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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记忆】一条宝山路,为何鲁迅巴金老舍胡适叶圣陶郑振铎都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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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读史老张 2017-08-07 13:47
摘要:商务印书馆被毁,是自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中华文化的又一次大浩劫。在这场浩劫中,商务印书馆的办公大楼、厂房、机器设备以及出版物全部葬身火海;东方图书馆收藏的几十万册中外图书(其中不少是珍本和孤本)全部化为灰烬。由于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存有大量纸品和书籍,起火后纸灰冲天,如白蝶起舞,飘向整个上海天空。部分纸灰落到了张元济居住的沪西极司非尔路(今万航渡路)40号寓所,作为商务元老和东方图书馆的创办人,张元济扼腕痛惜,潸然泪下:“……我数十年辛勤搜集所得的几十万册书籍,今日毁于敌人炮火,是无从复得,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了。”

有一条上海马路,最容易被人忽略和遗忘——这就是位于闸北东部的宝山路。宝山路南起天目东路、北迄同心路,长1.7公里,是一条南北斜向的马路。在宝山路上,既看不到绿树掩映的老洋房,也没有保存完好的名人故居,风景平常,貌不惊人。然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宝山路却是上海乃至全国最著名的人文地标。



【一】


上世纪初,苏州河以南的租界日益扩张,隔河相望的华界闸北面临并吞之险——所谓“闸北”,主要指苏州河上两座石闸(分别位于今福建路和大统路附近)以北的区域。闸北地方绅商为了自保,创办了“闸北工程总局”,将闸北纳入近代化进程。这一进程中,宝山路得风气之先,工厂、商店林立,餐馆、银行、旅馆和影戏院星罗棋布,是最先开拓的闸北主要干道和街市。

 

在宝山路众多实业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始建于1897年,原址在江西路德昌里。1904年在宝山路东侧(今宝山路499弄位置)购地八十余亩,兴建了总务所、印刷所和编译所。1924年,商务印书馆又在宝山路西侧(总厂对面)修建了东方图书馆。商务印书馆是全国最重要的文化机构,它编辑出版的《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妇女杂志》和《国文课本》等声名远扬,它还拥有1200余台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印刷设备,是远东最大的出版印刷企业;东方图书馆前身为“涵芬楼”,收藏了中外文图书、古籍善本、图表、照片、古画等计有48万册,号称“东亚文化宝库”和“亚洲第一图书馆”。

东方图书馆于1924年建成,当时号称东亚第一的图书馆。

在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之后,宝山路上的宝山里(今宝山路393号附近)和三德里(今宝山路220号至300号位置)陆续出现了开明书店、北新书局、创造社出版部、世界语学会和通信图书馆等文化机构;邻近宝山路的闸北、江湾一带,上海大学、立达学园和劳动大学等相继建立,形成了以宝山路为中心的文人集聚群,据曾在江湾复旦大学任教的赵景深回忆:“1927年我住在被称为拉丁区的天通庵路,该路距商务、开明极近,附近住了很多文人。”(赵景深《文坛回忆》)

 

截至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几乎所有的中国现代文化精英,都曾在宝山路上留下足迹。1921年暑假,胡适曾应邀到商务印书馆考察一个月,天天出现在宝山路编译所。当年郭沫若对此还稍有不悦:“我听说他的寓所就是我晚间爱去散步的那Love Lane的第一号,是商务印书馆特别替他租下的房子,他每天是乘着高头大马车由公馆跑向闸北去办事的。”(郭沫若《创造十年》)1927年10月,鲁迅偕许广平抵沪,经在商务任编辑的三弟周建人安排,定居景云里(今横浜路35弄)。景云里离宝山路仅50米之遥,入住后第三天,鲁迅就与三弟到商务印书馆,“买《人物志》一部一本,四角;《夷坚志》一部二十本,七元二角。”(《鲁迅日记》,1927年10月11日)



【二】


 

茅盾是较早与宝山路结缘的现代作家,他先后住过宝山路上的编译所宿舍、鸿兴坊以及离宝山路很近的景云里。

 

1916年8月初,刚从北京大学预科毕业的茅盾,怀揣亲友介绍信来到河南路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受到商务印书馆元老、总经理张元济的接见。简单寒暄后,张元济即请茅盾到商务的编译所任职,他对茅盾说:“编译所在闸北宝山路,你没有去过吧?”茅盾表示不知道有什么宝山路,张拿起电话,用很流利的英语跟对方通话,放下电话,他对茅盾说:“你回旅馆,我马上派人接你去宝山路。”(《茅盾回忆录·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不多时,一辆漂亮的小汽车开到旅馆,一位名叫“通宝”的茶房将茅盾送到了宝山路。在编译所宿舍,茅盾见到了宿舍管家“福生”,他被安排在“一座半洋式二层的房子”里——从此,开始了在商务印书馆长达9年的工作。

