弄搬到这里，房子是小区里的主流户型——南北通的两室户，两间房间外加一个过道厅，房卡上的建筑面积有54.3平方，但得房率特别高。如今她依然觉得，那些价钱很贵的新楼盘，比起她家来说，也不过如此。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些大居一直在“进步”。这些年来，随着大居居民年龄结构的改变，政府部门一直在加大投入进行“二次改造”、尤其是适老化改造，持续改善居民生活水平。

不少大居为居民楼加装了电梯、重新规划公共停车位、还增设了“社区活动小广场”，提供吃饭、洗澡、娱乐等服务的为老服务站点等也越来越多。有的社区还在进行“智慧改造”，让昔日大居追得上如今住宅标准更新的步伐。还有的微更新项目不仅结合实际功能提升，还把居民津津乐道的历史作为文化元素，融入景观设计过程，用以留存这里的过去。

然而比硬件提升更重要的，其实是人的自治水平的提升。在许多大居，共同生活了几十年的老居民之间，最主要的维系就是人际关系。正因为深厚的“熟人社会”基因，让这些大居又一次超前，走在社会治理创新试点和居民自治试点的前沿。

杨浦大居中原新村，近年开始提倡“礼治社区”。所在街道联合复旦大学专家打造以闸一、工三（2）居民区为试点的“礼治社区”——依靠一个大家约定俗成的居民公约，将社区里已有的个体、家庭、群团组织、业委会、物业公司以及党组织、居委会、社会组织等多重力量串联在一起，铸就了一种将德治和法治融为一体的新型社区治理形态。

中原新村的"爱之礼"小区的文化墙和“和之礼”小区的紫藤长廊。殷行街道提供。

通过微更新后改造的楼道。殷行街道提供。

这样的现象，对于甘泉苑的居委干部们来说，很容易理解。当时刚住进大居的居民们，生活习惯还没跟上，破烂货挂在阳台、堆在公用走道舍不得丢掉，有了煤气仍爱生煤球炉。还有不少居民难改“节省”寸金地的习惯，在房前天井里，盖上水泥平顶，搭起了违章建筑。

当时居委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在小区里倡导文明生活理念、拆除违章建筑。 好在居民们都很热爱自己的家园，都在努力改变陋习，没过几年，居民素质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小区地面上找不到一个香烟头，这在当时，也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大家会遵纪守礼、提升素质，是因为大家都想共同守护大居的光荣与梦想。”居委干部们说，许多大居居民都见过“大世面”，经常接待一批批到访的领导和群众。这是属于居民们共同的骄傲。而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这些大居是上海率先争创精神文明小区的地方，居民们普遍积极参与、配合度很高，认为自己没有理由不成为精神文明开路先锋。

一位跟父母一同住在昔日大居的年轻人这样形容所住的地方：“历史厚重的社区，总有种沧桑感，但因为人气旺、人情味浓而显得很亲切温暖；城市更新进程中，它也一直闪烁着某种青春活力。”

这份属于老上海专属的荣光与情怀，你能读得懂吗？

内文部分历史资料图的相关作者和报社及时联系，便于支付稿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