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1962年，刚过10岁的陈尚君第一次随父亲来上海。

大城市道路比家乡南通复杂多了。但父亲穿街过巷，却显出熟稔。

那次到沪，是为了参加祖父陈云林80岁冥寿纪念。陈尚君见到了5位父辈亲属、他们的家庭成员以及许许多多堂兄弟姐妹。大家都聚在延安路福建路口祖父生前居住的石库门里，为这位已逝的大家长齐聚一堂。

那次到上海还做了些什么事，陈尚君已经不记得。只记得上海的棒冰又硬又好吃。卖棒冰小贩敲击木箱揽客的声音，过了半个多世纪还留在他脑海里。

陈尚君当时没有想过，为什么所有的亲戚都在上海，唯有他父亲这一家住在南通。要成年后很久，他才开始梳爬，这个普通宁波人家在上海的故事。

宁波同乡在上海

在上海这个五方杂处的城市里，宁波籍人士占比不小。宁波人迁居上海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其中第三阶段(1911年-1937年)是宁波商人在上海的鼎盛时期——20世纪30年代有人统计上海的工商业名人，在1836人的名单中宁波籍人士有453人。在上海的晋、徽、闽、粤、甬五大商帮中，最终还是宁波人成为第一大商帮。（《宁波人在上海》，2007年4月29日《新闻晨报》）

抗战初期，沪甬间航轮每天多达20余艘，日运输量一万余吨，可见关系之密切。解放前，上海许多著名工厂和商店，如宝大祥、信大祥绸布店，亨得利钟表店，春和永呢绒店，三阳南北货店，大中华火柴厂，五洲肥皂厂，大中华橡胶厂，中国化学工业社，国药业“四大家”——胡庆余、蔡同德、童涵春、冯存仁，还有祥生出租汽车公司，都是宁波人开设的。尤其是当时上海的金融业，宁波人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据1941年的一项统计，宁波人在上海就开有安康、福源等钱庄14家；汇丰、上海等银号5家；中国通商、四明、中国垦业等银行17家； 还有证券交易所14家。另一方面，宁波当地工商业的发展，也与沪甬籍同乡的投资扶植分不开。宁波的一些较大的工厂和商店，都有上海甬籍同乡的投资。宁波工商企业在遇到窘境时，也常常得到上海甬籍同乡的支持。（《甬沪唇齿相依》，1984年7月22日《解放日报》）

宁波的风俗习惯，都潜移默化影响了上海这座城市。连上海人目前用以自称的“阿拉”，都是受宁波话影响。

《上海通志》资料显示，1909年慈溪洪斋集合数十人于上海汉口路创建四明旅沪同乡会，不久会务中断，宁波施嵋青联合同乡绅商钱达三、朱葆三等于次年4月复兴同乡会，并改名为宁波旅沪同乡会，1911年2月在四明公所成立，李征五、虞洽卿、朱葆三为正副会长。到1946年，已有会员36490人，其中工商界24386人，学界2926人。

当时在沪同乡会发起或成立时都订有章程。宁波旅沪同乡会就以“团结同乡团体，发挥自治精神”为宗旨，在沪开设医院、设立学校以帮助同乡患者和教育同乡子弟，并且还开展为同乡排难解纷，传播工商业知识、救济失业同乡等事务。
宁波人让上海人刮目相看的一件事，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旅沪各同乡团体代表即于9月25日在宁波旅沪同乡会集会，提出10项抗日救国方案。30日，各同乡会假宁波同乡会会址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公推郑文同（绍兴）、董心琴（宁波）、郑正秋（潮州）、李振亚（安徽）、曹志幼（徽宁）为主席团成员。大会通过10项决议。其中包括呼吁支持各地民众抗日救国运动及其组织等。1937年“八一三”事变，宁波旅沪同乡会募捐167989.7元，在沪设难民收容所14处，在宁波设1处，还租用4条轮船行驶于沪甬之间，免费遣送同乡20余万人回籍。此后又陆续免费遣送82252人。

