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以《解放日报》家属的身份跟你聊的”，72岁的杨咏桔女士说。她的父亲是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前部长、《解放日报》前总编辑杨永直同志。而杨女士从1983年起到2010年退休，担任巴黎华文报纸《欧洲时报》社长。

父女两代都为报人，皆主笔政，一人在祖国，一人在他乡。虽然在法国生活了近30年并已是法籍华裔，但杨咏桔依然感受到父亲的影响。她的名字是父亲取自于屈原的《九章·橘颂》，“父亲告诉我，桔树的根要永远扎在自己的泥土里”，而杨咏桔也以她的小名“桔子”出版了诗集《写在十五的月亮上》。

杨永直。

或许是长期生活在浪漫之国法兰西，在交谈中，我可以明显感觉出杨咏桔的热情与直率，讲到激动之处，甚至会“眉飞色舞”起来。但我也能从中感觉出海外报人的不易，一份华文报纸如何能在欧洲立足，并走出华侨华人的圈子，走入当地的主流社会。在这过程中，两种文化、两种意识形态的冲突是免不了的，甚至有当地人问她，“你既不是中共党员，也都不是中国人了，你为什么还要为中国说话？”

让杨咏桔欣慰的是，她的工作取得了成效，《欧洲时报》在当地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并成功与当地主流媒体合作报道中国。而她本人在2007年获得希拉克总统颁发的法国荣誉骑士勋章，2009年获得上海市“白玉兰”奖。

退休后，杨咏桔回到了祖国生活，“在此期间，上海市侨办给我了不少帮助”。而这位解放人的后代亦有一个心愿：解放日报搬新家了，她想去延安中路816号新报社看看。

1946年，母亲抱着杨咏桔在延安清凉山。

这个老爷爷很高，长得非常庄严，用手抚摸了我的头，他就是毛泽东主席。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您是延安出生的那一代人。

杨咏桔：1945年6月，我出生在延安的窑洞里，当时父亲在延安《解放日报》工作。我在那里生活时间不长，1947年3月因为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我们就撤退了。后来听爸妈讲，我就是马背上的小孩，一匹马上两个筐，一个是我，另一个也是《解放日报》编辑、后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揖的儿子。

撤退的时候，爸爸跟着《解放日报》队伍走，妈妈跟着中央直属大队走。撤离沿途要过高山，冰天雪地的，当时我发烧了，“桔子病了”，声音从队伍前面传到后面，再从后面传到前面。那时没有药啊，后来找到两片消炎药，好像是磺胺，总算把我的小命给保住了。

离开延安后，我就到了晋察冀一带生活。1949年，我跟着一个农民家的女孩子“王根子”生活，她当时也就12、13岁，是支前模范。王根子把窝头蒸出来后叫我去吃，“快来啊，窝头香啊”。后来爸爸妈妈对我说，要永远记住她，我也一直想找到她。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之后您就进城了。

杨咏桔：过了黄河到了北京，爸妈把我送到了北海托儿所。很多军人和干部的孩子都放在这里，因为他们的父母一进城就要建设新中国，孩子没人管。在整个战争年代，送掉的孩子不计其数，如果不是我父亲反对，我也要被送掉。

在北海托儿所，老师首先教我们劳动，搬砖、挑水。砖比我人的半身还高，阿姨帮着我一起挑水。当时北海托儿所破烂不堪，窗户贴着防空白条，地面全是坑坑洼洼，我穿着背带裤挂着大手绢，土是土到家了。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看来，当时的北海托儿所和之后传说的并不一样。

杨咏桔：1949年9月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举行，大人把托儿所几个孩子带到一个地方。一个老爷爷来了，他满脸笑容，阿姨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个苹果，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见到苹果。忽然一只大手像起重机一样把我抱了起来，放在另一个老爷爷身上。我抬头一看马上就大哭了，他很高，长得非常庄严，不像第一个老爷爷跟我们说笑，这个老爷爷用手抚摸了我的头。第一个爷爷是朱德总司令，第二个就是毛泽东主席。

后来我才知道，爸爸妈妈因为南下不能来看我了。但每月会有个老妈妈来托儿所看我，她就是蔡畅蔡妈妈。因为我妈妈（李慕琳）1949年进城后给她当过政治秘书，妈妈南下后，蔡妈妈就来看我。逢年过节我去她家，我的待遇和蔡妈妈的外孙是一样的。我还记得，蔡妈妈、朱老总夫人康克清妈妈都有一条花围巾，大概这一代革命女性都有吧。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后来你们一家团聚了吗？

杨咏桔：因为爸爸调到《新华日报》担任总编辑，我离开北京后就去了南京。之后，爸爸来到上海担任《解放日报》总编辑。我在这里完成了小学、中学学业，1965年考上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文革”爆发后，1968年我去唐山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1970年去内蒙古赤峰农村教书，1973年去辽阳石化总厂工作，1976年到广州石化总厂工作。

