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中国工人运动的发源地之一，是一座红色之城。属于这座城市的红色记忆，藏在黄浦江畔的仓库堆栈中，藏在古老深邃的老弄堂里，甚至在车水马龙的闹市也有90多年前先辈们走过的足迹。寻访红色记忆，也是寻找这座城市的底蕴和底色。

寻访之旅，从南昌路开始

老渔阳里2号，即今天南昌路100弄，有一座百年老房。房子坐北朝南，外观仍旧保持灰色，门上雕刻的花纹隐约可见。目前这幢房子为普通的居民住宅，住户一家已在此住了近40年。老居民告诉记者，这座老房其实是《新青年》编辑部旧址，陈独秀曾居住于此。

南昌路100弄，过去叫老渔阳里，没有醒目的招牌，隐匿在南昌路100弄里。

《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如今为普通民居。

墙上的铭牌揭示着它的过去。

新思维需要传播，报纸是主要途径。在老渔阳里2号，从全国各地发来的稿子汇集于此，进行编辑、印刷和出版，《新青年》每期发行一万份，它们被送到上海邮政局，通过火车运往全国各地，其中就包括长沙。

毛泽东初次在《新青年》上撰文是1917年，文章题目是《体育之研究》。1918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图书助理员时阅读了当时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开始思考中国是否能吸收苏俄的经验。18个月以后的1920年5月，毛泽东来到上海，蛰居在静安区安义路63号的一座房子里。那年夏天，他在这里思考中国的出路，最后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

安义路63号毛泽东故居，古色古香的砖木结构海派民居在摩天大楼的包围中格外显眼。

如今，这座室内空间仅80平方米的砖木结构两层石库门建筑，在闹市的车水马龙以及旁边甲级楼宇嘉里中心的包围下，显得别有一番古色古香的韵味。旧居在1959年被列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后，曾举办过专题展览对外开放，此后又一度关闭，自2013年12月修缮一新后正式向公众免费开放。

今天走在南昌路上，车水马龙，行人匆匆。上班路上的白领们是否会想起，在1924年，毛泽东也是沿着这条路“上班”的。当时他住在甲秀里，每天到南昌路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南昌路100弄里住着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孙中山先生也住在附近，他们俩曾相约一起去给工人做演讲。如今南昌路上这些名人居住过的石库门、老洋房，都变成了时尚小店，卖一些上海怀旧岁月的小玩意老古董，在这些潮流小店之间，是充满烟火气息的豆浆油条、小笼生煎。

今天的南昌路，低调而不失文艺气质。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兴业路76号举行，此后，共产党人脱下身上的长袍和西装，走向上海北部的纺织厂、走向黄浦江码头，唤醒广大劳动人民，激发出他们身上改变中国的力量。

中共一大会址。

工人运动的胜利

90多年前，浦东陆家嘴所在的地方还是一片农田，江边满是工厂和仓库。1921年7月20日下午，当中共“一大”正在黄浦江对岸召开期间，陆家嘴的英美烟卷厂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为反抗克扣工人工资与殴打工人的外国监工而愤然发起大罢工，这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初次胜利。

今天位于浦东民生码头的巨型筒仓，曾是亚洲最大粮仓。

坐落在成都北路高架桥下新闸路路口的一栋青灰色的石库门老房子，就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旧址陈列馆，陈列馆内，有一封工人的联名请愿书，呼吁北洋政府保护劳动者权益。带头署名的是一位共产党人邓中夏。在90多年前，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便与工人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当时，国人尚在朦朦胧胧的睁眼之际，而上海已是“世界工厂”。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旧址纪念馆。

外滩码头的船舶来来往往，沿着黄浦江和苏州河的工厂鳞次栉比。自甲午战争清政府签署《马关条约》后，包括上海在内的中国港口向世界敞开了大门。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蜂拥而至，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宽松的监管，让外商得以大量在中国设厂，无底线地剥削工人。

当时中国的工人不仅工资低廉，而且文化生活匮乏。共产党人认为要帮助工人阶级崛起，必先提高其文化水平。位于普陀区武宁路71号的沪西工人文化宫，就是为纪念一个早期工人组织“沪西工友俱乐部”而建成的。

