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胡鞍钢教授在《瞭望》著文，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观点，即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为五个发展阶段，前三个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上半场”，而后两个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下半场”。此文一出，引起多方关注。为此，上观新闻记者采访了几位上海学界理论专家，请他们谈谈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上海市委党校罗峰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发展历史过程，是“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在7.26讲话中指出，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要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变化的特点”，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在现代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发展征程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形成的基本依据和立论基础。正是因为我们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再到意识形态等方面奠定了社会主义国家性质，我们才确立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定位，才有了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等的提出；正是因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国际格局等的不断变动和发展，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又不是凝固不变的，它要随着时代的演进和社会的不断进步而被注入新的内容。从这个意义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上半场”（包括绝对贫困阶段（1978年以前）、温饱阶段（1979—1990年）和小康水平阶段（1991—2000年））和“下半场”（包括全面建成小康阶段（2001—2020年）和共同富裕阶段（2021—2050年））的划分，是变化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表征和形象概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下半场”，我国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又会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需要着力“四个伟大”（即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

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殷德生教授认为经过十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和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下半场”。“上半场”和“下半场”界限的一个重要体现就在于中等收入水平的达到。从低收入国家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半场”的重要标志。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下半场”的重要任务。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国家，其衡量的标准是人均GDP。据世界银行报告显示，2016年全球GDP总量达74万亿美元。其中，总量排名第一的美国占比24.32%；排名第二为中国，总量占比14.84%；排第三、第四的分别是日本、德国，各占比5.91%、4.54%。但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人均GDP约 8800美元，排在世界第70多位，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不仅如此，目前中国仍有4300多万贫困人口没有脱贫，发展短板不少。我们需要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既要防止急于求成而超越实际阶段，又要与时俱进走与社会实际相适应的发展阶段，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特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是中国的最大国情与最大实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长期性特征，其发展需要经过不同的阶段，在每个阶段都将呈现不同的阶段性使命。当下，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跨越，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的新使命。

上海市委党校赵刚印教授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这一重大的标识性论断，为我们打开了理论探索的巨大空间，相信理论界将迎来30多年来最大的一次理论创新窗口。热话题需要冷思考，自信而不自恋，科学而不虚妄，严谨而不夸张，这是理论工作者应有的理论品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但也仅仅是“初级阶段”中的一个新起点，而且“新的发展阶段”也意味着必然会出现一系列新问题和新矛盾，这一点也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一个克服急于求成、超越阶段、迷失自我的急躁情绪的问题，毕竟在这一点上我们有着深刻的历史教训。也只有如此，才能保持足够的定力，将理论创新真正建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和“最大实际”之上。

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与战略研究所郝宇青教授认为，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判断和定位问题，是一个关乎国家发展道路、发展战略与策略的重大抉择。如果定位不当，就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和失误。滞后了，会影响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超前了，会犯急躁冒进的错误，会破坏生产力。在当前我国社会上有一种认识，就是认为1987年党的十三大正式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判断已经过时了，已大大落后于我国的社会现实了，因而要求放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这一认识错误地判断了我国社会经济形势，是一种误解和曲解。应当说，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和定位是准确的，符合我国国情的。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把中国建设得更像社会主义。因为我们是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度里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意识形态的先进性和社会现实的落后性之间的矛盾是巨大的，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任务，又可以表述为：不断调适社会现实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差距的过程。这一调适的过程，虽然是以发展经济为主，但是，其他领域的发展也必须随之跟进。

上海社会科学院软实力研究中心胡键研究员认为，众所周知，足球比赛上下半场之间有一个间歇期，也就是“中间休息期”。而事实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似乎并没有这样一个“中间休息期”，而是一个连续不间断的过程。假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以后就“中间休息”的话，那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有可能停滞不前，也会因“中间休息期”而开始懈怠。革命时期毛泽东与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如何走的争论中，陈独秀主张“二次革命论”，即首先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无产阶级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共和国，建立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共和国；而毛泽东则主张中国革命“分两步走”，即第一步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在中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第二步是在此基础上，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使中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二次革命论”与“革命分两步走”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中间有一个资产阶级领导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后者则强调无产阶级始终是领导阶级。显然，前者犯了机械主义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