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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 | 电影《亲爱的》原型孙海洋:悬赏寻子,打拐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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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杨书源 2017-08-04 20:28
摘要:“其实他回来了,也穿不上了。”孙海洋叠着箱子里的小衣服,自言自语。

深圳“城中村”白石洲,孙海洋特地挑了一处“地铁四通八达、全国家长来都方便”的地方租住。

 

安家于深圳10年,他的儿子至今没有找到。他的家,成了寻亲家长们的“宇宙中心”。

 

2007年10月9日晚,湖北人孙海洋带全家来深圳开包子铺刚满一周,儿子孙卓在孙海洋打盹间隙,在包子铺门口被一位40多岁的男子拿玩具车拐走。

 

不到24小时,老家的亲人都赶来了。众人倡议,“悬赏寻子”。孙海洋最初写下的奖金是5万元;第二天,赏金加到10万元;第三天,改为20万元。这是孙海洋一家当时的全部积蓄。

 

“小孩孙卓三岁半,身高1米左右,头发浓密,耳朵偏大……买小孩或者卖小孩任何人都可用小孩交换这二十万元。保密电话:15920054088……”孙海洋说,悬赏启事他贴了几十万份。

 

这10年,电影《亲爱的》用过他的故事,电视台节目他上了不知多少,每天接听各路举报或诈骗电话几乎成为他像专职工作一样的生活日常。接受采访时,他总像是沉浸在自言自语中——快节奏地回忆痛苦,也坦言寻子10年间社会的真实改变和进步。比如,打拐进入“互联网+”时代,“全民打拐”。

 

“说那么多,也是想让你尽可能都揉进文章。”孙海洋在每次交谈结束后都要表达一遍。10年来,他习惯了像这样,牢牢抓住每一次不可测的希望。

 

孙海洋望着装有儿子3岁半时使用物品的行李箱发呆。

 

“病人”  

 

孙卓刚丢时,小学都没毕业的孙海洋不懂拼音,更不会打字。而今,他打字速度奇快。“很多来找我的家长说话都有很重的方言腔,互相听不懂,我们就打字。”

 

在孙海洋眼中,这些家长和他得的是“同一种病”;而他那间位于郊区工业园80多平方米的租屋,越来越像是“诊所”。

 

“很多人大老远坐了飞机来,其实就是为了说说过去的事情。”孙海洋家的客厅没有空调,一来客人,两台风扇就被拉过来对着客人吹。每隔几分钟,会有地铁像是穿堂而过般动静,隆隆作响,对话只能暂停。

 

这几天,家里来了不速之客——一位从江西赶来的父亲,两个儿子同时走失已8年。孙海洋说,这位父亲寻子更“走火入魔”。这位父亲借钱订购了几万元的小食品,想在食品上刊登寻人启事,请孙海洋驾车一起兜售。孙海洋宽慰了他后,还是拒绝了。

 

不过,妻子彭四英这10年的“病”,孙海洋挡不住,也拒绝不了。孩子丢了,彭四英就不再工作。她说自己亚健康,“胆汁反流、心悸、心慌、静脉曲张……”她一口气对记者说了10来种病名。

 

今年,她经人介绍去天津一家私立的肿瘤医院,半年间去了3次;她也常在深圳“肿瘤医院分设的养生馆”和病友聊天,这是她10年间除了家人以外的第一个交际圈。

 

孙海洋不信这些“疗法”,说是骗钱的,但他不敢拦着。

 

他记得,他和妻子曾因为“谁把孩子搞丢了”吵得鸡犬不宁。有天,彭四英忽然拿着一把菜刀,浑身战栗,朝孙海洋磕头哀求,额头流血:“求你把我杀了吧!”那一刻,孙海洋决定,把过失统统揽下。

 

“都是我的错。”日子久了,孙海洋说成口头禅,面对各路媒体,像自我介绍似地重复。

 

