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尼尔•古普塔（Anil Gupta）是马里兰大学战略学讲席教授，被誉为全球50位商业管理思想家之一。他对创业和创新的“硅谷基因”解析深刻，并成为研究硅谷创新策略的权威。对于全球复制硅谷模式的热潮，古普塔也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他罗列出未来可能替代硅谷的全球名单。在他不太长的国际创新中心替代名单上，北京名列其中。

我与古普塔见过多次面。在参加多伦多“创新与创业协会”年会之际，古普塔接受了我代表《上海观察》的专访。

鲍：关于下一个硅谷，你给出一个长长的名单：伦敦、柏林、北京、班加罗尔、以色列、加拿大的滑铁卢、新加坡、首尔、智利。为何上海不在你的名单上？

古普塔：不是上海条件不好，而是北京的条件更好，更可能成为下一个“硅谷”。北京有一些得天独厚的优势。例如，清华和北大的优质研究资源和人才，其它地区的大学研究机构不在同一个级别上。

当然，这不是说上海没有机会。美国比较有名的创新和创业聚集地区，除了硅谷以外，还有“波士顿沿线128”（Boston Route 128）。那是围绕着麻省理工而形成的创新创业区。硅谷的兴盛确实带走了一大批电脑企业，但BR128保持了自己在生物科技方面的优势，与硅谷形成东西互补的局面。

鲍：你对中国的企业和城市相当了解。依你观察，上海的科技创新城市“体质”特征如何？

古普塔：上海有许多大企业。大企业有可能成为行业生态圈中的引力中心。但是，有大企业并不能自动成为生态圈的引力中心。大企业必须有动机参与到行业生态圈的建设中。目前，有些上海大企业还有“国有企业”的思维和行为。与民营企业创造生态圈的热情和动机相比，它们似乎还在抱着金碗求食。

鲍：你多次强调大企业在硅谷创新中的作用。它们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古普塔：大企业不会刻意为了小企业的创新而做出贡献。但是，它们的企业行为特征可能带来滋润的效果，让上下游和周边的小企业获益，并因此共同培养行业的生态环境。

例如，大企业的科研创新经费多，成果多，但不一定都能内部消化。多余的科研成果产生溢出效应，传递给周边企业。早期硅谷电脑行业的发展就有这样的明显特征。IBM和Fairchild是典型。再如，大企业带来丰富的人才资源。他们向周边地区流动，并激发更多的创业活动。

比较重要的第三点是“互补企业圈”（complementors）。围绕大企业形成零配件和外包服务的互补关系，一群中小企业脱颖而出。所以，大企业在形成硅谷创新生态圈中的角色非常关键。

鲍：那为何同样有大企业“体质”的上海，不一定能扮演同样的角色？

古普塔：大企业是“硅谷模式”的核心体制之一。但是，看似一样的组织，却可能有不同的策略目的，不一定就符合硅谷模式的“核心机制”的特征。其中，政策环境因素起到限制或激励的导向效果。

“国有企业”特征较强的大企业不一定有自主权向外转移多余的技术成果，不一定能培养出创业性格的技术人才，不一定按照市场机制来培养周边的互补企业。如果是这样，它们仍然是大企业，但不是激发形成“硅谷模式”的核心体制。

鲍：放到中国环境下，复制硅谷模式的挑战有哪些？如果要你罗列前三名，它们是什么？

古普塔：文化因素是头条。容忍怪诞文化是一个大挑战。政策层面，鼓励和允许高科技人士自由移民，这很重要。在外国工作和移民外国是二个不同的概念。愿意移民到中国的高科技人士，他们思考职业和事业的角度都会不同，会更加着眼于长期投入。

第三个方面还是在培养核心的研究机构。它不是一个应用型和理论型的问题。事实上，二者之间的界限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明显。举例来说，康宁玻璃（Corning）很早发明出一种高强度玻璃，却不知道派什么用处，直到苹果手机问世。所以，研发储备很重要。

鲍：换一个角度看硅谷模式，“非硅谷模式”在哪里？有没有？如果上海做，可以从哪开始？

古普塔：有对无，是对非。非硅谷模式应该是一套新的发展基因。它应该存在。目前来看，互联网带来的“全球平台技术”为超越地域的创新发展提供机会。

基于全球平台技术的创新可以成为对硅谷模式的“反动”。例如，在生物制药技术方面，上海有自己的优势。如果有革命性的突破，上海要思考它的各个发展维度，把它推广为平台技术。上海可以从这个角度出发，审视自己拥有的各项技术特征，力图将突破性的技术延伸发展成为平台技术，并邀请全球企业共同参与。这样的生态环境可以突破地域限制，可以后来居上。

鲍：我的采访将独家提供给《上海观察》，这是一家网络新媒体，请允许我介绍一下……

古普塔：我早就知道《上海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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