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的11月8日，在上海山西南路200号南京饭店，15位年轻的新闻工作者在淞沪抗战的隆隆炮声中庄严地宣告“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成立。这是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性质的群众团体。她担负起了见证传播中华民族伟大抗日战争的神圣使命，其成员始终活跃在抗日战争最前线，被誉为“手无寸铁的百万兵”，书写了中国新闻史上极其辉煌的篇章，涌现了一批以范长江为代表的中国新闻巨子。

2000年，经国务院批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创立日——11月8日被确定为中国记者节。

硝烟中诞生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许多青年记者迅速奔赴华北和西北战场，采访战地新闻。随着平津沦陷，日军又在8月13日进攻上海，9月22日，中共中央发表共赴国难的宣言，举国同仇敌忾，全国抗战的局面日趋明朗。

7月中旬，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到上海检查党的工作，约夏衍谈话。周恩来告诉夏衍，国共合作谈判正在进行，基本上已达成协议，一旦正式达成协议，党中央将办一份党报——即后来的《新华日报》。周恩来同时指示，加强爱国新闻工作者的团结，组成统一战线。

“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后，周恩来又通过潘汉年指示夏衍帮助郭沫若办一张“上海文救”的机关报《救亡日报》。在创办过程中，夏衍开始与胡愈之、羊枣（即：杨潮）等商议组织一个新闻记者统一战线性质的机构。这时，范长江到了上海，于是大家就商定这事由范长江负责筹备。

当时，在上海新闻记者中，有一个名为“上海记者座谈会”的组织，青年记者恽逸群、袁霄逸、陆诒是该座谈会的谋划者。座谈会吸引了不少正直的记者，他们不邀自来，经常参加的有羊枣、朱明、邵宗汉等，后来还有夏衍、范长江、石西民等。范长江带来了红军长征到陕北的消息，讲述的延安见闻更使大家非常兴奋。随着抗战的爆发，“上海记者座谈会”同仁都越来越感到，为了积极推进中国新闻事业向前发展，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新闻界有进一步组织起来的必要。

在中国共产党和周恩来同志的直接关心下，1937年11月4日下午，范长江、羊枣、夏衍、碧泉、邵宗汉、朱明、恽逸群等在一起商量，决定组织一个永久性的团体，商定团体的名字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简称“青记”），并推举范长江、恽逸群、羊枣三人负责筹备工作，发起人包括：范长江、王文彬、章丹枫、孟秋江、陆诒、邱溪映、邵宗汉、石西民、恽逸群、朱明、耿坚白、碧泉、夏衍、羊枣、彭集新、傅于琛、王纪元、季步飞等24人。11月8日晚7时，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成立大会在山西南路上的南京饭店宣告成立。

此时的上海，炮声隆隆，硝烟弥漫，战争正进入最后的紧急阶段。当晚，国民党几十万大军正从闸北向苏州河南岸西退，苏州河两岸火光冲天，部队和难民相塞于途。

在如此紧张的气氛中，会议有序进行着。作为协会发起人的范长江、夏衍、碧泉、恽逸群、章丹枫、王文彬等15人出席会议，作为发起人的《大公报》记者陆诒、孟秋江因在山西战地采访，未能到会。会议通过了协会章程，推选范长江、羊枣、碧泉、恽逸群、朱明等5人为总干事，夏衍、邵宗汉等人为候补干事。此时的会员共有24人。会议还认真讨论了战事的发展趋势，认为国民党政府的中心已西移武汉，全国新闻事业中心也必将由上海西移武汉，因此有必要在武汉成立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武汉分会。

11月中旬，范长江到达武汉，同当地新闻界一起开始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武汉分会的筹备工作。经过一个月的充分酝酿，于1938年元旦宣告成立。当时大家商定，武汉和上海同为兄弟会，由两会共推三名代表组织联合办事处，等各地分会组织大致完成后，再正式选举成立总会。

1938年3月15日，联合办事处作出决议，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更名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并决定于3月29日在汉口举行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事实上，这次会议是于3月30日下午2时，在汉口青年会二楼礼堂举行的。