“我不让她出去找孩子——很像,一看又不是,她受不了。我已经习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会拖泥带水。”孙海洋觉得,在找孩子这件事上,家里只有他熟练到麻木。

 

而孙海洋自己,有时极度偏执。过年吃团圆饭,亲戚出于好意说:孩子怕是难找到了,好好过日子吧。他要么默不作声加快速度吃饭离席,要么把话题转到别处。他说那些是“鬼话”。

 

另一个经年形成的“病”是过分热衷于假设。“我是不是教育孩子方法有问题?如果不是把孙卓教得胆大主动,或许那天他见到人贩子会跑开。或许,我应该听我母亲的话,不把孩子接来深圳。”他一假设就一发不可收。

 

“如果孩子没丢,现在我该有几百万积蓄了吧。”这是他的另一个假设。10年寻子路,仅仅是可见的开支,就达几十万元。而且,包子铺在深圳营业的3年间,总是开开关关。

 

这些年,他依赖着不断的假设,把每一天熬下去。

 

然而,仍有些时刻,难以熬下去。10年间,他搬过10多次家,搬家原因相似——邻居们一旦知道了孙海洋一家的事,就议论纷纷。孙海洋觉得这些话若是传到妻子或母亲的耳朵,她们会垮掉。

 

每次搬家,孙海洋都拖着一个破旧的深蓝色箱子,不让别人碰。直到前些天,孙海洋母亲四处在家找要洗的衣物,箱子被打开了,老人泣不成声。箱子里,整齐叠放着孙卓丢失那年从老家带来的毯子、衣服和病历卡……

 

孙海洋说,除了这些,他实在没什么像样的东西可以留下。“其实他回来了,也穿不上了。”孙海洋叠着箱子里的小衣服,自言自语。

 

抱团

 

孙卓被拐的同一年,民间公益网站“宝贝回家寻子网”由张宝艳夫妻自费建起。这对吉林通化的夫妻,获评2015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

 

10年间,网站志愿者已突破17万人,遍及全国。张宝艳夫妻对志愿者按工作性质、地域等划分出150多个群,包括警方打拐办群、技术鉴定群、业务讨论群等。2007年,孙海洋被邀请加入被拐儿童家长的QQ群。

 

那个群,在孙海洋看来,就是家长的“抱团取暖”。曾有志愿者在群中说了“不中听”的话,被群起攻之。“很多家长在群里骂人,骂得很厉害。但我理解他们。孩子这么多年一点线索都没有,再不骂人就要疯掉了。”孙海洋说。

 

2012年,寻子微信群大量出现,孙海洋加入的“寻子群”多达七八个。他以“带头家长”的身份活跃其中,用线上资源带动频繁的线下寻子。有媒体称之为孙海洋的“寻子联盟”。

 

“赶赴现场、亲力亲为”,是寻子联盟的准则。仿佛飞蛾,哪里有光,就扑到哪里。

 

孙海洋固执认为,没有切肤之痛,就没法理解。他推荐记者采访,时常随他寻子的江西人杜小华。7年前,杜小华的儿子杜后琪在内蒙古被拐,杜小华将所有网络备注均改为“寻儿杜后琪”。“我的孩子今年13岁,有家族遗传的头发偏黄,鼻梁上有伤疤。”杜小华尽可能详细地对记者说,“只要孩子没回来,我就要一年解救10个家庭,让10个买主承受痛苦。”

 

就连一些明明知道没有孙卓的解救行动,孙海洋也会第一个冲去出谋划策。他认定,只要自己对别人的孩子好,有一天别人找到孙卓,也会尽心待他。

 

对孙海洋而言,每次民间力量和警方的联合打拐行动,不管能否寻回孩子,都是一次“打拐宣传”。

 

广州一位民营企业家,听说孙海洋的寻亲故事后,把公司经营的消毒碗筷那层塑料薄膜全部印上寻找孙卓的照片;公益人士邓飞帮助寻亲家长募捐了寻子车,并在车顶配备高音喇叭,由家长担任司机,风餐露宿。

