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茨海默”+“新药”——隔些日子，秦彬就会在搜索框里打下这两个词，看有无新消息。

但几乎都是失望。

偶尔出现一两个耸动的标题，点进去看后就发现，不是广告，就是早已被判定无效的“新药”。

“连癌症现在都能治了，为什么痴呆就没有药呢！”他忍不住去“质问”父亲就诊的医生——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钟春玖。

钟春玖也揪心。

阿尔茨海默病（AD）属于老年痴呆症的一种，占据痴呆症患者中近2/3的人群。放眼全球各大神经疾病研究所，近20年来几无进展。自2000年以来，超过200种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药接受测试，但最终没有一种可以药到病除。

9月21日，是国际阿尔茨海默病日。“阿尔茨海默病中国解决方案专家研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

中国医师协会名誉会长、原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说：“2012年，患此病的患者人数是600万，如今已经超过1000万。随着老龄化，这个数字增长的速度将越来越快。”

阿尔茨海默病防治协会会长、北京交通大学生命科学与生物工程研究院教授王军说：“痴呆症给患者带来的痛苦、给照护者带来的精神压力，令人心碎，苦不堪言。全球都在寻找办法遏制，近几年，好几个被看好的药物开发都栽了大跟头。现在迫切需要新的思路去解决。”

中国工程院院士、神经药理学家唐希灿说，国际上的屡屡失败提供了教训，也给中国的科学家提供了机遇，或许国内AD领域相关研究能够实现弯道超车。

获知此会的秦彬，再度燃起希望。

高学历的他依然有一瞬间的羞耻感

100-7等于几？再减7呢？穿着蓝布中山装、81岁的老李坐在诊室里，想了想，算出了93，再往下，不说话了。

皮球、国旗、树木，复述一遍。老李迟疑着，勉强对了。

今年是几几年？老李脱口而出，“2008年”。一旁的老伴急得跺脚：“哎！错啦！”

李若赶紧拉住母亲，微笑，示意父亲不用在意。

身为管理学博士的李若，心里并非不紧张。

她感觉，每年一次的随访量表测量，就像考试，既考父亲，又在考她和母亲，看父亲这一年治疗效果如何，而她和母亲照护又是否得力。

3年前父亲的发病，来得毫无征兆。

一天起床，父亲突然说房子倒过来了，不停呕吐。送湖南当地医院紧急对症治疗后，又到上海，进一步诊治。

尽管在沪上已工作多年，但在医生给出诊断前，李若从未听说过“阿尔茨海默病”这个词。

医生指着父亲的脑部CT图像，给她对比正常人的，她第一次直观感受到，痴呆症患者脑部，原来缩水了这么一大块。

7年前，秦彬也是第一次在父亲诊断中看到“阿尔茨海默病”。他当时没懂，医生于是解释，“就是老年痴呆症的一种”。高学历的他一瞬间脑中划过一丝羞耻感。后来他在网上查，方知全国原来有好几百万人。

老蒋是患者中对记者最为避讳的。他目前还管着近百人规模的公司，可早在55岁就出现症状，属于“早老性痴呆”。

爱人沈芳说，她第一次发现老蒋找不着家，以为是“鬼上了头”。后来是女儿发觉不对，带着父亲上了医院，才确诊。

治疗2年来，整个家族和公司，除了妻女，无人知晓老蒋的病情。公司许多事都是沈芳在帮持。

老蒋测评下来属于轻度，老秦是中度，而老李则是中重度。

“人们都是等到记忆等认知功能下降到影响到独立日常生活的能力，才会发觉，但实际上，病变早在10年、20年前就已经发生。”钟春玖说。

而家属们通常只有被确诊后，回头看才发现端倪，比如走失，还比如出现一些怪事——

一位老患者，春节给已经成年的孙子送鞋当礼物，孙子打开却发现是双童鞋。家属们以为是商店搞错，去问才知，老人买鞋时跟营业员说孙子只有7岁。

而阿尔茨海默病的特点是，病情只会进行性发展。“就是只能越来越坏。到最后，大小便失禁……”李若红了眼睛，但又不甘，“其实他们自己也没有研究出来，凭什么就下这样的定论呢？”

无药可救？

“我们家不缺钱，一定要找到全中国最好的医生！”沈芳第一次听说丈夫的病“无药可救”时，第一反应是医生无能。

但在国外的女儿打听一圈才知道，目前中国的诊疗方式和国际上是一致的。

秦彬父亲7年前被诊断后，秦彬总想“会不会是医生误诊”。他带老父从江苏老家到上海，又从上海到北京，跑遍各大著名的神经内科专科。积累的病历资料有5、6本。

“现在才知道，专家说的都是真的。”秦彬说。

所有问世的药，他都给父亲用过了。

划了荧光黄的几摞资料，已经积灰。最近两三年，他都懒得再翻，因为都在脑子里了。

目前主流的治疗方法，就那两大类：一类是胆碱酯酶抑制剂(AchI)，比如安理申、艾斯能；另一类是N-甲基-D-天门冬氨酸(NMDA)受体阻滞剂易倍申，又叫美金刚。按照美国FDA批准的适应症，胆碱酯酶抑制剂适用于轻至中度AD症状，美金刚则是FDA批准的用于治疗中到重度AD症状的药物。