今日的沪西工人文化宫。 黄尖尖 摄

昔日的西宫有影剧场、图书馆、阅览室、游泳池、溜冰场及多种电子游艺设施，是个名副其实的工人乐园。如今重返旧地，不少老工人感慨，那种记忆再也寻不回了。西宫东面的小商品市场和武宁路沿线店面已被全部拆除，那家营业了21年、远近驰名的“实惠点心店”在去年6月告别老街坊，搬到了兰溪路新店。西宫经过改造以后，将新建市工人文化宫，建设成一个集文化、体育、休闲功能于一体的市级重大文化设施。

在普陀，除了西宫，还有纺织厂聚集的苏州河“小沙渡”，许多著名领导人在这里发表演讲。而就在其中一个纺织厂——上海日商内外棉七厂，发生了一件标志着工人运动重大转折的事件，并直接成为“五卅运动”的导火索。

1925年5月15日，日本资本家枪杀了年仅20岁的工人斗争领袖顾正红，他的牺牲，激起全市各界公愤，一万多人参加了他的追悼会。一周后，更大规模的针对外国列强的抗议运动爆发，5月30日，100多名示威者遭逮捕，公共租界的英国巡捕开枪，导致13人死亡，数十人重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位于澳门路的顾正红纪念馆。 黄尖尖 摄

如今，每年都有来自各地的人们一批一批地来到位于普陀区澳门路的顾正红纪念馆瞻仰。展馆右后方有一片隐秘安静的草地，上面树立着一块纪念碑，碑前绿树成荫、繁花盛开，这就是顾正红当年殉难的地方。“五卅惨案”点燃了全中国，工人、学生、普通市民联合起来反抗外国势力，在抗议软弱的军阀政府无法保护他们的权利的同时，共产党的支持率直线上升，从1924年不足千人，一年后壮大到5万人。

北伐的列车开往上海

1927年3月21日至4月12日，是上海历史上波澜壮阔又神秘复杂的三个星期。一名法国著名作家安德烈·马尔罗以此为背景创作了小说《人的命运》，其中的主要角色就是以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为原型创作的。那一年，外滩海关大楼仍在建设当中，却见证了这个不平凡的春天。

今天的外滩万国建筑群。 黄尖尖 摄

“城外，北伐军在前进，步枪上闪烁着雨滴的微光，开往粉红的夜上海……城内，阵地已经侦查，射击点已经标出，整个城市已成为被瞄准的猎物。”——安德烈·马尔罗《人的命运》

那是1927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在磕磕碰碰中走进第四个年头。当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正准备攻打上海，周恩来作为中共上海区委军委书记，已经从广东秘密进入上海，准备发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同从南方打过来的蒋介石部队里应外合。

1927年3月21日早晨，北伐军已经攻占龙华，周恩来立即发出了工人武装起义的命令。中午，上海总工会下达了总同盟罢工令。位于杨树浦的32家工厂、8.53万工人当即响应，到下午时，杨树浦的罢工人数已达到10万，并成立了沪东工人纠察队，在徐航安等的带领下，向军阀据守的闸北进发。在天通庵车站，工人纠察队与从前线上下来的孙传芳部队迎面相遇，敌人用机枪扫射，工人们奋勇抵抗。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的上海工人纠察队。

起义队伍中还有一支大军是由商务印书馆的印刷工人组成。他们攻克了直鲁联军盘踞的东方图书馆，并在这里建立了起义的闸北总指挥部。如今的东方图书馆遗址在宝山路584号的上海市市北职业高级中学内。校舍环抱的绿地里竖立着一块“上海文物纪念地”石碑，校园内的学生和经过的路人来来往往。

东方图书馆是东方文化宝库，藏书规模曾为全国之最，1932年毁于日军炮火下。

3月22日下午6时，经过30多小时的鏖战，起义工人攻占上海北站，消灭了闸北最后据点。如今在静安区天目东路宝山路口，昔日的上海火车北站已变成上海铁路博物馆。室外的广场展区营造了一个早期铁路火车站的场景，笨重的蒸汽机车和木结构的月台雨棚显得饱经岁月沧桑。博物馆主楼按原比例80%，重现了具有英式古典建筑风格的上海老北站原样，于2004年8月上海铁路局建局55周年之际建成开放。