 

有时打拐成功,民间或官方给孙海洋发放现金奖励,他把钱全部送到举报人手上。他想激励更多人站出来。

 

上官正义(化名)是他最为信赖的打拐志愿者。这位退伍兵刻意隐去了真实姓名,打拐10年,收到过远不止一次匿名恐吓,甚至有人给他邮寄子弹。

 

目前上官正义在一个国内基金会儿童安全项目的资金支持下,走上职业打拐人的道路。从最初的单兵作战到如今的密切和公安部门合作,他逐渐意识到单纯的打拐并不能解决一切。近年,他将重心转向监督医疗机构中出生证明管理制度的漏洞。

 

老乡彭高峰的3年寻亲路,则是孙海洋眼中和他“步调完全一致”的一位。

 

“高峰,走!”孙海洋说,那几年他们总在一起,一整天各自只吃两个包子,不用彼此客气浪费时间找餐馆。有时,经费拮据到了睡桥洞;有时,凶险到被彪悍的村民拿着铁器追赶。

 

2011年,彭高峰的孩子被找回。这对父子成为2014年上映的“打拐题材”电影《亲爱的》主人公原型。2012年,导演陈可辛拜访孙海洋,告知要以孙海洋等寻亲家长作为原型。孙海洋是电影中男二号——组织寻子团的富商韩德忠的原型。和片中不同的是,寻子10年,孙海洋从未富过。他很纳闷:如果真是住在有门岗的高档小区,孩子怎么会丢?他所见的形形色色寻子家长,境遇大多不如意。

 

电影公映前,孙海洋提出了唯一要求——把电话号码印在片尾。导演提醒:这样会被很多恶意电话骚扰。

 

孙海洋回答:没关系,就怕有一天,连骗子都不愿意来骗我了。

 

10年,整整10年,孙海洋没换过电话。而在孙海洋2008年整理的全国3000多名寻子家长名册上,大部分电话已打不通。“他们或许已经离婚,或许离开了原来的城市,或许丢了工作。”孙海洋说。    

 

次子

 

孙卓被拐后的第5年,孙海洋生下第二个儿子孙辉。“辉”谐音“回”,名字是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巡视员陈士渠取的。
   

孙海洋家客厅角落,放着一组绿色的小课桌椅,堆满识字读本和玩具——这些都是5岁孙辉的。


孙海洋从不在孙辉面前说起他未曾谋面的哥哥。看着欢乐蹦跳的孩子,孙海洋坦言:在孙卓被拐之初,他完全没想过再要孩子。   


直到有一天,他的意志在彭高峰儿子彭文乐失而复得的庆祝仪式上,瓦解了。
   

2011年,经举报人提供线索,彭文乐从江苏农村被寻回。听到消息,孙海洋第一时间坐飞机回湖北老家,想替兄弟庆祝。他记得,陪兄弟迎子回家的一路,是走也走不完的鞭炮,那些鞭炮声像是炸在他心里。有人只问了一句:“彭高峰的孩子找回来了,你是什么心情?”孙海洋突然大哭。
   

之后不久,彭四英怀孕了。“孩子出生那天,我又喜又痛。我爱人和母亲都对这个孩子格外好,我却感觉有罪。孙卓是我儿子,我们却没对他这么好过。不知现在有没有人打他……”孙海洋并未获得预想的安慰。


每次介绍小儿子,他总会强调一句:“这孩子1岁时和孙卓长得一模一样。”
   

如今,他想尽办法把小儿子“圈养”在家中。“现在的小孩,如果屋里可以玩的东西多了,出去机会就少。”他一看到益智玩具就给孙辉买下。孩子每次出门,都被奶奶紧紧拽在手心里。