宝山路商务印书馆总厂彩印胶版部(摄于1929年)。

在商务期间,改组《小说月报》是茅盾的一抹亮色。1920年11月,茅盾主编《小说月报》。在他的倡导下,叶圣陶、许地山、庐隐、王统照、冰心、朱自清和朱湘等五四新文化作家,成为新一代《小说月报》作者。他们的作品,清新脱俗、生气勃勃,《小说月报》大受欢迎,销量激增。从此,《小说月报》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现代文坛,茅盾自己也从一名普通编辑转变为著名作家。

 

几年以后,茅盾在宝山路最先遇到的两个小人物——“通宝”和“福生”,分别“走进”了他的著名小说中,前者成为《春蚕》中的农民“老通宝”,后者是《子夜》中吴老太爷“安插在戴生昌轮船局”的“福生”。

 


【三】


 

茅盾改组《小说月报》时,得到了郑振铎的支持。郑振铎是一位文学青年,早年发起组织过“文学研究会”,他毕业于铁路学校,其时在宝山路西南侧的上海北站当练习生。1921年春,茅盾推荐郑振铎到商务的编译所编辑《文学研究会丛书》,郑振铎欣然答应。一天,郑振铎来到宝山路,编译所所长高梦旦热情地接待了他,“当谈完了工作的具体安排,高老先生最后问到薪金时,振铎朴实地笑道,只要工作合乎志趣,薪水只需六十元就够了。”(高君箴《郑振铎与﹤小说月报﹥的变迁》)

1921年3月,文学研究会成员茅盾、沈泽民(左一)、郑振铎(左二)、叶绍钧(右立)在上海半淞园

郑振铎被高梦旦一眼看中,后来成了高梦旦的女婿,在宝山路宝兴西里9号安家。1923年,郑振铎接替茅盾担任《小说月报》主编。1926年7月,《小说月报》发表了老舍的处女作《老张的哲学》,郑振铎虽与老舍不认识,却被他的文笔深深吸引。两年以后,他们在英国相见,成为莫逆之交。1930年初,老舍由伦敦转道新加坡回国,途经上海时住进了宝山路郑振铎家里。在郑家的半个多月里,老舍天天埋头写作,完成了童话小说《小坡的生日》最后的两万字。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各大报纸对英、日帝国主义屠杀罢工工人的暴行讳莫如深,郑振铎与茅盾、胡愈之、叶圣陶和王伯祥等商务同人决定主办《公理日报》,将“五卅”惨案的真相告诉读者。6月3日,《公理日报》正式发行,宝兴西里郑振铎家成了发行地点,报贩、读者纷纷涌向郑家领取报纸。据王伯祥回忆,“每天清晨,门口都挤满了取报的人,喧嚷成一片。有一天竟把窗户的玻璃都挤破,我几乎挤倒。”(王伯祥《悼念铎兄》)那几天,“《公理日报》一只铜板!”的叫卖声,在宝山路上久久回荡。

 


【四】


 

1927年6月,郑振铎去欧洲游历,《小说月报》由叶圣陶代理主编。叶圣陶于1923年春到编译所国文部,与顾颉刚等一起编辑《新学制中学国文课本》,直到1931年到开明书店主编《中学生》杂志,他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了8年之久。

 

叶圣陶长期居住在宝山路一带。1923年3月,叶圣陶把家从苏州搬来,入住宝山路鸿兴坊。年底,他又移家至宝山路顺泰里1弄1号,与王伯祥、傅东华同住一幢房子。因为负责处理文学研究会的日常工作,在叶圣陶家门口,一直挂着“文学研究会”的牌子。1927年5月,叶圣陶又迁入景云里10号。

革新第一期《小说月报》封面

在主编《小说月报》期间,叶圣陶独具慧眼,发现了文学新人丁玲。1922年2月,17岁的丁玲来到上海,先后就读中共创办的平民女校和上海大学。在闸北青云里的上海大学,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是丁玲最崇拜的老师。1927年“四一二”反共事变后,丁玲非常痛苦,“充满了对社会的鄙视和个人孤独的灵魂的倔强挣扎”,她开始学写小说,处女作取名《梦珂》,“梦珂”是法文“我的心”的译音,也是瞿秋白对爱人王剑虹的爱称。《梦珂》寄给了《小说月报》,很快就在当年12月号上头条刊出。《梦珂》刊出后,叶圣陶给丁玲写信,鼓励她多写文章,丁玲非常兴奋,两个星期就完成了另一部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莎菲女士的日记》在《小说月报》1928年2月号刊出后,“丁玲”之名,轰动文坛。

