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父辈是建党和建军大业的亲历者，于是他们想追寻、了解父辈们的经历，保留那些生动的记忆。
   

然而，即便作为子女，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中，有的人只找到父辈的几张照片，有的人只找到一张报纸。
   

如今，一个世纪过去，即便这群子女大多也已经白发苍苍，而曾经的历史记忆，尤其是当事人丰富而生动的讲述，对下一代、下下一代显得越发重要。
   

如何让这些鲜活的历史记忆传承下去，让更多人了解？这大概是故事之外，留给我们的思考。

历经半个世纪的旧报纸
   

一切都仿佛电影里的故事。
   

1945年2月22日，浙江上虞危急。邱子华本是政工干部，却主动要求一起随军增援。
   

部队早晨出发。那天，妻子抱着不满1岁的女儿，站在门口，与丈夫邱子华惜别。
   

当天晚上，母女俩再也没有等来邱子华回家的身影。他牺牲了。
   

未满周岁的女儿什么都不懂。看着深夜啼哭的孩子，妻子何等心情，恐怕没有任何言语可以形容。
   

女儿叫曹肖华，15岁的一天，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她打开了那个妈妈常常会上锁、那天却忘记锁的抽屉，看到里面有一封已经拆开的信件，是北京邱子明伯伯的来信。
   

她一直以为身为开国少将的邱伯伯，仅仅是妈妈的战友，所以每次来上海都会看望妈妈和她，对她尤其亲切。直到看完这封信，曹肖华才知道，原来现在的父亲不是生父。她的生父叫邱子华，而邱伯伯则是她的亲伯父。
   

得知真相的曹肖华跟随伯父回了一趟福建老家。那一次，曹肖华在老家的纪念馆里，第一次见到生父的照片。邱子华头戴一顶红五星军帽，那张年轻英武的脸一直在她即将夺眶而出的眼泪中晃动。

原来，父亲长这个样子。
   

伯父为她讲述了父亲的过去，那些悲壮而荣耀的记忆。他还给了一张父亲的照片，说是1941年，在党校学习时，父亲与伯父兄弟重逢，父亲交给伯父这张照片，并自豪地说：“这是我在皖南事变中，带领18名保卫战士，拿着18支叶挺军长发的法国造的驳壳枪突围出来后拍的”。
   

从此亲人永别。
   

真正开始寻找父亲的相关资料，是在2009年以后。
   

有一天，在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活动中，战争时期曾任浙东纵队机关报总编的丁柯，特地拿出一份铅印《战斗报》递给曹肖华。

曹肖华一看，上面4个整版《追悼邱子华同志特辑》，就是在父亲牺牲后不久所写的，详细讲述了父亲的一生和牺牲的全过程，读来触目惊心。
   

也是这份报纸，让她决心重新寻访生父的故事。可惜，多处走访后发现，知道父亲生平的人实在很少。
   

而这份宝贵的《战斗报》，或许是父亲最重要、也是最后的记录了。
   

那些散落在历史长河中的记忆、那些惨烈却无人知晓的故事、那些生离死别和家国之情，随着人的远去，难道只能渐渐消散吗？

再也用不上的录音机
   

刘强从小向往当兵，也许是受父亲的影响。
   

父亲刘先胜是一位“老革命”，参加过安源路矿大罢工、秋收起义、反围剿战斗和长征，曾经作为粟裕的参谋长，协助指挥了高邮战斗、孟良崮战斗等，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刘先胜家庭合影

刘强的印象中，父亲是一个很威严的人，从来不讲自己的事。而他从小就在南京军区子弟学校住读，在家时间不长。偶尔父子俩交流，刘强忍不住显摆几句军事见解，父亲顶多夸一句“小子还可以嘛”。再多的交流，就没有了。
   

后来，刘强果真凭自己的本事去北方当兵。父亲心底里大概是为他骄傲的，但彼时，父亲什么也没表露。
   

北京有一些父亲当年的老战友，但刘强几乎没怎么见过。父亲从小严令禁止他随意去老战友家，怕他不懂事，打扰人家。唯独一次，母亲有事来北京，顺便拜访了父亲的老领导粟裕将军。
   

跟随母亲，刘强才第一次见到父亲嘴里的“战神”是什么样：一位面目和蔼的老伯伯，几乎看不出他是“战神”。更多细节，已不复记忆。
   

由于常年在北方，和在南京的父亲交流少。“父亲的一生，我其实知之甚少，他基本没给我留下什么记录。”刘强说，父亲小时候只上过一年私塾，文化水平不高，没有写东西的习惯，所以家里留下的文字材料少。
   

