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变迁：清末民初读书人“朋友圈”的基础

1867年，日后成为一代大儒的温州读书人孙诒让赴杭州参加浙江乡试。这真是一段艰难的旅程！

那时由温到杭，只有陆路可走，需要经过丽水、金华、兰溪这一线漫漫的丘陵山川，走上十天半个月不是一件稀奇的事（直到1980年代，从温州乘汽车到杭州也要13个小时）。因此孙诒让要带上沉甸甸的行囊，雇佣挑夫，跋山涉水，晓行露宿。在这一路上，伴随他的是阵阵猿声，数卷旧书和欲登龙门而未卜的忐忑心情。

在这一路的漂泊中，他和同乡朋友结伴而行，偶尔遇到从浙江各地奔赴杭州的士子，在省城下榻的会馆和乡试的考场也能碰见故雨新知，更在发榜高中之后拥有了一批同治六年丁卯科的“同年”（科举考试同一批取中的读书人）朋友。但这种传统“朋友圈”拓展的范围毕竟有限，并不能有根本性的突破。

十年后（1877年），温州地区发生了一个当时并不起眼，但现在看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往宁波的海轮开通了！自此以后，温州读书人开启了他们“朋友圈”的革命。他们考科举终于不用再从陆路跋涉去杭州，而可以乘坐海轮开往宁波，由宁波去向上海，然后从上海调转头去杭州参加乡试，1909年沪杭铁路开通后，这条路线更变成了航运与铁路的联动，来去往复更加便捷。在这一个由技术变迁引发社会变迁的过程中，最关键的变量在海轮沟通了内地与上海。

一方面，五口通商后，上海迅速发展成为中国的金融、贸易、经济和航运中心，同时也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新文化的生产与传播中心。几乎每一个来到上海的读书人都会感受到西人、西艺、西学带来的冲击，并在这种强烈的冲击下感受新潮、吸收新知，转换旧日的脑筋。

由此1893年从温州出发参加乡试的陈黻宸，其科举之路与孙诒让就大有不同。

有了便利的海轮，陈黻宸和同科考试的温州读书人大多已不选择从陆路去杭州，因为乘坐轮船只需要26个小时就能到宁波，“沉闷漫长的翻山越岭、车马劳顿，除了死顽固，可能没人再愿意了”。除了时间成本的考虑，陈黻宸们读了一肚子四书五经，懂得了孔孟经典中的道理，却基本未离开过他生活的那个乡土社会。这次出远门参加考试他们第一次看到了巨大无比，浓烟滚滚的轮船，稍觉得洋人的“奇技淫巧”或许还有一定的可取之处。到了宁波，他们已可以发现种种与他们惯常生活不一样的新元素，而到轮船从吴淞入港，进入上海租界，新的风更是会全方位地笼罩他们。他们看到的是“香车骏马、电灯如昼，摩击喧阗，真称鬼国”，更会发现上海坊间“多有有用之书，胜吾乡远甚”！这些“有用之书”绝大部分来自江南制造局，采用新的印刷技术，内容包括史志、政治、交涉、兵志、兵学、船类、学务、工程、农学、矿学、工艺、商学、格致、算学、电学、化学、声学、光学、天学、地学、医学、图学、地理等等，五花八门，种类繁多，读了这些书，他们不禁会想和书的作者、译者与出版者交一个朋友。而到了教堂和教会学校，他们屡屡看到的是教士们展示的“上帝神迹”。这些“上帝神迹”实际上就是今日常见的，入门级的物理实验、化学实验和生物实验。但在当时为读书人打开了一扇通向新科技的大门。他们因为好奇而想去学习，因为渴望学习而纷纷和上海洋场的读书人成为了朋友。

可见海轮开通后的温州读书人，在去杭州参加古老的科举考试之前先接受了一遍上海新潮的“洗礼”。“洗礼”过后，他们看世界，看国家，看自己的出发点都在悄然地改变。之后他们中的某些人从上海出发，去北京参加会试，出国留学。这群人将会与变法、维新、改革、革命等关键词相联系，其朋友圈的革命将更加彻底。