“文革”对我们家的冲击很大。知识分子出身的父亲被斗了很多场，妈妈被关在少年监狱里面五六年，我一个月挣30多块钱都往家里寄。那时，只有母亲在向家里要饭票时，我们才知道她还活着。我在这十年里再也没见到过爸妈，我告诉自己要练习叫“爸爸妈妈”，否则这么长时间不叫就不会了。

“文革”结束后，组织上补发了父母不到三万块的工资，他们决定全部上交党费。父母教育我们三个孩子，“革命路上总会有曲折，不要有软弱。”

没有人教我怎么办好一张报纸，我只能通过实践慢慢学。当时报社人手不够，但我们非常团结。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后来您怎么会去巴黎办报纸的？

杨咏桔：1980年我去法国留学，三年后加入了法国籍，并接手当地华文报纸《欧洲时报》。法国当时规定，只有本国籍人士才能担任媒体的法人代表。

《欧洲时报》最早是当地一些华侨集资办起来的，当时已经注册了半年。我接手的时候，这份报纸内部情况比较复杂，报社员工也走了不少。管理一份报纸很不容易，我来法国的时间短，法语又讲得磕磕巴巴，也不太了解当地法律。当时我也就三十多岁，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当时工作状态是怎么样的？

杨咏桔：没有人教我怎么办好一张报纸，我只能通过实践慢慢学。当时报社人手不够，每个人要兼多个职，但我们非常团结。

我是社长，还兼作副刊版，此外还要深入侨团、深入留学生了解他们的需求，介绍国内情况。《欧洲时报》是当时唯一的华文报纸，华侨华人都要看，就这样我逐步跟他们建立了感情。

那个时候，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多方面对我们工作进行帮助和指导，爱国华侨用各种方式支持我们，包括广告支持、订阅支持，订数从最开始一两百份，到现在整个欧洲发行几万份，在德国、意大利和英国都有分社，员工总数50多人。最让我感动的，是华人华侨对我们的信任。他们曾说过，“《欧洲时报》登的消息我们才相信，别家说的我们不信。”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这个过程也是《欧洲时报》扩大影响力的过程。

杨咏桔：一次，我参加巴黎华人区十三区活动，法国总统希拉克先生也出席。我钻到前头抓住了总统，拿出一张白纸说，“我是华人报社的社长，马上新年就要到了，请您给我们的华侨祝福新年。”希拉克很高兴地写了几句。第二天，总统的祝福就印在了报纸上。华侨一看，总统你也能采访到，说明这张报纸是有实力的。当然，我们也会邀请中国领导人为当地华人华侨写祝福。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华文报纸该如何走入当地主流社会。

杨咏桔：这是华文报纸发展的瓶颈。一开始，法国主流社会不知道我们这张报纸，也没人愿接受我们的采访，更没有名人替我们讲话。

为了融入当地主流社会，我参加了法国新闻工会，因为我是报社法人代表，所以参加了老板工会。在那里，我宣传中国，也带他们来中国参观，这样我与法国主流媒体也就熟了起来。

当时，包括上层在内的不少法国人都对中国有成见。有一次，我碰到了《费加罗报》社论委员会主任阿兰·佩里菲特先生，他相当于《费加罗报》社长，是个中国通，写过《当中国觉醒时》和《不能移动的帝国》等大作。我问他，“作为华文媒体，我们还应该做些什么？”他建议我办一份法文报纸。于是，我们在上世纪90年代办了一份叫《丝绸之路》的法语周刊，主要讲当地华侨的故事，并以留学生为切口谈中国文化，还有就是宣传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

我们《巴黎竞赛周刊•中国专刊》第一期就轰动了巴黎，成为华文媒体融入法国主流社会的成功案例。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在融入主流社会的过程中，《欧洲时报》还有大动作。

杨咏桔：从2001年开始，我们与法国第一大出版集团阿歇特出版集团旗下的《巴黎竞赛周刊》合作，出版了以中国为主题的法文专刊《巴黎竞赛周刊•中国专刊》。《巴黎竞赛周刊》是全球最有影响的杂志之一，发行量超150万份，就是一份贵族的杂志。我们的第一期就轰动了巴黎，成为华文媒体融入法国主流社会的成功案例。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合作过程想来不容易。

杨咏桔：我们动员了报社的所有人。我跟大家讲，“现在一个历史任务摆在面前，我们要争这口气，华文媒体一定要进入主流。”报社上下都很支持我。在内部我们也作了分工，总编辑组织编辑部门翻译和审稿，我负责与法方沟通协调，组织记者来中国实地采访。

在这一过程中，两个国家、两种历史、东西方两种意识形态、两种办刊模式和媒体概念，一系列冲撞几乎把我“压扁”了。我都不知道哭了多少次，那时我会去吴建民大使以及之后的赵进军大使那里落眼泪。我想起父亲这一代的办报精神和顽强的斗争意志，不信自己扛不过去。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合作中双方采编过程是怎么样的？