许多人都对他说：你父亲的经历，说出来就是一部详细生动的建军史啊。刘强心里一动，打算找父亲口述自己的人生经历，再用录音机录下来。
   

1977年，他特意买了一台录音机，兴致勃勃地想着，等到回家，立即找父亲录音。
   

但是未料，他再也等不到了。1977年10月，南京军区给刘强的部队发来急报，父亲刘先胜突发疾病，正在抢救。
   

那天，正在值班的刘强匆忙赶回南京老家，到家只见满屋子的亲朋好友。父亲走得竟如此突然，连最后一面都不曾得见。而那台买来的录音机，再也用不上了。
   

粟裕将军曾经对他说：“很多我们当年的回忆，东西都在你爸爸手里。”然而这些东西呢？会不会已经化为历史的尘埃了？

新四军合影，前排左二为刘先胜

此后，父亲的一生究竟什么样，他无从得知，只能从纪念馆、他人的回忆文章里拼凑只言片语。
   

浙江有一位整理党史的同志，曾经写过一本新四军人物传，内容相对详细。刘强得知后，立即借来复印了一本。
   

而补完父亲的一生，补完建党和建军大业中那些微小而生动的历史片段，或许已是他一道毕生的难题。

印着“八一”和五角星的日记本
   

张如曼至今还能想起自己6岁的那天，大概战友来过家里，父亲陷入回忆，神色激动。她缠着父亲，让他讲讲他们战争年代的故事。
   

父亲张大鹏是上海南汇人，1938年参加革命，历任浙东纵队海防大队大队长、华中海防纵队第二大队大队长、海军北海舰队工程部部长、海军北海舰队后勤部副部长等。

从来不提过去的父亲，唯独那天兴致高昂，坐在家里一张简易木头扶手的沙发上，说：“来，坐下，我来讲讲”。几个孩子就拿出小板凳坐下认真听。
   

“在浙江的时候，我们打过一仗……”这是一个悲壮的故事，一个关于70多名战士如何在大鱼山岛和500多名日伪军持续战斗7个多小时的故事。
   

父亲说，他当时并没有参与战斗，但讲述时，他表情沉痛，带着一丝颤抖：“送他们出发时，已经侦查过，以为岛上只有七八个人，五六条枪，所以让他们先去打个前战，结果去了以后，汉奸向日军告密，部队的消息走漏了……”
   

一听说新四军来了，敌方派出伪军300多人、日军200多人、一条军舰、5辆汽艇和2架飞机等，从陆、海、空三面围困70多名战士，意图歼灭。
   

70多对500多，这场战斗一度震惊中外。
   

听了这个“海上狼牙山”的故事后，幼小的张如曼深受触动，“父亲他们这一辈原来这样了不起”。
   

兄弟姐妹4人中，张如曼和父亲的相处时间最多。而她最后悔的是1993年，那天，父亲在医院治病，一直由她陪伴。父亲怕她无聊，开始在病床上讲述自己的人生。

他平时不爱说过去的历史，总认为“我的事情可以不讲，以后你们可以从其他人的文章里了解到我”、“有些故事等你们长大以后，会在书上看到的”。
   

那次他主动讲述，是多么难得。张如曼起初还记了几笔，然而后来跟不上就放弃了。当时，她心存侥幸地想，父亲装了心脏起搏器以后起码还能再活10年，有的是时间来记。
   

没想到，1年后的1994年9月，父亲去世。原来那次讲述，是父亲唯一一次对子女的人生自述。“当时我应该立即奔出去买个录音机”，张如曼一直为此后悔。
   

在父母双双离世后，张如曼兄弟姐妹终于打开了父母常年上锁的办公抽屉。

里面有父亲的黑色公文包，还有母亲的绿色笔记本。当中收藏着他们各自写好的人生履历、干部评议。一本醒目的塑料封皮日记本上，还印着“八一”字样和红色五角星，日记本里是一段段用钢笔写成的记录，虽然只是一些大纲，但也足够珍贵。
   