另一方面，技术变迁不仅是能把人带出去，同时也能把新知带到以往所不能及的地方。对那些沉淀在乡土社会，无缘参加更高层次科举考试的温州读书人来说，其获得各种外部世界的讯息就依靠数日一班的海轮。1872年上海著名的《申报》创刊，1887年不少温州读书人已经开始定期阅读《申报》，相较不少地方早了好多年，这都源于当地新的交通环境。依托于海轮带来的新书报，地方读书人发展出了新的朋友圈。这一朋友圈将地方上那些提倡新学的人牢固结合在一起，成为了有力量来影响地方社会的新学群体。这个新学群体是如何互动的呢？我们来看温州读书人张棡的日记中光绪二十八年（1902）四月二十六日这一天的情况。

那天对温州瑞安的新学群体来说是个“大日子”，因为盼望多时的招商局海轮到了温州，正和信局的人带着新书报乘这趟船从上海回来了。他给张棡捎来了《新民丛报》第三、五、六、七号、《政艺通报》第六号和四月份的《中外日报》。看到久盼的报纸，张棡“欣慰之至！”当天下午他的新学同好余崧舫、项紉秋等闻讯马上跑到张棡家来看新书报，“均赞叹不已”。这样以托购、聚看、借阅、交换新书报来交朋友的情形在张棡日记中屡屡出现。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十二日下午，张棡内兄林骏家的工人依常例给他送来了正和信局寄来的《新民丛报》、《政艺通报》、《中外日报》和《同文沪报》。收到书报，张棡立即马不停蹄地写了三封信：一封回复林骏，一封给正和信局并附买报款四元，还有一封交庆元银楼老板石品南，因为这家银楼除了卖首饰外，还是新书报的代办处与销售地。张棡等每次进城，银楼就成了地方新学群体重要的聚会地点。张棡在寄信之外，还没忘记给林骏带一部“中版《日本国志》”，因为这位内兄已经拜托他寻觅此书很久了。

报纸、学校和学会：清末民初读书人交朋友的新空间

1840年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但在蒋廷黻看来这场战争后，中国漫漫二十年并没有启动现代化。1911年辛亥革命打落了亚洲第一顶皇冠，让中国由帝制进入了共和，但在瞿秋白看来这场革命不过是一个“挂招牌”式的革命。因此对清末民初读书人交朋友的进程来说，其最重要的时间节点或许并不在1840年，也不在1911年，而在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之后。

甲午战争的失败相较前几次战争的失败对中国读书人的刺激尤大，因为输给了自己原本并不放在眼里的日本。读书人痛定思痛，开始思考失败的原因。他们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民智未开”，遂有全力以赴办报刊、建学校和开学会的努力。因此这三种读书人交朋友的新空间在1895年后数量急剧膨胀。

根据著名思想史家张灏的研究，1895年前中国报刊大概在15家左右。1895-1898三年间，数目增加到60家，1913年是487家。五四时代数量更为激增。《中国年鉴》（China Year Book）的估计是840家，《申报》认为有1,134家，1917年美国人伍德布里奇（Samuel I. Woodbridge）在《中国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Sinica）给出的数字是2,000家。

在学校数量上，从1895年至1920年代，全国共设立了87所大专院校。在这87所大专院校中，有21所公私立大学，几乎包括了所有20世纪中国著名的大学，如北大、清华、燕京、东南诸大学。中小学的数量 据1911年9月的学部调查，1910年除教会及私人设立者外，全国学堂已有42444所，学生1270428人。 到1914年学堂数增至108448所，学生增至3643206人。

从学会看，从1895到1898年，初步统计约有76个学会组织。以后虽然因为资料缺乏，难以确计，但从许多零碎的报道可以推想这种结社一定相当普遍。

这些新空间的数量增长对于读书人有各种深远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一个是塑造了“想象的共同体”。读书人的社会上升在明清时代有它各种各样的机制。他首先需要科举之路顺畅，斩获不低的功名，其次需要有拿得出手的文章和诗作，最后则要在各种诗酒饮乐，品鉴书画的场合表现出与群体相匹配的才华。这些机制不仅门槛高，而且传播力有限。以文章和诗作为例，明清时代一个读书人编辑文集，刻上几百部已是了不得的事情，成本也相当高昂，以致读书人常常无力刻书，即使刻了也流传不广，轻易湮没。但出现了近代报刊之后，情况很不一样。因为近代报刊依托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其特点有三——印刷数量大，价格相对便宜，传播极其有力。