昔日的上海火车北站已变成上海铁路博物馆。

山雨欲来风满楼

今天的上海，人们可以搭乘便捷的交通工具到任何地方，没有路障，没有隔断，没有禁区。但在上世纪20年代的上海，情况却截然不同。

自1842年中英签署《南京条约》以后，上海有了第一块租界。租界不受中国政府管辖，行政、税收、警务独立。在此后一百年间，位于上海市中心的租界将这座城市一分为二。

由于上海当时特殊的城市布局，直到今天，关于这次武装起义的诸多细节依然是一个个谜题：工人掌握的武器从何而来？各个分散的战斗点是如何相互联络的？周恩来和军事委员会是怎样穿越市区去指挥战斗的？众多问题留待后世去解答，但是结果毋庸置疑，工人胜利了。

1927年3月22日，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成立。如今在黄浦区的蓬莱路171号，有一幢西班牙风格的建筑分外引人注目，过往的行人都知道这里是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办公地，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这里曾是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的办公地。然而，这个政府只存在了短短20多天，就被一场反革命政变断送了。

原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旧址，现在归黄浦公安分局所用。

1927年4月12日凌晨四点，临时政府成立第三周，上海各地同时爆发枪战，袭击者身穿工人便装，只有白底黑字的“工”字臂章能够辨识，这些人从租界各处出发，持枪冲入上海工人纠察队在闸北的总部和各区的分驻地。所有工人纠察队的武器被清缴，抵抗者非死即伤，当夜有约60人死亡，200多人受伤。这些袭击者是谁？又是谁给他们发出了命令？

蒋介石是在1927年3月26日抵达上海的，当时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已经成立。外界以为蒋介石也接受了这一事实，他甚至给上海市总工会送去了自己书写的“共同奋斗”题词。但老蒋有自己的盘算。

蒋介石来上海的第一天便申请了进入租界通行证，然后又向上海银行公会借了一笔三百万元的款项。四月的一天，上海青帮大佬杜月笙与租界的工部局总裁费信惇见面，要求法租界支援他五千支抢，并允许他穿越公共租界，把武器运到中国地界。蒋介石向银行公会借钱，向租界借路，向青帮借人，目的只有一个——“和共产党一战”。

新时代的开启

在“4·12政变”后，国民党强力镇压，工人受到压迫。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上海还是可留之地吗？但是，曾短暂迁往武汉的中共临时中央，最后还是选择迁回上海，因为这里有强大的工人力量，还有深植于民众中间的党的组织系统。

位于云南中路上著名的天蟾舞台，曾是上海闹市区，舞台旁边有楼梯直通向二楼的房间，这是一处秘密的中央机关。常来这里工作的有从莫斯科学习归来的邓小平。如遭遇警察突袭的紧急情况，参会的人员都可以通过相连的背后通道混入剧场中的人流，迅速撤离。

如今的天蟾大舞台每晚上演着传统戏曲。

一个经营着土布生意、名为“福兴”的商号，也是中共临时的中央秘密机关，由老板熊瑾玎和湖南籍女党员朱端绶打理，这对假扮的夫妇日久生情，后来结合为革命夫妻。朱端绶到上海时只有20岁，在这个花花世界里，她没有看过一场电影、逛过一次马路，她只知道如何保护好党中央的秘密机关。在她细心、周密的防范下，福兴商号在血雨腥风中安然存在了三年多的时间。

那段时间，党内有大量的高级干部聚集上海，生活与工作都冒着生命危险。陈独秀长子陈延年在山阴路被捕，工人领袖赵世炎在四川北路被捕，罗亦农在江宁路被捕，恽代英在杨树浦许昌路被杀，邓中夏在南昌路被杀……共产党员人数锐减。面对残酷的镇压和牺牲，部分党内领导人开始探索将革命的重心转向农村的可能性。毛泽东是领悟这个道理的第一人。

从上海南下到广东汕头，再折转到江西瑞金中共苏区，是无数共产党人实现从城市转移到农村所走过的路。上海与瑞金相隔千里，但上海的作用没有削弱。在新昌路99号，中共中央秘密印刷厂日夜工作，把共产党的传单发放到全国各地。

繁华的南京西路上，由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设计的国际饭店曾以“远东第一高楼”的美名代表着上海的高度。国际饭店于1934年12月正式开门迎客，同一年，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实施战略转移，踏上长征之路。15年后，当上海市民一朝醒来，发现年轻的解放军战士们在国际饭店门外靠墙而眠，露宿街头，那一天，上海解放了，一个新的时代正式开启。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解放军严格遵守入城纪律，战士们露宿街头，在人民中赢得了极大的威望。

今天的国际饭店已成为上海城市的地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