陈尚君的祖父陈云林，大约在1911年前后，从宁波来沪，进入一家同乡开设的药材店工作。在陈尚君的记忆里，家人描述中的这家药材店也是宁波同乡垄断性质。祖父勤勉谨慎，以一己之力，让家人在上海过上小康生活。上个世纪20年代，陈云林曾担任胡庆余堂的外寮告（相当于外销主管），经手的都是名贵滋补药材，每年有一千多大洋收入。与此同时，像当时所有和家乡保持联系的移民一样，陈云林也一直资助家乡的慈善工作，包括捐助义田等，至今记载祖父义举的碑刻，还留在宁波。在祖父之后，陈尚君的大伯父陈孝权子承父业，继续以宁波子弟身份进入这家药材店工作。而陈云林的小儿子陈孝良，即陈尚君的父亲，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则选择另一条道路——去南通学生意、当学徒。

终于又回归上海

图片说明：陈尚君外公一家上世纪40年代前期合影于上海，左为陈尚君母亲邵桂珠。

生命树上的另一条线，则是陈尚君的外祖父母，他们在1900年前后从宁波到上海谋生。

陈尚君的外公，是上个世纪30年代上海最知名的一家银楼里的工匠大师傅，专做高档首饰。到了上世纪40年代，陈尚君的外公外婆也离开上海，到南通工作。在南通老天宝银楼里，陈尚君的外公继续担任工匠大师傅，陈尚君的父亲则是店里的账房。同事加上同乡的情分，以及同样的上海情结，大师傅把大小姐托付给了小帐房，两家走到了一起。

而其他亲属在上海的故事，还在继续。继承祖父衣钵的伯父陈孝权，在药材店继续工作。到上世纪40年代，或许有感于战事频仍，大伯一度决定回到宁波原籍。但在他后来向侄子的自述中，习惯了城市生活的他，已经不能适应原籍的环境，很快又回到上海。陈尚君母亲这一支虽然去了南通，但母亲六姐妹中的老五则留在上海照顾年迈的外婆，住在山海关路406弄20号一户石库门中。上世纪60年代陈尚君参加大串联来沪时，还曾多次去拜访老太太。

陈尚君说，他所有的亲属，不论在上海还是南通，无不保持着勤勉、老实、规矩的家风。这些家族特征，也被陈尚君看做宁波人在异乡谋生的共有特征。1977年，陈尚君考入复旦大学后，家里最高兴的，就是父亲陈孝良。他说，“终于我们家又在上海有了一个据点”。像向外斜出的一枝又回转到老树干上，陈家这一房的子弟，又回到了清末以来祖父奋斗的城市。

从叶澄衷开始

此后至今，陈尚君在复旦大学求学、工作，也一直住在周边，再也没有离开。在最近撰写的一篇文章中，他重新回溯血脉里的宁波人传统，并感慨上海处处可见的宁波同乡留下的痕迹——包括陈尚君从他的办公室，可以看到的市肺科医院的叶家花园。

叶家花园的主人叶澄衷（1840-1899），也是宁波子弟，14岁到上海谋生。他先入成衣铺为学徒，后在虹口开顺记五金洋货店，从小五金做起，扩大业务，经销煤铁与进口钢材，后又开始引进灭火水龙、进口小火轮船、投资房地产等项目，最终成为当年上海华商首富。富裕后的他，在第二故乡上海和原籍宁波广泛开展慈善活动，捐建学校、医院。

陈尚君说：“近代上海城市的发展，贡献最大的可能就是宁波商帮。叶澄衷是宁波商帮早期领袖，他从少年丧父、孤身来沪的打工仔，挣扎经营，终于富甲一方，堪称上海传奇。在他身后，宁波人几乎无论贫富，都往上海走，成为近代上海都市繁荣的中坚力量。”

而都往上海走的这些宁波人，将他们循规蹈矩、刻苦勤勉，以及尽力保持体面和尊严的性格带到了上海，最终成为塑造城市文化中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

陈尚君，浙江慈溪人，1952年生于江苏南通，1977年进入复旦大学，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