父母留下这样一叠资料，让许多人羡慕不已。
   

然而张如曼至今还记得，父亲一直反复强调一句话：历史不能由我一个人说了算，很多人合起来说的，才是完整的历史。

留下一个小皮箱
   

那天阳光正好，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老友们再一次相会在余江如的家。
   

退休9年的他，依然精神矍铄，忙里忙外。而大家谈论的话题，离不开一件事：你最近片子拍得怎样？
   

退休前，在上海市文广局工作的余江如已经开始拍摄老兵口述纪录片。直到退休，这件事依然在继续。
   

2003年至今，这个名叫《将士风采》的系列电视片已经拍摄了几百集，有400多位老兵珍贵的历史记忆，被镜头永远记录下来。然而，镜头之外还有更多的老人和故事，就此在光阴中消散，后人再也无从知晓。
   

余江如记得，有一次去采访拍摄一位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女战士，到了她家里，机器架好，拍摄开始，可老人对着镜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原来，这位老同志患有阿兹海默症，时而清醒，时而糊涂。
   

这已算幸运，至少留下了影像，更多的情况是：团队已经在路上，结果接到家属电话，老人因身体原因，拍摄临时取消。等第二次再约上门时间，抱歉，再也没有第二次了，老人已经去世。
   

十几年来，类似遗憾太多。而余江如最大的遗憾，则是自己的父亲在世时，他没有来得及采访。
   

余江如的父亲是开国少将余光茂，参加过反围剿和长征，曾指挥部队解放了现在上海的南汇、川沙、高桥等地，1955年后，任20军军长。

余光茂和夫人合影

“可是在我还没有意识到要记录父辈们的记忆时，他就已经永远离开我了。”余江如感叹。
   

对父亲最初的记忆是6岁时，那是他第一次回老家与父亲重逢。赣南的乡间小路崎岖不平，一行人中有的骑马，有的走路。当时小小的他坐在扁担的一头，被人一路挑在肩上。这是第一次与老家亲人团聚。
   

此后，余江如到浙江上军区子弟小学。从同学口中他才意识到，原来父亲是一名了不起的军人。可父亲究竟做了一些什么，身为子女，知道的并不多。
   

真正了解的那一刻，已是父亲去世后。1998年1月，上海天寒地冻，父亲病逝。余江如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打开了一个小皮箱。

小皮箱不大，里面整整齐齐摆放着父亲的各种信件、稿件和笔记本。每一类还用小细绳轻轻扎好。信件大概有几本书那样厚，纸张腐烂，发黄发脆，翻阅时需要特别小心翼翼。
   

那一刻，冬日暖阳照到小皮箱上，也似乎照进了流逝的岁月里。余江如心绪复杂，仿佛光阴一寸一寸，不知不觉从寻常的指缝间溜走，再也不能回头。
   

他终于触摸到作为父亲一面以外的余光茂，熟悉又陌生。慢慢阅读这些手稿，父亲的一生，通过发黄的纸张和文字，渐渐铺展在眼前。最早的信件从抗美援朝时期开始。而小皮箱里还有一个小铁盒，里面有爷爷奶奶托乡间教书先生代笔写给父亲的家书。
   

这是他熟悉的父亲，又不只是他的父亲。
   

可是他还是了解得太少。大家都了解得太少。

覆土珍藏的纪念
   

余江如等人，曾经设想过能不能在一些纪念日，去学校组织一台节目，讲述或表演烽火岁月里的故事。
   

年轻人会来吗？在这个“小鲜肉”流行的互联网时代，学生们还愿意坐下来认认真真看这些革命老故事吗？
   

这是所有人的疑问。
   

但至少，一些历史的记忆，虽然没有写在教科书上，却一直印刻在当地人的心中，从未散去。
   

多年以后，张如曼踏上了父亲讲述中的那座大鱼山岛。当时，还有渔民住在岛上，他们每到节日，就会来到埋葬烈士的墓碑前虔诚祈祷。生活在那里的人，一代代用自己的方式铭记着烈士们。
   

而让曹肖华意外的是，生父邱子华的墓碑，历经大半个世纪，一直被当地百姓保护着，至今还完好无损地竖立在那里。

原来，邱子华在战斗中牺牲后，400多名军民共同参加了追悼会，把他的遗体安葬在四明山。墓碑上，何克希司令员撰写了碑文：一个忠诚于革命与人民解放事业的共产党员邱志（子）华同志。
   

留下的党员和民众为了保护坟墓不被敌人破坏，就将墓碑覆土掩埋。直到解放以后，老区人民为了纪念邱子华，又在他的墓地重新将这块墓碑竖立起来。而这些，作为子女的曹肖华并不知情。
   