“我和年轻的外来务工者一样,拼搏在这个城市,只是我和别人梦想不同。”孙海洋说,孙卓一天没有找到,他一天不会离开。


孙海洋再也没做过需要去固定场所上班的工作。他借债和别人合伙做生意:在深圳的城中村转租房子获得薄利;开连锁品牌的包子铺,合作前提是“不能常在店里,说走就要走”。


2016年,彭四英要求孙海洋带着全家去影楼拍照,她觉得这个家“缺少人气”。
   

一张婚纱照、一张全家福,现今摆在孙海洋夫妇的卧室里。孙海洋认真解释:“照片上人还没齐,以后要再拍。” 

 

天亮

 

孙海洋说,寻子10年,时间其实过得很快。只是,每当天黑到天亮那段时间,过得奇慢。


一到深夜,孙海洋常会开着二手车去孩子走失的路口看看。这是他得以入眠的方式。次日清晨,他又仿佛忘记夜里所有事情,继续刷新“一大堆”寻人网站。
   

2007年12月,公安部在刑事侦查局成立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办公室,陈士渠被任命为办公室主任。作为“知名打拐家长”,孙海洋是这些年有关部门座谈会上不会缺席的代表。
   

2009年,公安部建立全国打拐DNA信息库。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其中规定,接到儿童失踪或者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妇女失踪报案的,经审查,符合管辖规定的,公安机关应当立即以刑事案件立案。2016年,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正式上线运行。今年2月,公安部下发通知部署开展拐卖儿童积案攻坚。
   

“卢保磊常喊我去,告诉我公安正在试行一些高新技术打拐。我从内心需要这种不被遗忘。”孙海洋说。
   

卢保磊是深圳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局三大队的一级警员,自2015年3月负责打拐工作,他和战友们已寻回69名被拐孩子,被拐最久的长达36年。
   

记者见到卢保磊时,他坐在一间挂满了寻亲家庭所送锦旗的DNA采集室。由于打拐名气大了,这几年,全国很多被拐地和拐入地均不在深圳的家庭也跑来寻求援助。    
   

“确实觉得不再是孤军奋战了。”孙海洋渐渐有些羡慕,那些在他之后几年在深圳丢孩子的家庭。
   

最近,他尝试用人脸识别系统寻亲。当地公安部门找来山东画像专家,比对当年照片,画下了孙卓14岁的肖像。警察问孙海洋像不像,他忽然愣住,而后轻声问:“我怎么看得懂呢?”
   

一旦孩子丢失多年,即便最终回归家庭,也困境重重。彭高峰找到儿子后曾写过微博:“现在唯一担心的是,他不愿意和我回家。这次的解救,可能比他3岁被拐卖的创伤更大。因为他已经记事了。”
   

卢保磊明白,传统意义的“打拐”只是他工作的第一步。他曾遇到一个案例:父母得知亲生女儿的下落后,驱车600多公里去认亲,但认亲时母亲一句埋怨“孩子,你那年怎么那么不小心”,就让女儿大为排斥、手机关机,至今未认亲生父母。


卢保磊发现,成年孩子回亲生父母家生活的并不多。大部分情况,均是以养父母和生父母的冰释前嫌,换回孩子的平静。


“我觉得就在这几年,孙卓快找到啦!”孙海洋和每一位来访者都坚定重复。他设想:随着孩子的长大和自我意识觉醒,有一天会主动“发射讯息”。


“他一定还会记得,父亲是做包子的,他离开父亲是在一个有地铁的大城市。”孙海洋又在假设。   
   

“他走之前,和我在深圳第一次坐地铁。他朝着我惊呼:哇塞!那么厉害,都跑到下面了!”孙海洋回忆10年前,历历在目。这时,一列地铁隆隆驶近,就在孙海洋家客厅窗户不远处。他盯着地铁,目不转睛。

 


编辑邮箱:eyes_lin@126.com

文字编辑:林环 图片编辑:苏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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