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恢复高考消息传来时，我正在上海市第五制药厂工作。当时能在那里工作不啻是个“金饭碗”，且我还已在厂里的技工学校读过书了。所以听说恢复高考的消息，最初我并不是很在乎。倒是周围的邻居、自家兄弟姐妹都劝我说，我这个年龄应该去读书。我11月才正式报名，12月去考试，准备很仓促，基础也比较差。完全抱着“别人都去试，我也去试试”的心态才去参加高考的。

当时的复旦大学校门。

回头看，当时我填志愿，第一填了上海第一医学院，第二填了上海交通大学，第三个填了浙江大学。填上医，是因为我们厂里的工程师建议说救死扶伤很好，且家里如果出个医生惠及亲属。填交大是因为我喜欢动手装半导体想做工程师。填浙大是因为我爸爸妈妈在宁波。可见当时，其实心里完全没有目标。

我家兄弟姐妹多，我是最小的。当时哥哥姐姐们都到全国各地去了。妈妈对我说，如果我考上大学到外地去，家里已经没有东西可供我了。所以临到了考场我都在犹豫，怀疑自己要给家里添麻烦。但又不甘心，也想看看天意究竟如何。所以考试前最后一刻，还扔了一个5分钱的硬币，想试试运气。当然最后，我进了考场。当时并不准备通过高考改变命运，想不到的是，后来确实被高考改变了命运。

考取后，我去上医报到。因为我们这届新生已经成年，而且大部分已经工作了，所以也没有家长送。我当时工作的厂里领导很重视，派了厂里唯一的一辆吉普车来送我们几个考上大学的青工报到，我就把小行李、小箱子带上，然后就送到上医东一号楼前面的会场，自己找自己的名字。那天名单上差不多有250个学生，我的学号是222号，找了半天，还怕自己搞错了。

当时热烈的学习氛围。

真正的立志，是进入上医以后才开始的。现在想来，当时上医的学习氛围，空前绝后。一方面当时还限制用电，每晚规定十点钟熄灯，所有的教室熄灯，只有12号教室是通宵通电的，我们叫“拼命教室”。这个教室是全部坐满人的，位置是要抢的，可想而知大家的学习热情。

当时同学年龄跨度很大，前后要差12岁，像我们小组的组长曹医生，他跟他女儿同时进校——他进大学，他女儿进小学。可想而知，大家不论接受能力、反应能力都不一样，但不论哪个年龄的人都是刻苦认真学习，没人觉得及格万岁。虽然少数同学原来做过赤脚医生，或者在医院里有工作经验，但绝大多数没有医学知识，所以对我们来讲是完全新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必须得要认真学习。

看到我们这么多学生这么卖力，老师也非常兴奋，倾囊相授。当时我们有几位非常出名的老师，包括教解剖的左焕琛老师，后来她任上海市副市长，还有许多后来很有名的老师，当时年纪很轻，都特别愿意课余的时候跟学生一起讨论。

我当时成绩算蛮好的，但看到同学们都那么努力，我必须更加刻苦。当然还因为我当时认识了高鑫（冯晓源夫人，内分泌专家）。她也给了我学习的动力。当时整个社会的气氛，就是尊重知识。我们当时上街，如果胸口有一块大学生的校徽戴着，所有人都刮目相看。所以我们所有的时间基本都用在学习上，甚至连社团活动也基本没有，就是读书、读书。我们有的同学到二年级的时候退学回去了，因为压力太大了，但是更多的是大家互相帮助，应该说这一届的学生总体的质量是非常高的，到了医院以后没有多久就成为医院的骨干。

比如我们小组的姜文奇同学，他跟我上下铺，我们5年一直在一起，他后来做过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副院长，也做过深圳大学医学院的院长，现在是中国抗癌协会的化疗分会的主任委员。还有高解春同学（上海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我的夫人高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内分泌专家）等等。

说到上医还有个有趣的事情，当时教育部、卫生部等，为了检验高考恢复以后招生的学生跟原来不高考的学生之间的差别，所以到年底想举行一次第一届77级的大学生水平检测，是全国13所医学院校举行的统一考试。为了备考，有些大学从10月份以后就不再安排任何事情，要求学生全力备考。我们当时的院长石美鑫则觉得，考试的水平固然要紧，对上医的名声也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这一届学生实际的动手能力、工作经验，所以他让我们全部到医院去“再实习”，我们大概在医院里再实习了3个多月吧，到12月份左右才回来集中复习考试。当时上医在全国考试的成绩倒数第二。

到我们毕业的那一天，石美鑫院长做总结的时候，我觉得他饱含热泪。他说，考试成绩不好的责任全由他承担，但是他觉得能够给这届学生的，一定是比考试更重要的东西，所以我们到现在还是非常敬重、非常怀念石院长。对我来讲，这几个月的实习，让我一步跨过了从学校到工作单位的间隙。我们77级上医毕业的学生，一到医院以后开始工作，远胜其他学校毕业的学生。医生们都说，“上医的学生会，你们怎么都不会？”我觉得这真的要感谢石院长，但是我们也很抱歉，没有把考试成绩考好。我觉得石院长说得有道理，考试只是一时的，你的工作能力对你的锻炼是一辈子的事情。

我1982年12月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以后，就被分配到华山医院放射科工作，我的老师陈星荣，他做过华山医院的院长，他的女儿比他更出名，是陈冲（影视演员）。当时我到华山医院放射科，他带着我骑自行车从华山医院到了上医，指定了三本书，全市外文的放射方面基础的书。他开好书单叮嘱我回去把它们读完，然后指定时间，要我看完向他汇报，他要给我讲解。这件事让我印象很深。

放射科是一个技术依赖性的科室，华山医院是全国第一个引进CT的医院，也是在全国数一数二非常早引进磁共振（MR）的医院。我的很多的老前辈、同事之前也工作了十几年、二十几年，但他们没有赶上技术发展的大时代。所以我非常幸运。如果没有国家开放，很多的技术没法引进，很多设备没法引进，我不能去国外学习，也不会有后面非常顺利的职业生涯。我赶上了技术发展的大时代。

所有个人的发展都和社会的发展捆在一起。回顾我自己40多年历程，如果没有国家的改革开放的政策，没有恢复高考这样一个契机，我可能还在厂里干活，也可能下岗了。但是这样一个大时代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机遇。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也是因为这个时代的发展对我们提出新的挑战、不同的挑战。尤其对我来讲，从一个专业的医生，然后去做行政领导，然后又自己去创业，这个过程也是大时代的需求、大时代的变化给我们的机遇。

在今年（中华医学会放射分会）的年会上他们让我做一个主题演讲，我说了三个C，首先是Challenge，第二个是Chance，第三个是Change，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要面对挑战，但是挑战里面有很多机会，看我们怎么样来改变自己，来接受这种挑战，来把事业做好。

（根据复旦校友会采访实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