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工王晓显在担任一起离婚案件的“探视监督人”之前，从没想到过，自己会和一个“毫不相干”的家庭，有如此深的牵扯。

一对年轻夫妇离婚后，3岁儿子每周一次的探视成了双方生活中最烦恼的一件事。女方一见到曾经家暴过自己的前夫就很害怕，也不希望孩子见到父亲，而男方却每日期盼着与孩子团聚，双方一个“躲”一个“追”。长达半年时间里，王晓显每周都会抽出业余时间，在商场里陪着三个人见面，平复着离婚夫妻之间随时可能升起的硝烟，让孩子在和平氛围中度过一段亲情时光。

在此过程中，这对年轻人之间的恩怨矛盾、各自的性格弱点甚至家庭隐私，都一览无遗地暴露在王晓显面前。他一边调适着自己的角色、一边渐渐找到了这个家庭之所以破裂的根源问题……

这个做法有个法律上的专业术语，叫做“社会力量参与家事审判”。2016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选取了118家中基层法院，开展为期两年的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普陀区是其中试点之一。普陀区法院与王晓显所在的市阳光中心普陀工作站合作，尝试介入35周岁以下青年离婚案或未成年子女10周岁以下父母离婚案，对这类案件进行社会调查与调解工作，在普陀区就有11名王晓显这样的社工。

11名专业社工介入“离婚风波”

需要社工介入的家事审判案件，为何有这两个条件——“离婚双方是35周岁以下青年”以及“家有10周岁以下未成年子女”？这是因为，年轻“80后”夫妻组成的家庭，会有一些共同的“不稳定性”，比如年轻人因家庭琐事冲突容易导致一触即发的情绪失控，相互之间的爱情亲情相对脆弱，撕下“面纱”后又容易互相诋毁与算计，乃至暴力相向，而危机的夹缝中，受伤最深就是年幼的孩子。同时这些离婚案件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权的归属、探视等方面，也往往存在着争议。

“社工对婚姻问题的介入和服务难度很大，但又不得不做，这件事意义重大。”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普陀工作站站长汤瑾说，工作站与普陀团区委、区法院共同合作与尝试，组建了一支11人的专业社工队伍。他们本身专业能力就比较强，都具备5年以上工作经验、中级社工或者心理咨询资质、有一定的法律知识。通过资深法官和律师的专题培训与每月沙龙研讨，帮助他们迅速积累经验、提高处理问题的技巧。
 

目前，社工们主要介入的是庭前调查、庭前调解、开庭宣读调查报告和探望监督人等四项工作。

庭前调查工作中，属地化的社工普遍对本社区很熟悉，他们可以通过社区了解家事案件双方当事人的社区情况，综合婚姻状况、子女照顾情况、社会评价等方面的信息出具社会调查报告，并根据实际调查对孩子的抚养权给法院提出倾向性意见。

曾经有不服气的案件当事人跟法院闹：“这个社工就跟我们见了几次面，他对孩子归谁抚养这件事有啥发言权？”对此，汤瑾解释道，孩子的抚养权可以说是离婚案件中最重要的一项约定，关于孩子的一生。社工在进行大量外围调查的基础上，完全站在“儿童利益最大化”和保护儿童健康成长的立场作出判断，对于判案法官来说是一份中立公正而有价值的参考。

而庭前调解也是社工干预年轻夫妻冲突的有效途径。在不少成功调解的案例中，社工帮助离婚夫妻消除对抚养权归属的争议，排除探视过程中遇到的阻碍，保护儿童权益。社工还有一项职责，就是开庭宣读调查报告，并对原被告双方进行家庭婚姻指导。
 

“探望监督人”全程陪同父子相见

王晓显担任的“探望监督人”职责，可以界定为，因抚养权变更、抚养费纠纷、探视权纠纷的家事纠纷案件，根据法院委托，社工承担陪同一方行使探视权的工作。

开头的案例中，王晓显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与这名翁女士见面的场景。当时，他和其前夫周先生一起等候在翁女士家门口，只见她迟疑地抱着孩子走下楼、一脸害怕表情。母亲的抗拒心理也“传染”给了孩子，小女儿也对很久未见的父亲感到陌生，紧紧拉着母亲衣角。毫无亲密感的一家三口，外加一个局外人，这一幕着实有些尴尬。
 

