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的日程安排非常之满，令我们惊讶的是，为了准备我们的采访，他密密麻麻地写了三页纸：“三中全会前后，我推辞了除《上海观察》之外所有的采访请求，我想尽一名上海市决咨委委员的责任”，俞可平说。

自贸区倒逼创新治理

上世纪80年代，年轻的俞可平先后在厦大与北大负笈求学。那时候的中国，风动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了持续至今的改革开放历程。俞可平一直认为，这首先是一场政治改革，中国的政治改革并非许多西方学者理解的政治体制改革，而是一种不涉及基本政治框架的变动、以政府治理或政府管理体制为重点内容的改革。中国的经济多元化进程正是以政治改革启动，经济改革的深入反过来又促使政治体制的进一步变革。30年后的今天，他说，“我们又到了社会发展的关节点。”

上海观察：上海自贸区挂牌后，虽然上海市领导一直强调不会涉及政改，也不会涉及意识形态领域，但仍有评论说”1979年春天,邓小平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 个圈；2013年夏天,中央在东海边又画了一个圈——上海自贸区”，认为自贸区不仅打开了经改空间，更是开启了政改的可能。您怎么看？

俞可平：我不认为自贸区是政治改革的试验区，但自贸区必将迫使政府进行政治方面的改革，特别是促使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显而易见，自贸区在税收、贸易、外汇、土地等重要环节的改革势必会突破现行的法律法规。举例来说，自贸区内的企业从成立到日常管理，将最大限度地依照国际惯例行使；相关法律的某些条款，或作出修正，或在自贸区内暂停实施。出入境管理体制则更是必然要改革，既然是自由贸易区，对相关人员的出入境当然要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度。

基于互联网的信息自由流动，是网络时代最重要的特征。很难想象自贸区内的外资企业、外国商人会接受对信息自由流动的众多限制。我已经注意到，上海已经明确发布消息：自贸区内不可能完全开放网络。我不知道这方面今后会遇到什么挑战，但上海应当早做战略谋划，并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上海观察：那么，上海自贸区成功的关键在哪里，它将在哪些层面促进政府管理与职能改革？

俞可平：我认为，自贸区成功与否有两个关节点。一是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二是如何处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让社会发挥更大作用。这将在许多方面倒逼政府治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特别是政府管制的范围与事项、公共服务的规范和质量、信息的透明与工作、行政效率与专业化、条块分割与统合、民间组织的登记与管理。

简而言之，自贸区的政府应当是一个创新型政府，通过不断创新来提升治理能力。

上海经验可以全国推广

上海自贸区的经验与模式能否在全国推广？国内外媒体有着不同的观点。作为浙江诸暨人，俞可平对上海并不陌生。“相对来说，上海公务员的素质确实较高”，至于这一优势会否成为自贸区经验在全国推广复制的“天花板”，俞可平有着自己的观点。

上海观察：有媒体认为，即便上海在自贸区取得一些改革经验，由于软硬件条件的差异，也无法在全国进行推广和复制。您是否认同这种说法？

俞可平：中国改革的一条成功经验，就是以点带面的推进。即先在小范围或局部地区试验，取得成功后在更大范围，直至在全国推广。这条经验弥足珍贵，上升到理 论高度叫做“路径依赖”，它不会产生休克疗法的后果，有一个试错与选择的过程。因此，在涉及重大体制改革时，应当长期坚持。

当然，地方不同，政策落地效果肯定会有差异。但我认为，这很正常，也是我国地方差异性的体现。正因为此，所以我一直倡导改革不宜一刀切，要考虑地方差异性，要给地方充分自主性。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应当有高度的地方自治，这不仅符合中国民主政治的方向，也符合中国的国情。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上海经验只适宜于上海，不能在其他地方推广。因为，我们的基本改革和政策，更多体现的是共性，而不是个性。例如，高水平的政府治理，一定要发挥市场和社会的作用，一定要官民共治。这些不要说上海与其他地方，就是放眼世界，也同样适用。

公民理性是官民共治前提

作为新中国首批培养的政治学博士，尽管国内政学两界仍对“善治”“公民精神”“社会治理”有不同认识，但执着的俞可平依旧在各个场合大声疾呼：中国治理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善治。他认为，善治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管理过程。政府只有通过不断地进行自身改革和创新才能实现善治。

上海观察：您刚刚提到“官民共治”，但很多时候，民意未必理性，故有“民意可杀人”一说。这又该如何理解？

俞可平：我提倡“善治”有个前提，即是理性。政府与公民任何一方不理性，都不能合作。民意政治的兴起、对决策影响力的加强，它表明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以 及政府对民意的尊重，是我国民主政治进步的表现。但民意政治的兴起也带来不少负面效果，特别是民粹主义情绪的产生——“反正我是民，你是官，只要不满足我的要求，你就是不对的”。还有像“网络暴力”和所谓的“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政治”逻辑，都是非理性的和民粹主义的，有些甚至是非法的。

再比如，近年来像垃圾处理场、电信发射塔、发电站等公共生活设施的建设，引发了不少群体性事情。这里面，既有政府工作做得不细致，也有民意的非理性。但最重要的，是缺少通畅的民意表达渠道、完善的法治环境和基本的公民精神。解决公民的非理性行为，阻止民粹主义，根本的途径还在于推进民主与法制，培育公民意识和公民精神。

我希望上海在培育公民精神，推进官民共治和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方面，能做出新的尝试、新的设计，这对整个国家进步都有着深远的意义。我们一定要过这个坎。

上海观察：上月闭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有个引入注目的地方，就是特别强调社会治理创新和提高社会治理水平。但是对于上海这样一个大量外来人口积聚，利益高度分化的大城市来说，挑战也非同寻常。

俞可平：我一直主张用“社会治理”的概念替代“社会管理”。三年前中央有关部门委托我主持制定“社会管理创新评估指标体系”，我当时就建议将“社会管理” 改为“社会治理”，中央有关同志也同意了我的建议。因为“社会治理”蕴含着政府与公民的合作，而不是简单的政府控制或者管制，且更容易为国际社会理解和接受。我特别希望上海自贸区在社会治理创新方面，能够做出一些有重要推广价值的改革创新，因为我们在社会治理方面正面临相当严峻的挑战。

从世界各国社会治理创新的经验来看，以下几点特别值得上海在未来社会治理中学习借鉴：第一，政府对社会事务要更多规范引导而更少直接管制；第二，社会组织 或公民社会要更多地承担社会治理的责任；第三，市场力量要在社会治理创新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第四，社会创新和社会企业应成为改善社会治理的重要因素；最后，应当更多地利用新的科技手段进行社会治理创新。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编辑：洪俊杰 编辑邮箱shguancha@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