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香港岭南大学英文系毕业生劳焯標来到上海参加“沪港明日领袖实习计划”，“岭大不是香港最顶尖的三所大学之一，我不知道毕业后能干什么”。在上海，他进入上海电视台的一个时尚节目组实习，从最简单的事情做起，直到能独立制作10分钟的节目。

结束实习后不久，他参加了香港TVB招聘会，“最先吸引面试官的，就是我的实习经历”。面试官当场让他剪了一段片子，正巧，剪辑软件正好是实习时用的那一款，于是曾经对未来迷茫的劳同学，顺利找到了第一份工作。

促成“沪港明日领袖实习计划”的，是一位叫姚祖辉的香港人。他一直说自己是“沪港人”，因为从历史渊源上说，他的父亲上世纪40年代末从上海来到香港，家里还讲宁波话，从现实情况来说，他1992年将家族企业带到上海发展，并在3年前将公司名称从“万顺昌”改为“沪港联合”，“或许是自己沪港人的身份，让我更关注两地间的交流，特别是青年之间的交流。”

姚祖辉迄今还记得第一次组织香港青年看内地时的场景，“2004年，也就是回归后第7年，我想组织4000人去深圳参观‘世界之窗’，早上出发、晚上回来，听起来是不是很简单？”但让姚祖辉没有想到的是，竟然有一半香港青年没有办理过回乡证。最后在各方协助下，这个团顺利成行，“虽然行程较短，但我们帮助同学们迈出了认识国情的第一步。”

姚祖辉将这类参访活动称为“青年交流1.0版”，之后从最初的广东省内延伸到京沪多地，从一天改为多日，内容也从简单的走马观花，扩展到与内地青年交流接触。等到2007年，已在上海事业有成的姚祖辉，开始筹划“青年交流2.0版”，就是安排香港青年在上海实习工作6到8个星期，体验上海的生活。而2014年港生劳焯標参加的“沪港明日领袖实习计划”，便是其中的一项活动。

“过去，香港青年来上海实习，会去港资企业或者香港商会，但我觉得这样面太窄了，外资、民企、国企都应该去”，于是已经当选为香港青联主席的姚祖辉做了一件大工程，逐一拜访90家接受320名香港青年实习的单位，“我们要去‘面试’公司老板和人力总监，看看这家企业是不是真心为青年创造条件。”

姚祖辉坦言，有的企业把接收香港青年实习当作是“负担”，就给他们安排复印、跑腿等杂活，这样的实习效果显然要打折，“我们以后会把这种企业剔除。”而大部分港生更具国际化视野，专业水平较高，颇受上海实习单位的好评。

通过两个月左右的实习，香港青年收获了不少，最重要的是“接了地气”，“他们有了另一个视角看内地，不再只是从部分香港媒体的角度看问题”。姚祖辉也给他们提了两个要求，第一，要装上微信APP，他笑称“便于我给他们发红包”，第二，要在上海交上几个朋友，“最好是一辈子的朋友”。

“香港青年能适应上海环境吗？”“一点没问题，香港和上海都是国际化大都市，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组织多次活动后，姚祖辉发现顾虑最多的倒是孩子的父母，“他们会不断问我，上海安全吗？那里有空调吗？他们还是不了解内地。”

长期穿梭在沪港之间，让姚祖辉看到在上海的机遇。既然香港青年能适应上海的生活，能不能帮助他们留在这里发展呢？这就是他“青年交流3.0版”的内容，协助香港青年在上海找工作，逐步融入魔都文化。“上海有140多名香港学生，我们帮他们找工作，告诉他们如何解决社保、住房以及以后的子女教育问题。”姚祖辉还有一个小目标，就是推进“青年交流3.1版”，帮助港生在沪就业，“香港社会日渐饱和，创业空间比上海小很多。”

与年轻人打交道多了，让50多岁的姚祖辉更懂得沟通方法，“年轻人不太爱听成功故事，因为离他们有点远，讲一些失败的例子，他们可能更记得住”。于是，姚祖辉更愿意与年轻人分享他20多年的“糗事”，比如他刚到内地做生意，因为不懂国情、不懂跟内地人沟通，走了一些冤枉路。这或许也是他积极推动两地青年交流的初心，“希望能帮助香港年轻人北上的时候少走弯路”。

为了让他们能走得更顺畅，姚祖辉还建立了良师益友制度（mentor），邀请了70多位30岁左右的热心在沪港人与香港青年结对，“这些人好比是他们的哥哥姐姐，当年轻人在这里遇到工作、生活、情感问题时，都可以向这些年龄相仿的师友寻求帮助。”按照要求，每周双方都要见面至少一次，或者是一起吃饭或者一起逛街，让孤单的香港“沪漂”找到依靠。

在采访中，姚祖辉坦言，他之所以能坚持十几年组织青年交流，除了自己的热心外，还有赖于沪港两地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积极协调青年去国企、媒体、金融机构实习，“我们曾组织香港青年去上海交通管理中心参观，你想如果没有政府支持，怎么能进得去？”而让他感到高兴的是香港青年开了眼界，有人最后选择留在上海工作，“有一次我在机场候机，一位香港年轻人过来拍拍我，说他几年前参加过我们组织的活动。”

如今，除了继续推动香港青年来沪交流外，姚祖辉有了新的目标，“我们不仅要把香港青年往内地带，下一步还要组织上海青年去香港发展，做到两地青年共进步，沪港两城同发展。”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