而这正是王晓显想去改变的。他在前期社会调查时已有心理准备，得知男方曾有婚内家暴行为，致使前妻不敢单独面对他，但根据双方在法院的要约，双方必须每周末陪同孩子前往附近商场的儿童活动中心。王晓显的任务就是为孩子“说话”，最大程度消弭其父母之间的对立情绪，让孩子快乐地和父母在一起。

那天，四个人一起乘了辆出租车。翁女士执意不愿与周先生靠近，要求他一人坐在前排，自己带着孩子和社工坐在一起。王晓显借这个机会亲近孩子、和翁女士闲聊起来，彼此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在商场儿童乐园里，周先生带着孩子到处玩，王晓显继续和翁女士聊天，他劝说翁女士“想开一点”，多让前夫承担一些照顾孩子的责任。

一周又一周，这个家庭的关系在一个“陌生人”陪伴中渐渐好转起来。夫妇俩无数次当着王晓显的面互相抱怨和责怪，王晓显也在这样的过程中越来越了解他们的相处模式，越来越擅长担任“和事佬”角色。

一段时间以后，双方总算可以正常交接、合理沟通，王晓显的“探望监督人”工作也算告一段落。没想到，今年年初翁女士又打来电话，迫切需要帮助。原来，周先生希望春节期间带着孩子去外省市看望奶奶，还说要把孩子带走不再回来。王晓显马上约谈周先生，问他怎么回事，周先生坦言自己一时情急说了不恰当的话，但表示确实希望母亲见见孙子。王晓显觉得，周先生并非那么不讲理，于是努力帮助双方讲和，在他调解下，周先生同意让母亲到上海过年，翁女士则同意让孩子在奶奶家住两天。

“这对离婚夫妻的案例很典型。”王晓显总结说，从一些琐事上看出，他们俩在一些无关原则的事情上都不肯让步，都不愿意流露真实想法。他们分别都会在微信上大段大段地描述自己的付出和辛劳，最后往往会附上一句“不要让他/她知道！”他有一次尝试把双方的“默默付出”告诉对方，但俩人的回答又是惊人一致:“他/她真是演技派！”

王晓显觉得，这对离婚夫妻之间的相处惯性模式已经难以改变，他只能努力降低这种负面相处方式对孩子的影响，而他们注定要为孩子的成长付出更多。
 

行为偏差少年曾经“爹不疼娘不爱”

不久前，曹杨青少年社工贺幼迪受普陀区法院委托，开展“张女士诉李先生变更抚养纠纷案”社会调查。在调查走访的过程中，贺幼迪结识了15岁男孩阳阳，当时他的父母正在为推卸他的抚养关系对簿公堂。

阳阳父母离婚2年多，他的抚养关系判归其母，父亲每月支付1600元抚养费。只过了半年，他的父母就因抚养费、房产纠纷激烈争吵。贺幼迪很同情阳阳，母亲张女士一味纠缠于抚养费、房产的纠纷中，不能自拔，根本不考虑孩子的感受，而李先生更是不闻不问，连节假日都不打一个电话。扭曲环境下的阳阳，逐渐形成了欺骗型人格，经常对大人撒谎、偷盗家中钱物，甚至离家出走、逃学逃夜，升学也受到了影响。

贺幼迪制订了服务计划：首先，她通过电话、微信、上门走访等方式与李先生取得联系，逐渐改变他对前妻的抵触行为，说服他定期前往探视孩子，履行父亲义务；接着，她通过社区未保办、学校老师等渠道了解阳阳的学校表现，并安排父子在学校相见。

这次由社工领着和儿子见面，距离李先生上次见儿子，已经有两年了。一路上，他都显得很紧张，口中喃喃自语:“这么久不见，都不知道长成什么样子了……”起初，父子相见确实有些气氛紧张。贺幼迪不失时机地暗示他们双眼对视，毕竟是亲情可贵，俩人很快从执手相对变为相拥而坐，李先生要求阳阳不准再逃学逃夜，阳阳也郑重答应，还希望父亲能定期到校探视。

在目前社工们参与的52件案件中，最常遇到的几种类型，主要包括夫妻双方婚前感情基础薄弱、缺少沟通、一方存在婚外情等等，这些情况都会导致婚姻破裂、让无辜的儿童陷入凄苦境地。

伦理学博士闫玉在她的婚姻伦理研究中认为，夫妻之间的关系经历传统社会“藤与树缠绕”的依赖式，已渐渐演变为现代社会以及未来社会“树与树牵手”的伙伴式。要想真正地提高家庭生活质量、给孩子提供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最好的办法就是寻求一种近似平等、尊重、有责任的相处模式，长期维持家庭持久和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