出席会议的还有长沙、广州、西安、成都、重庆、福建、香港、南洋的会员代表，中外来宾近百人，其中包括：监察院长于右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文化界人士郭沫若、潘梓年、杜重远、沈钧儒、阎宝航等，《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编辑部主任王芸生也作为来宾到会祝贺，表示全力支持“青记”的工作。国际友人也来参加这次盛会，其中有苏联塔斯社的罗果夫、美国合众社的爱泼斯坦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会上，先由主席团范长江致开幕词并报告筹备经过。第二项是军政长官致词，检察院长于右任讲话。于老谦虚地说自己是一个新闻记者，是以同行之谊来道贺的。他说，过去当新闻记者叫做“无冕之王”，现在不小心就会变成无头之鬼。

不料，会上突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国民党军委会第三厅来了一个姓白的人，说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这一新组织未向该厅备案，是不合法的，于是引起了一场舌战。这时有人把印好的会刊《新闻记者》在会场上散发，上面有影印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批予备案的文件，这给了捣乱者出乎意料的打击。范长江在致词中也进行了还击。他说：“抗战时期一个爱国记者的言论自由，一个爱国记者的团体的自由，今天是一个重要的考验。我们依法向中央宣传部备案，又蒙各方领袖人士参加。军事委员政治部首长亲临指导，可是因未向什么厅去请求批准，仍被评为不合法。有人还在破坏人民最低限度的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全场立即报以热烈掌声。

大会通过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成立宣言》，选举了领导机构——常务理事会。范长江、钟期森、徐迈进当选常务理事。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扩大友军，取得社会的同情和支持，以达到促进抗战宣传的目的，“青记”又聘请《大公报》张季鸾、王芸生、邹韬奋等15人为名誉理事。当选理事的还有不久前从狱中出来的大革命时期的老红军陈农菲，他不仅能带兵打仗，还善于执笔写文章。

“青记”成立大会之后，4月1日接到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通知，准予备案。此后，“青记”就以一个“合法”的青年记者团体，活跃在抗战前线与后方。

战火中成长

在战争硝烟中召开的“青记”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开篇就是“抗战一定能胜利，同时，抗战一定会将中国腐败的成份扔掉，而在抗战过程中逐步产生出崭新的力量，这是我们的信念。”

从大会召开至10月武汉弃守的7个月间，“青记”紧紧团结广大青年记者，扩大了抗战新闻战士的队伍，并积极争取国际新闻工作者的援助，还加强了华侨记者的战地采访，在海外报纸刊发了大量战地通讯。在战火中，“青记”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在解放区和国统区共建立了36个分会，会员人数最多时达2000多人。“青记”的成立，标志着战地报道已经不是记者的单独行为，它迅速地变成一种有组织的集体行为。它团结广大的新闻工作者，在抗战的旗帜下，一起来办好中国的新闻事业。

在“青记”的组织下，其成员始终活跃在抗日战争最前线。1938年3月20日，日军矶谷师团集中4万人，配以坦克、大炮，向台儿庄发动了猛烈的进攻。4月5日，范长江和陆诒已经从湖北赶到了徐州见到了台儿庄大战的主要指挥者李宗仁将军。李宗仁握住范长江的手说:“你是著名记者，你的报道文章给我们鼓舞士气，增加决心，我代表抗战前线的将士们感谢你们。”

在著名的台儿庄会战中，在艰苦鏖战的抗日前线，聚集了几十位各地来的记者。这是“青记”成立后不久组织的对台儿庄战役的集中报道，这也是“青记”组织的最大最典型的大规模采访行动。

4月6日，我军发起总攻，范长江和陆诒抵达孙连仲的司令部，采访了孙连仲将军。1978年孙连仲在对台儿庄大战的回忆录中说:“台儿庄大战时，新闻记者群来访问我。我拂晓反攻，正面30师，右边27师，到下午二三点钟还没有消息，我请记者们去睡觉，独范长江不睡，我走到哪里，他跟到哪里，结果他抢到最早反攻胜利的消息，发往汉口，大公报因此而发了‘号外’。”

4月6日下午，范长江和陆诒两人又骑马抵达离台儿庄前线仅三里地的一个小村庄——31师师长池峰城的指挥所。池峰城是台儿庄大战的主将，半个月无休息的苦战，使他的头发和胡子都长得很长，虽然已经几个昼夜未合眼，嗓音沙哑，身体极度疲劳，但看到胜利的曙光，心中异常兴奋。他告诉记者，尽管他的四个团长已经只有一个了，12个营长也只剩下了两个，“但只要今夜反攻令下，疲兵而战，我们还是有决心打一场胜仗给你们看看的！”晚9点半，反攻令果然到来，池峰城不负前言，中国军队整夜激战，于4月7日凌晨收复台儿庄。