艾斯能，父亲吃了胃不舒服；后来加用易倍申，但似乎只有两周有好转，很快病情又急转直下。

最近的一次就诊，父亲已从中度，发展为中重度。

秦彬又把目光投向还在研发中的、针对病理机制的“治本性”药物——却是总在研发中，就是不上市。

他打印的资料中有一张列表，梳理了处于研究后期的各类新药。但大部分都已失败。

2012年，制药巨头礼来公司研发的Solanezumab(索拉珠单抗)和辉瑞公司研发的Bapineuzumab（巴品珠单抗）III期临床试验纷纷失败，投入超过10亿美元，这两种药物曾被业内寄予厚望。

紧随其后，罗氏公司研发的单抗Gantenerumab也迅速通过Ⅰ、Ⅱ期临床试验，早期表现出巨大潜力，但当罗氏公司满怀信心进入Ⅲ期试验时，却也遭遇滑铁卢，损失惨重。

2016年，来自新加坡生物技术公司TauRx研发的阿尔茨海默病新药LMTX宣告Ⅲ期临床失败。在此之前，LMTX一直有阿尔茨海默病特效药之称——2008年的临床II期试验显示，轻度和中度阿尔兹海默病患者服用LMTX之后发病速度可下降87%。

今年2月，美国默克公司宣称，其研发的一种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新药Verubecestat，将不再进行下一期试验。

……

每失败一个，秦彬就划掉一个，如今，已不剩几项。有的干脆再无声息。一款原本计划在2016年底公布消息的新药，没有任何后续消息。

“就像在灭火，你只能看着科学家、药厂、医生这些专业人士忙得焦头烂额，我们只能在一旁干着急。”秦彬说。

今年8月，英国药企葛兰素史克大大缩减了其位于中国研发中心的全球神经科学领域研发活动。部分项目终止，部分项目转入了美国研发中心。

“好像一点点希望都不留了。”李若说。

因此，当得知9月21日北京召开“阿尔茨海默病中国解决方案专家研讨会”，李若立刻眼放金光，“这么多专家，能不能讨论出啥？”

“我希望这项成果能打上中国人的烙印”

会议中的一个亮点消息，国家目前已有一项自主研发的新药进入二期临床。用神经药理学家唐希灿的话说，“很可能是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突破”。

唐希灿在会议一开始就激动表达，“很荣幸参加我国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的发布”。一类新药，指的是未在国内外上市销售的药品，对药品研发的创新性要求最高。

唐希灿说，传统研究方式是试图修正引发阿尔茨海默病的问题，即淀粉样蛋白的堆积。但目前围绕这个假说所有关键节点进行的新药研发，失败率是99.8%。“国际上渐渐有些观点，不能仅仅从这个假说切入。我们国家也要走自己的路，要从多个途径、多个靶点去开发。”他说。

而此项国家一类新药脱颖而出的特点是，它是以完全不同于之前的方式向阿尔茨海默病发起攻击。

“这事实上这是一个老药新用。”钟春玖是研发该药的主要科学家。他的团队研究发现，硫胺素缺乏引起的相关病理改变与老年性痴呆的病理生理过程极为相似。但是补充大剂量硫胺素并不能治疗老年性痴呆。后来发现，硫胺素的衍生物苯磷硫胺对改善老年性痴呆模型小鼠空间记忆障碍有良好作用。

他提出了一套完全不同于国际上现有理论的假说——阿尔茨海默病是膜衰老诱发硫胺素代谢异常，进而导致脑能量（糖）代谢障碍和诱发多级联病理生理反应参与的复杂疾病。

他在“多级联病理生理反应”上加重了语调。

“多级联的病理生理反应，如果靠单级联的治疗是无法遏制的。就像一颗火种燃烧起来，已经向周边蔓延，如果仅仅是去把这个火种扑灭，是解决不了大问题的；必须要把已经蔓延的火适当灭掉，才能看到效果。”

他团队的部分研究成果2010年被发表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Brain（大脑）》上，并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后又获得美国和欧盟发明专利等授权保护。

此后不停有国外同行通过电子邮件不断询问其研究进展，甚至有国外药企想买断研究。

但均遭钟春玖拒绝。“我希望这项成果最后能完全打上中国人的烙印。”年逾五旬的钟春玖，还有点孩子般的赤忱。

目前，除了该项新药，国家还有一项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中药正在研发。

唐希灿认为眼下正是中国的机遇。2015年推行药物审批改革以来，国家推行了一系列药品创新利好政策。国际上一次次失败提供了教训，也给中国科学家提供了机遇，或许国内AD领域相关研究能够实现弯道超车。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病学研究所所长洪震说，“每次对家属说‘目前没有有效治疗方法’，都能明显看到家属的无助；看到国际上新药研发失败，都忍不住叹息。”他渴望这一由中国医生自主研发的假说能够早些得到验证，能早些让病人尝试这种全新的治疗方案。