直到多年后，曹肖华来到四明山，被带到生父的墓碑前，才得知此事。母亲也特意来信叮嘱说：“关于你父亲的坟墓，一切由当地政府处理……作为一个烈士家属不要提什么要求。在当地牺牲，坟立在当地，这样对下一代更有教育意义”。
   

岁月如白驹过隙，再后来，四明山的墓地里，又多了一些当年浙东抗日游击队的老同志。似乎不管他们的老家在哪儿，他们都愿意把墓迁到四明山，这是他们与四明山的感情。而当地人，仍然不忘以各种方式纪念着他们。
   

用一生去寻找、一代代去纪念。

这样的民族记忆、口述历史，如何保存延续，如何感动更多人，尤其是今天的年轻人，是一个永恒的使命。

【对话】

解放日报·上观：曾经我们并不重视口述史，然而近几年它却越来越受欢迎。您觉得是为什么？
   

王晓葵（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民俗学研究所所长）：以前的史学研究，认为历史应该是客观的，口述依靠人的主观记忆，感性多变，并不准确。口述史因此不被重视。
   

然而最近这十几年，口述历史开始受到欢迎。一个客观原因是当事人不断消失，人越来越少，挖掘意识就越来越强。
   

而另一个原因，来自我们对口述史的重新认识。英国口述史学家保尔·汤普逊写了一本书叫《过去的声音———口述史》，他认为人的主观性其实很有价值。
   

原本，我们只考察历史上发生了什么，注重事件本身。但是加入主观性后，我们还会问，他们为什么这样理解这件事，为什么发生这样的行动。人的主观认知，也是推动事情的重要构成。
   

解放日报·上观：也就是说，老兵的回忆过去可能被作为二等史料、有误差的佐证。但现在倒过来，我们开始肯定口述记忆，因为它的背后，不仅是故事，更是当事人的价值和意义的呈现。
   

王晓葵：人类学常说，我们不是活在事实的世界，而是活在意义的世界。有学者认为人生有三种：作为生活的人生、作为经验的人生和作为叙事的人生。
   

马尔克斯在文学名著《百年孤独》中也写道：所谓人生，是对发生一切的回忆，以及唤起这些回忆的过程。
   

从这个角度看待口述史，它就有了新的价值。
   

解放日报·上观：但遗憾的是，口述史虽然丰富动人，但它往往碎片化，难以沉淀后凝聚成共同的文化记忆。这是口述史本身的原因，还是我们做得不够好？
   

王晓葵：德国学者扬·阿斯曼把记忆分为两种：文化记忆和交际记忆。

口述属于交际记忆，通过口耳相传，或网络流传，这种交际记忆最多只有几十年，只在某一个圈子里的人群中流传。特性就是碎片化，感性的，个体的，随时可能消散。
   

但交际记忆中，仍然会有某些要素被提炼出来，最终转化成文化记忆。
   

比如说有位教授得奖，只是交际记忆，过不了多久就会被人遗忘。但如果我们在他工作的地方设立纪念馆，百年以后，后人通过不断来此纪念，还会记得他得奖。这就变成了整个社会的文化记忆。
   

解放日报·上观：换言之，纪念碑、纪念馆这种实物，对记忆的代代传承特别重要？
   

王晓葵：这就是仪式的作用。社会通过组织结构、制度性安排，每年的某一天，去特定场所纪念，就会变成社会共同的文化记忆。否则，口述只能是碎片化的口述，随着人群的消失，共享的记忆也会消失。    
   

解放日报·上观：口述一个重要的优势在于，它往往充满感染力，能够轻易打动读者。有没有可能更好地发挥这种优势呢？
   

王晓葵：口述，伴随着人的感情、思想、意义、印象，和一般的历史材料不一样，你会为之感动，与之共鸣。

比如，读林觉民写给妻子的信，会感到这是一个和你一样有血有肉的人，字里行间对家人的爱，会让你有共鸣。而一旦剥离这些情感，变成文化记忆中的事实描述，感受就没有那么强烈。
   

如果某些口述记忆，我们希望代代铭记，那么组织化的平台和纪念仪式必不可少。我们需要不断地去提醒，不停地去建构，让后人懂得：先人们的死，与今天的生，其实息息相关。唯如此，它方能成为整个社会的文化记忆。

图片：采访嘉宾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