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年初，国家发改委宣布放开一批商品和服务政府定价的要求，其中提出指导地方放开非保障房物业、住宅小区停车费等9项服务价格。

在此基础上，今年1月19日，上海市发改委发布修订后的《上海市定价目录》，目录中取消了小区停车费的政府定价。

此前，广州也表示年内将放开住宅停车场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价格。私有产权的定价权在产权所有者，而小公共产权(业主共有产权)的定价权则可能由业主和物业协商决定。但目前，广州小区车位实行的是政府最高限价。

政府取消限价，合理合法

现在很多车位是被私人买断，根据物权法，公民有权利获得自己财产的收益，政府限价，几十万买来的车位，只能租500一个月，既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利也违反了相关法律。

一般来说，从一种资源、一种服务中，人们得到的效用越大，需求也就越强，也愿意给出的价格也越高，所以，市场机制中的价格识别是最简单而高效的资源配置方式。让出价高的人先停，一般能都满足那些最急迫的需求。从资源的最大化利用来看，小区几乎停满的状态是最好的。

所以，理论上，最优的价格水平是价格淘汰掉一些人，使留下来的人的数量与小区车位的数量差不多。

这个价格与小区地段、人员构成、车辆数目多少、容积率大小、是否有地下停车场等供需情况息息相关。在地段好、房价贵、业主经济水平高的小区，价格会更贵一些，在地段差、房价便宜的小区，价格会便宜一些。小区情况千差万别，政府的确没有能力为每一个小区给出一个最合适的价格。

所以，政府退出小区停车费的定价，是依法治国、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让资源由市场配置，达到最高效率的一个典型例子。

真实生活很复杂

不过，真实生活比价值观更复杂一些。

首先，市场带来效率，绝大多数时候也能带来公平，但有时候，却不一定符合中国式的公平观。

7月30日上午，广州市停车场协会的新闻通报会上，该协会副会长潘国璠就表示，广州车位的售价可能会出现暴涨，建议大家赶紧买车位。在上海，多个小区地下车位租金暴涨至每月2800元。价格暴涨立即引起了老百姓的怨言：“可能以后回家都停不起车了”。

车位的租金暴涨，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并非完全由使用价值决定，就如上海的车牌。当人们有了涨价预期之后，车位就变为一种可增值的资产，这种看起来很牢靠的可增值性，又会反过来强化车位的价值。于是，车位的价值就扶摇直上，远超过其使用价值。连锁反应是，这也大大提高了小区车位的月租金——“我花30万买来的车位，每个月400块，还不如不租。”

而在发出怨言的人的观念中，小区车位找不到、排队，都是一种可接受的公平，但价高者得的方式，却倾向了富人，是一种市场的不公。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中国社区自治还非常不成熟，在大部分小区，那些公共的车位利益属于全体业主，价格也应该由业主决定。但很多时候，物业公司作为“内部人”，不仅不能反映小区业主的意愿，甚至在一些情况下还违背了小区业主的意志、侵犯了他们的权益。比如，在广州，大多数住宅小区都没有建立业主委员会，即使有很多也只是“花瓶”，也就是说“涨价”的主动权还是在物业手上。小区车位的高租金，变为了物业的或明面上的，或暗地里的利润。

政府不能说不管就不管

不管何种原因造成的太贵，怨言最终会指向政府。私人车位物权归业主所有，即使是小区公共车位，钱也是物管收上来，归全体业主共有。政府没有一分钱好处，收多与收少，本来与他们没有多大关系。但是，停不起车的怨言，却会指向政府，成为引发政府限价的动机。

深层次看这个问题，中国一直是大政府的社会治理模式，政府一直无微不至的的管束着社会，并且使人们形成了依赖于政府的传统，当政府在很多领域退出的时候，会不可避免造成短时间的混乱与适应。长远来看，这些问题都会被社会自发的解决，达到资源的更高效配置。但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政府有帮助完成这个适应的过程。

所以，放开价格之后，政府在限制车位的资产性、指导物业与小区协商定价、建立小区车位的使用率监测等方面，都大有可为。只有当数据透明、协商机制高效、减少资产性抑制投机炒作的情况下，小区车位的价格才不会是虚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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