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 朱珉迕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一座城市的高下，更需要从经济之外找指标。

2016年秋天，“卓越全球城市”开始在上海成为愿景。这座城市将目光瞄向2040年，试图全方位比肩那些老牌的“国际大都市”。

上海的历史地位，以及今天在全国所处的方位，让这个目标显得顺理成章。但打造“全球城市”殊为不易，何况“卓越”，摆在面前就有多道不得不过的关卡，比如：怎么让一座24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运转高效、安全有序、充满活力？

这是世界性难题，亦是必破之题。2017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人代会上海代表团审议时，要求上海在推进社会治理创新上有新作为；此前连续数年，总书记都叮嘱上海，要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子”。

“城市管理要像绣花一样精细”，总书记的这句话，成了很多人的口头禅。而正是通过打磨“绣花功夫”，上海直接回应着正在遭遇的挑战，亦从一个侧面诠释“排头兵、先行者”的担当。

从“不可能”到“必须成”

有至少两年时间，这座城市的许多人，是在近乎“2+5”“白+黑”中度过的。他们的休息日，被用来做一件叫“补短板”的事情。

2015年下半年，“补短板”在上海成了高频词。那年夏天，由市委书记率队的几次突袭式“暗访”，揭开了城市深处种种“暗疮”——违法建筑丛生、交通秩序混乱、中小河道污染……存在于上海角角落落的现状，同这座城市的光鲜外表极不相称。

很快，“补短板”成了上海的一大要务。2016年、2017年，上海市委连续两年将其列为“一号课题”。这曾出乎不少人意料。在他们眼里，作为中国改革开放龙头的上海，历来关注的是最出挑、最前沿的事情。

这或许也是一种辩证法：超大城市治理，既要探索前沿，又要修补短板，两者密不可分。2015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就直言，上海现在的突出问题是“短板太短”，这已经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如果下一个五年不补好，就会反过来影响长板继续加长。”

那份长长的任务书，亦随这种辩证法而来——2015年秋天，启动“五违四必”环境综合整治，要求坚决拆除违法无证建筑、取缔违规无证经营，全市覆盖、没有例外、没有特殊；2016年春天，启动交通违法行为大整治，力图最大程度整顿道路交通秩序、遏制交通违法；2016年秋天，中小河道整治推开，要求到次年底全市中小河道基本消除黑臭……一环紧扣一环的“补短板”任务，每一项均被要求“紧要目标、务期必成”。

对不少干部尤其是基层干部来说，这份任务书里，一度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譬如拆违，仅市西一个小村庄违建量就达60多万平方米，而这存在了至少10年的60多万平米，每年会为当地创造上亿元收入。在许多类似地方，拆掉违建，就等于拆掉一棵根深叶茂的摇钱树，涉及复杂的利益关系和历史问题。

亦是由于任务之巨、根源之深，交通整治、河道整治等伊始，同样伴随“怎么可能”之类的疑问。

但着眼一座城市的协调发展和全体市民的民生福祉，愈是“不可能”之事，愈是“必须成”。

从“点对点”到“组合拳”

在“五违四必”整治启动大半年后，一位村支书悟出一句话：“想干事，就能想出很多办法；不想干事，就会找出很多理由。”

经由市领导的推广，这句基层干部的切身感悟，成了流行沪上的“金句”，亦成为上海治城的写照——面对超大城市治理的种种挑战，需要“想干事”这一基本态度，以及基于态度的“很多办法”。治城之道，既要雄心，亦需智慧，两者结合，方为担当。

有两个词，如今被视为重要的方法论：一是“协同”，一是“支撑”。前者针对的是过去条块分割、各自为阵的窘境，这种“九龙治水”式的格局往往导致无用功；后者则指向另一种陈弊——出现问题总是基层一线冲在最前面，但冲在最前面的却往往赤手空拳，结果同样是无用功。

今天，无用功就是资源消耗，这是新的“不可承受之重”。而在一个超大城市，改变这种僵局，不靠就事论事，而需系统变革。

2014年的岁末，上海拿出了一套“1+6”文件——历时一年形成的《上海市委关于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意见》和6个配套文件，是当年上海“一号课题”的直接成果，亦掀开一场20年未有的基层大改革——全市街道被取消招商引资职能，居村党组织书记培养作为重要的班长工程推进，探索建立社区工作者队伍职业化体系……

那一年，上海的决策者把很多时间花在了上海的百余个街镇和千万个村居上。这些城市的末梢受到了空前关注，不少居委干部被直接请到市委大院出谋划策。“一号课题”结题时，市委召开的推进大会，亦罕见地直通全市村居。

“一切围着基层想、一切围着基层干、一切围着基层转。”这三个“一切”，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后来人们慢慢读懂了这句话的深意——解决治理难题尤其是“短板”问题，都依靠着基层打下的基础。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层的动员能力、创造能力，是现代城市治理的根基。

而在两年多以后，上海拆掉了1.5亿多平方米违法建筑，交通事故数下降了近四分之一，黑臭河道正在逐步变清。还有一件事让外界惊讶：连续两年春节，上海外环内再没有燃放过烟花爆竹。

不止一位基层干部事后回忆，如果没有一系列制度为他们“赋权”，并使之得以调动更广大的基层力量，这些事“想也别想”——当然，缺乏了专业帮助、政策支持、法律支撑，要做成许多事，同样“想都别想”。

从“管今天”到“治未来”

对一些年事已高的基层干部来说，“1+6”文件的另一大意义，在于让他们吃了一颗定心丸——曾经因为后继乏人，不少基层“老法师”面临着难以退休的尴尬。如今，有了专门针对后备队伍建设的一套体系，至少能保证20年内不会“青黄不接”。

他们的经历，如同一个缩影。某种意义上，能看到20年甚至更久以后，这比解决当下问题更具意涵。

在“补短板”两年之后，阶段性的成果并未让这座城市沾沾自喜，相反更有远虑。短期政策效果会有衰减，当下成果能否转化为长远成效，而不至于遭遇反弹回潮，是治理者们思量更多的问题。

也正因此，“长效机制”在上海的许多领域都被反复强调，亦频出新举。在交通大整治一年之后，新修订的《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正式出台。被称作“史上最严”的这部地方法规，其修订几乎与整治同步，就是为了给“长治”提供法律后盾；而在“五违四必”整治初步告捷后，镇、村的招商引资权亦被套上“紧箍咒”，目的则是从源头切断“低能低效”的可能性，治标而更治本。

按照中央和总书记的要求，上海探索的这条治理新路，要在“当下”之余顾及“未来”，用持续换得长效，用长效体现品质。这也顺应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方式现代化”的大背景——从“管理”到“治理”，一字之差，恰恰蕴含了眼前与长远、短期与长效的区别。

也正因此，今年，上海对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强调有加。这并不是赶时髦，而是真正意识到，精细化的城市治理既为前沿课题，就不能罔顾新兴技术手段，更不能错过新技术的窗口期。

而持续一年多发力的黄浦江滨江公共空间贯通工程，以及诸多公共文化空间的兴起，则诠释着另一种认知：一座城市终究要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以品质为先导、以人为尺度，今天付出一点，明天将得到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