杨咏桔：我们和《巴黎竞赛周刊》签的合作协议中明确，所有文章的最终审稿权在我方，我们不签字就不能刊发。过去都是法方媒体说了算，哪有我们华文媒体说了算的时候，我算出了一口气。

终审的时候，我拿着放大镜跟我们报社最好的编辑一起，一个词一个词的校对，不能放过一点细节。你想，《巴黎竞赛周刊》是法国语言先锋，它的法文有多厉害，能把意识形态渗透到每一段文字中、每一张图片中，我们不能不十二万分地小心。

除了校对之外，我们每篇文章都是双方派记者联合采写的，《巴黎竞赛周刊》出一人，《欧洲时报》出一人。一次我们联合赴新疆采访，当时法国主流社会有不少人不了解当地情况，心里有很多疑惑。我们与法方记者在乌鲁木齐采访了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双方见面后谈得非常好。当时传当地局势不稳定，法方记者问王乐泉，“你敢不敢把我送到大门口？”王乐泉随即站起身来，两个人一路上继续聊漫步走到大门口，然后握手分别。

我们的记者能吃苦，语言能力也能跟上。他们是在前线采访的人，我是在后方“斗争”的人。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您是怎么“斗争”的？

杨咏桔：有一期专刊的主题是讨论中国人权。《巴黎竞赛周刊》找了一位所谓的法国“人权斗士”库什奈。他对中国的偏见极深，没有来过中国一次，却一直说中国没有人权。我请吴建民大使和他谈。谈的时候，他左一句中国这个人权不行，右一句中国那个人权不好。吴大使问他，法国妇女选举权是哪一年开始的？答案是1945年。吴大使告诉他，中国妇女在红色苏区时期就有了选举权。

可以说，办《巴黎竞赛周刊•中国专刊》的那几年，是我身体最差的时候。

意识形态问题只能互相交流，再找到边缘切入进去，谁想改变谁都很难。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按照您20多年经验，华文媒体要想在当地生根发芽成长，最关键的是什么？

杨咏桔：这有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华文媒体不能单独走出去、不能想单方面做，而是要与当地媒体合作。因为当地人的读报习惯、当地人的价值观，是一面看不见的屏障，我们的传播效果会不理想。所以我坚持华文媒体要跟当地主流媒体联合起来，但我们要掌握主动权。

2008年在巴黎奥运圣火传递出现波折，我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谁能代表法兰西》，文章中讲了不少中法民众合作的故事。我认为我们看法国人，不要认为他们是蓝眼睛高鼻梁就跟我们不一样，他首先是人类，有很多人类共同的感情，你在报道时要从这些方面去切入。

当然，法国人自己也会反思。德斯坦先生曾写过一本书《法兰西和法国人》，他在书中反思，为什么我们原来这么强大，现在好像就不如中国了呢？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思考。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正如您所说的，在跟欧洲人打交道的时候，一开始会跟你很热情，但你真想走进他的内心，发现有墙就在那里。

杨咏桔：说对了，这就是意识形态。我曾经和一位英国裔法籍友人大吵一架。我们去他的酒庄做客，几天下来大家成了好朋友。我跟他谈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谈西藏问题，一谈到西藏他就跳起来指责中国，六亲不认。我跟他讲西藏历史，讲八千红河谷子弟抗击英军侵略的故事。

因为他有意识形态这堵墙，我们想去淡化它，而这堵墙你是看不见摸不着、但又实实在在存在的，你淡化不了。意识形态问题只能互相交流，再找到边缘切入进去，谁想改变谁都很难。只有你的意识形态在人类发展史上取得巨大成绩的时候，别人才会去反思。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这在您办报过程中一直存在。

杨咏桔：那几年，我们和《巴黎竞赛周刊》合作时，几乎每一期都会讲一点关于毛泽东主席的小故事。但是每次法国记者都会撒点“胡椒面”进去，为了这些东西我和法方“斗争”了很久。

有一次我真火了，我说你要是真想研究毛泽东，你完全可以进行学术讨论，但你在每篇文章里都洒“胡椒面”，你明显对他有成见。那个法国编辑也生气了。他说，你是什么人？你到底是中国人还是法国人？你们家在“文革”受了那么大的摧残，你为什么还要替毛泽东讲话？

我立刻回他，你想知道我为什么替毛泽东讲话？因为是毛泽东让我站起来跟你讲话。他一下子就懵在那个地方了。第二天，他给我写了封信，说“尊敬的夫人，请你原谅我昨天的失礼。”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虽然您是法籍了，但这颗中国心还是没有变。

杨咏桔：我希望搭建起沟通中法关系的桥梁。父母这一代人的教导对我影响很深，父亲杨永直出自安徽桐城方家，也是我在诗歌与散文领域的第一启蒙人。如今，我花了几乎半个世纪的时间，写了一本诗集《写在十五的月亮上》，反映了我在法国的生活，反映了一个华侨的感情。

正如我在书中写到，“送你十五的月光，送你我的晴朗。请你与我一起吟诵，心中的山河总是特别美丽”。我把这本书送给你，希望你能喜欢。

（图片来源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