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昔日的教授人数不多，却个个大名鼎鼎，除了麦肯兹这位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那位搞国际贸易的教授，其带出的博士，有一学生一度是哈佛大学的教授和教务长，学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双一流。搞计量经济学的教授，在澳洲数一数二，最后为了照顾父亲走后遗留下的巨大农场不得不回到澳洲。他走后，作为系主任的科研助理（他当时在为世行做一个项目），我接手使用他的386电脑，从里面看到一篇他写的，给一间不错公立大学助理教授升副教授的评议：此人的几篇文章应该合在一起作为一篇，即使如此，深度依然不够。这样的科研能力，在我们这里做助理教授的资格都不够。在这里我想起，获得诺贝尔奖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卢卡斯说的类似的话：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很多人一年能写出那么多篇的论文，我一年能完成一篇，就觉得很有成就感！

这，或许就是不同等级学校之间最大的差异所在：质量为先还是数量为上？

今天的经济系，好像不再有当年那么强大的教授团队，这是不是意味着质量的下降？还是时代在变化，新的一代还没有开始咄咄逼人的露出真相？

在学术界，领导未来的一定是年轻人！昔日，不少的年轻学者在这里完成自己的奠基作品，包括罗伯特·巴罗，今天哈佛大学的教授，斯坦福胡佛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被认定为当今排名第五的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新古典经济学的奠基者之一。他从1975年到1987年在这里当教授，他早期最重要的贡献都是在那个年代完成的。他的故事也很独特：1965年他在加州理工学院读物理获得学士学位那年，他的导师理查德·费曼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他意识到自己很难在物理领域，做到他导师等级的成绩时，决定转行学经济学，到哈佛大学读博士。

他本科年代的老师费曼，则是一个典型的老顽童。《维基百科》这样描述他：个性十足，爱出风头，平易近人且喜爱搞怪，制造了很多逸闻。在1999年英国杂志《物理世界》对全球130名领先物理学家的民意调查中，他被评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十大物理学家之一。他的业余爱好广泛，既喜欢打邦哥鼓、破译玛雅文明的象形文字，还喜爱研究如何撬开保险柜的锁及逛脱衣舞厅等。他自己还写了一本自传《别闹了，费曼先生！》来记载这些逸闻趣事，该书后来还成为畅销的大众读物。

费曼在小学毕业时的假期，就开始自学初等微积分，中学时又自学了狭义相对论。到了大学，先是想学数学，发现离现实世界太远又转学电机工程，意识到后者离数学太远后，选择中间状态的物理学。开始时他想去就近的哥伦比亚大学，却因犹太人配额限制被拒绝（言下之意，他不够好！），只好远去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学院。

到了大学阶段，还不知道自己该在那个领域留驻的，大有人在，有的日后还大名鼎鼎。美国的《时代周刊》在2004年称，爱德华·威腾是被公认的，还健在的，最聪慧的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他不仅在物理学领域成就非凡，还在1990年39岁的时候，获得数学界最高荣誉的菲尔兹奖，成为至今为止唯一获得如此荣誉的物理学家。就是这么优秀的人，大学读本科时，在私立的犹太教大学布兰迪斯以历史主修，语言辅修获得学士学位后，还到威斯康星大学读了一个学期的经济学研究生，发现不对自己的胃口后，再申请到普林斯顿大学读应用数学的研究生（1973年，22岁），随后又转到物理系获得博士，导师是一位诺贝尔奖得主。

难以想象，如果没有这如此之多的随意性转来转去，很多后来的顶尖学者，或许就被湮灭在历史的烟尘之中！没有谁会意识到他们一度存在过，自然就没有人会去伤感！

到校后，孩子就开始忙，第一周是熟悉学校和做必要的调研，再做专业选择。很多美国孩子，到了学校，还没有定好自己将学的专业，我们家的女儿也一样。不像我们当年，知道能够上大学了，就是最大的快乐和成就。结果是饥不择食，或者是稀里糊涂的被人指挥着接受拉郎配，很多人做了错误的选择，结果遗憾一辈子。一个例子：我当年在大学的室友，非常有文采，诗歌写得棒棒的，很想去中文系，却不得不在数学系艰苦的熬到毕业，致死也没有培育出对数学的热爱。强制性的盲目选择，不仅浪费了当年极为宝贵的培养机会（1979年全国只有不到三十万人有上大学的机会！），还活生生的摧毁了一个人的人生。类似的例子见识了好多。

（本文编辑朱蕊 ）题图：经济系和政治学系，公共政策管理系的合用大楼。普普通通，几十年不变。这次去看，似乎只是一楼做了不少的新装修。二楼的经济学系看不上基本上没有多少变化，除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