战斗结束4小时后，范长江、陆诒和池峰城师长三人从韩佛寺乘坐手摇车沿临台支线铁路进入台儿庄，发出了最早的报道。为赶回徐州发稿，晚间范长江他们乘着夜色离开台儿庄，此时胜利的欢呼响彻全城。第二天，“台儿庄大捷”的消息刊登在《大公报》的头版头条，全国人民为之欢欣鼓舞。

后来，周恩来约请范长江和陆诒到汉口八路军办事处专门谈话，听取汇报，并高度评价他们采写的新闻通讯:“你们深入前线，看到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这是记者应尽的职责，这样很好。有的问题应该在报纸上大声疾呼，有的情况应该向有关方面据实反映。”

战火中，“青记”的记者，总有办法先人一步向后方发回新闻。在这场全民族的抗战中，新闻显现出前所未有的力量，台儿庄日军主力师团被击溃的消息，在全国各大城市的报纸刊载，鼓舞了全中国的抗日军民。徐州突围战中，“青记”至少有36位记者冒着与敌军遭遇的危险、不避矢石，不惧榴弹，在战争最残酷的时段第一时间现身战斗第一线，为这次抗战中大兵团作战留下了翔实记载。

困境中奋斗

在战火纷飞、条件艰难的困境中，“青记”的机关刊物《新闻记者》月刊，成为团结和鼓舞会员，讨论新闻政策，发表对国事的意见的园地。刊物创刊号的发刊词《青年记者学会组织的必要和前途》主张，“集合有强烈事业心的青年记者们，为我们自己，为新闻事业，为中华民族之解放与建设而努力。”范长江为《新闻记者》撰写了不少文章，在《建立新闻记者的正确作风》中，他特别指出：“有了健全高尚的人格，才可以配做新闻记者。新闻记者应当是社会所敬重的人物，如果在人格上有了根本的缺点，就不能算作新闻记者。”他认为：“作为一个新闻记者，一是必须绝对忠实，必须以最客观之态度，从事新闻工作；二是必须生活于自己的正当收入的工作中，绝不拿任何方面的一个铜板津贴。”这两句话后来成为“青记”会员共同的信条和守则，成为许多人新闻生涯的座右铭。

1938年底，武汉沦陷。“青记”一度迁到长沙。长沙大火后，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退到了桂林，并在桂林设立了南方办事处。早在9月，武汉弃守前夕，范长江对夏衍说，我们自己组织起来办个通讯社，通过通讯社向国际宣传处供稿，向国内和香港、仰光等地150多家海外报刊供应稿件，提供战地通讯，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把解放区和国统区的真实信息发往香港、南洋和海外的侨报。

范长江的意见很快得到了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的支持。1938年10月20日，胡愈之、范长江、孟秋江等在长沙正式成立了“国际新闻社”。创办一个月后，因长沙大火，“国新社”迁往桂林。在抗战烽火中成长的“国新社”，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新闻机构，当时在国统区很有影响力。除桂林外，重庆、香港也设立了办事处和分社。范长江曾说，他主持的国际新闻社是一个“大胆的试验”，可以巧妙地利用“国新社”的合法地位和反动派周旋，实际上通过海内外几百种媒体传播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

当时抗战已进入相持阶段，青年记者的任务是动员更多优秀的青年记者到前线去，到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游击战区去，坚持新闻工作，巩固抗战军民的胜利信心，粉碎敌人的宣传政策，“青记”总会南方办事处举办了“战时新闻工作讲习班”。举办之初，学员就有百余人，由范长江、孟秋江、陆诒、陈农菲、张铁生、夏衍等任讲师。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因“青记”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国民党恨之入骨，终于在1941年4月28日将“青记”封闭。被封后，“青记”活动却从未停息，延安分会、晋西分会、冀中分会、晋察冀边区分会等分会的活动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青记”总会虽然只生存了短暂的3年半时间，但它已成为中国爱国、进步的新闻工作者的一面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