因此在清末民初，依托于报刊，结合学校与学会，出现了一批如梁启超、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年纪轻轻就已名满天下的明星读书人。地方上的读书人基本都未曾见过他们的真容，但却通过报刊上的文字被他们的思考所吸引，为他们的理论所折服，常常想着去请教胡适一个问题，与梁启超做一番讨论，并真切地感到全国各地都有和我一样的读书人在做同样的事，思考同样的问题。这种由报刊开启的想象性的联结成为了那个时代读书人交朋友的新底色。

另一个是进入这些新空间的读书人，其日常生活的世界发生了巨大改变。因为清末民初的报刊、学校和学会基本都在大城市之中，特别集中在上海、北京等中心城市。那些从乡村、小城镇来的青年面对的是一个他们从未接触过的新世界。在这个新世界里没有家族的规矩和父母的管束，因此周作人离开绍兴，来到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就可以半夜就寝，睡到日上三竿，不去上课；每日不读课本，读的都是从同学那里借来，鲁迅从日本给他寄来和他自己在南京城中搜罗来的“禁书”；在这个新世界里，他们接触到形形色色的新人物，囫囵吞枣了形形色色的新思想，开始做起了以往读书人不曾梦见的激烈行动；也在这个新世界里，他们中的一部分借助学校、报刊、学会提升了地位，获得了名声，几乎有一言而“搅动天下视听”的力量，却慢慢发觉他们正在脱离与中国社会的有机联系，成为了漂浮在城市中的一群自说自话，自成群类的人。

救国济世的情怀：清末民初读书人交朋友的理由

清末民初的中国是一个“打了大败仗、发生了大崩溃”的时代。1903年鲁迅在《自题小像》中说“灵台无计逃神矢”刻画的就是当时读书人无比沉痛、又难觅出路的复杂心情。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救国”成为了时代主题，也成为了清末民初读书人为何交朋友的理由。有人就说：“自入学之日，此身即非我所有，非父母有，非兄弟妻子有，直认为四万万同胞所离割，所牺牲之身，是以处亡决之世,存救亡之心，苦心热血，可盟天地而泣鬼神。”正是这种“此身非我所有”而为“国家所有”的信念推动着大批读书人发愤图强，毁家纾难，脱离优裕的生活环境，投入到革命救国的艰苦进程中去。这从当时读书人社团的名称就可见一斑。常有自治会、爱国会、誓死会、开知会、易知会、演说会、公强会、研究会、铁血会、联合会等等名目。这些名目无关于风花雪月，也无关于饮食男女，有的是因国难而奋起，因奋起而联结的慷慨与激昂，足见时代塑造青年，青年影响时代的风貌与精神。

不过“救国”成为清末民初读书人交朋友的一大理由，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倡导当时欧美式的凌驾他国，凌夷他种，弱肉强食的“狭隘国家主义”。他们倡导的是“世界的国家主义”，也因此而交上了朋友，1921年1月1日，五四时期最著名的学会——新民学会里的长沙友人召开新年大会，他们的新年大会不是吃喝玩乐，而是操办“思想的嘉年华”，讨论1920年7月新民旅法学会在法国蒙达尔尼会议上提出的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以及改造的方法、目的等问题。毛泽东在讨论中提出要“改造中国于世界”，因为“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

这证明即使在国势最为黑暗沉沦的时代，中国读书人中的先进分子对于其交朋友之后要“担负什么样的历史使命”有相当清晰的认识。所谓“改造中国于世界”一面当然说的是“救国”，但同时说的是“济世”。这种“救国济世”的情怀一面脱胎于我们的传统中，中国读书人从来就是在天下的范围里思考国家，在世界的范围内定位中华；另一方面则来自于清末民初读书人面对舶来的林林总总的思想与主义进行的持续而深入的思考，最终发展构建出了一条既有自身文明特性，又重视“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道路。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历史系

本文根据“东方讲坛·回首向来处”系列讲座演讲速记稿整理

主编：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