虽对临床验证的结果有很大信心，但钟春玖也说：“什么结果都有可能。结果做出来有效，可以解决大问题；没效，那就是空欢喜一场。”

正如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鲁白在上个月一次演讲中所言，科学发现往往不是一帆风顺的，有失败，有挫折，还有激烈的竞争；甚至跌宕起伏，具有戏剧性。

曙光

尽管已经被下了“重度”的判决，秦彬依然坚信父亲能等到新药上市的一天。

他为父亲制定了维持身体、心理现状的五年计划。

比如，定期体检，关注身体指标的变化，该治疗就治疗；心理上要多陪父亲说话，也增加了回家频率。他告诉母亲，父亲不肯吃药时，只能夸奖……

他始终觉得父亲是前半辈子“用脑太多了”。父亲在乡镇教育局工作大半辈子，为了各类改革没少花费心血；家里也是大小事都管。他始终记得，中学时他去离家20公里的县城读书，父亲连打包行李都要过问；有时父亲去县城出差，都不忘给他捎带水果。

他始终自责，没有在父亲刚发病时就及时就诊。

最近，父亲有时已不知自己身在何处，连眼睛都不愿睁开；倔强、不肯吃药，只有坐在门外看看往来的行人和车流才会变得安宁。

“只要撑过5年，就有希望。”秦彬再次强调。

李若也有信心。父亲最近的一次量表测量甚至比上一次高，让她觉得和母亲的努力没有白费。

她的经验是，要学会理解病人。上个月，父亲又走丢了。她去派出所找监控，发现父亲是在应该拐弯回家的路口忘记了拐弯。在监控里看见父亲踌躇着往左边走了几步，又退回，往右边走走，最终还是停在了原地……

李若尝试从父亲的角度看世界：“或许对他来说，走路是一件很耗神的事，他必须全神贯注才能走好，但如果再让他记路，这些相当于是在分心，对他的脑力是负担了。”

事实上，国外就有实验让老年痴呆症患者家属（正常人）感受患者的世界。在实验中，家属们需要完成一些简单的日常任务，比如找5件衣服、配20只袜子成对。几个手指被胶带粘在一起，以模拟患者控制动作的不灵活；佩戴脏且模糊的眼镜，以模拟视力感知能力的退化；戴上不停播放杂音的耳机，模拟听力能力的退化。这些设置其实达不到模拟记忆力退化的效果，但已让体验者们抓狂。

所以，现在每当父亲犯错误，李若都尽量以夸奖的方式引导父亲。父亲的脾气倒比前几年好了许多。

沈芳采用的方法是唱歌。她看到一则研究报道显示音乐对患者的情绪正面影响很大，于是要求老蒋每天都高歌几曲。

老蒋也乐此不疲。他最喜欢唱的是《小芳》。“因为我老婆的名字里有个芳字嘛！”他搂过沈芳。沈芳眼圈一红。

沈芳认为，5年后新药应该就有曙光，而老伴再等5年，“绝对没有问题”。

阿尔茨海默病防治协会会长王军关注的，则是另一个“五年计划”。

国际上研究认为阿尔茨海默病与9大风险因素相关，包括：青少年时期（15岁以前）教育程度太低、中年期高血压、听力丧失、肥胖、吸烟、抑郁、缺乏身体活动、缺乏社交活动、晚年时期糖尿病。

王军介绍，社会上其实有不少举措在预防这9大风险，如果再行努力，或能将潜在患病人群的发病时间推迟1年，那到2050年可以减少900万患者；如果能推迟5年，将可以减少50%的人数。“50%是什么概念？2015年全球宣布的痴呆患者是4720多万，到2050将达到1.3亿，阿尔茨海默病占其中的2／3。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减少50%人群患病，那我们可以带来的改善将是巨大的。”

上周六下午，李若5岁的女儿在玩玩具，老李则认认真真翻看着外孙女的儿童绘本。午后阳光照射在父亲的背上。李若又湿了眼眶，“人生原来是一路前行，可走到老了，却将记忆一点一点丢弃，好像又变回了孩子”。

但她认为父亲至少还是幸运的，因为新药指日可待，现在就只是“黎明之前”。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患者及家属均为化名）

编辑邮箱：eyes_lin@126.com  题图说明：9月21日会上，部分专家合影。从左至右为上海日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戴卫东、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神经内科教授钟春玖、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病学研究所所长洪震、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张世平、中国工程院院士唐希灿、阿尔茨海默病防治协会会长王军、国家老年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湘雅）主任唐北沙、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周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