 

1928年7月,丁玲和胡也频从杭州一回到上海,就急忙赶到景云里,拜访“伯乐”叶圣陶。叶圣陶与丁玲从未谋面,没想到丁玲这样年轻,后来特地设家宴招待他们,并邀请赵景深、徐调孚、汪静之和王伯祥等作家文友作陪。1983年1月4日,汪静之给丁玲写信回忆,那一次宴请,“是破例的,可见圣陶师对你是特别器重的。”



【五】


1928年12月,巴金回国后来到上海,暂住在宝山路上的“世界语学会”房子,巴金说,这是他“第三次到上海的第一个栖身之处”。

 

“世界语学会”,原来设在宝山路三德里A16号,它与楼适夷、应修人组建的“通信图书馆”一样,同属宝山路上的青年文学团体,两者合租一个门面。而在隔壁的三德里A11号,则是郭沫若领导的创造社出版部。据楼适夷回忆,常在三德里慷慨悲歌、指点江山的有青年作家柯仲平、叶灵凤、潘汉年等人。“郭沫若去广东前经常来,后来,记得郁达夫在上海独身时,还在楼上住过。” (楼适夷《从三德里谈起》)阳翰笙记得,“……郭老有时穿和服出来,又能说日本话,人们不大分得出他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阳翰笙《风雨五十年》)

青年时的巴金

1929年1月,巴金搬进了宝山路宝光里14号,这是一幢石库门楼房,巴金同他的好朋友索非住在一起。据他回忆,索非“同新婚的妻子住在二楼,我住在楼下客堂间”。当年索非在开明书店上班,巴金往往写稿到深夜,“文章脱稿,我就沉沉睡去,稿子留在书桌上,索非离家上班会把它送出去……人们把稿费送到开明书店,索非下班后会给我带来。”(巴金《我与开明》)也就在这时,巴金的长篇小说《灭亡》在《小说月报》1929年1月号到4月号上连载,读者开始注意到“巴金”这个名字。巴金晚年感慨道:“在发表《灭亡》之前,我做梦也想不到我会成为‘作家’。”

 

1931年,叶圣陶主编《妇女杂志》时,也通过索非向巴金约稿,巴金写了小说《亚丽安娜》送去,很快就在《妇女杂志》上发表。这一年,《东方杂志》主编胡愈之几次来到宝山路巴金的家,向巴金约稿,巴金的中篇小说《雾》就刊登在《东方杂志》上。在宝光里,巴金完成了他的代表作《家》,同时还写出了《新生》(第一稿)以及十几个短篇。

 


【六】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日军炮轰宝山路。1月29日上午,日军战机向商务印书馆投弹数枚,总厂房猛烈爆炸,占地80亩的商务印书馆顷刻间变成一片瓦砾。由于地处战地,无法救火,火焰冲过宝山路,燃着四周民房。到2月1日上午,蔓延到对面的东方图书馆,顿时浓烟滚滚,至当日傍晚,东方图书馆五层大楼也被焚毁。

大火焚烧后的东方图书馆

商务印书馆被毁,是自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中华文化的又一次大浩劫。在这场浩劫中,商务印书馆的办公大楼、厂房、机器设备以及出版物全部葬身火海;东方图书馆收藏的几十万册中外图书(其中不少是珍本和孤本)全部化为灰烬。由于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存有大量纸品和书籍,起火后纸灰冲天,如白蝶起舞,飘向整个上海天空。部分纸灰落到了张元济居住的沪西极司非尔路(今万航渡路)40号寓所,作为商务元老和东方图书馆的创办人,张元济扼腕痛惜,潸然泪下:“……我数十年辛勤搜集所得的几十万册书籍,今日毁于敌人炮火,是无从复得,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了。”

被炸毁的商务印书馆

“一二八”以后,宝山路厂房、商店尽毁,老洋房、石库门等各式民居墙倒楼塌,只剩下断垣残壁,疮痍满目。宝山路的辉煌,终于被日军的炮火打断。从此,宝山路曲终人散:文化机构迁往他处,文化名流各奔东西,有的直接投身抗日洪流……

 

绚烂过,才知道毁灭的痛。如今,说起上海的历史人文景观道路,我们对武康路、愚园路、陕西北路和多伦路等如数家珍、耳熟能详——还有谁记得曾经的宝山路?

题图说明:1930年代宝山路商务印书馆总公司及印刷制造厂全景(占地80亩)。

图片来源:商务印书馆,东方网  图片编辑:徐佳敏

文字编辑:沈轶伦 图片编辑:徐佳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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