芥川龙之介眼中的“李宅”

四月的天气已有暖意，坐地铁出来，特意在淮海中路走了一小段，看看路边的梧桐树，新芽泛绿。再经黄陂南路南下，很快就抵达了我要去的地方———兴业路76号一大会址。遥想96年前，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路途所见景象，与我应该别无二致。只不过一大会址，那时还叫李公馆，一幢普通的石库门房子，前门在望志路（今兴业路）106号，后门在黄陂南路（当时叫贝勒路）树德里。上海人住弄堂石库门房子，极少从正门出入，都走后门。一大代表后来回忆时，只记得贝勒路树德里，就是这个缘故。

据说芥川龙之介一直很想访问中国，《大阪每日新闻》求之不得，立马聘他为记者来中国进行采访。1921年4月的一天，芥川已经站在上海法租界的街头，上海“天色阴沉，稀见日色”，但马路上的梧桐树早早发芽，初夏的气息扑面而来。

这一天，他采访的对象，是曾经留学日本的李汉俊。

这位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高材生，精通四国外语，彼时年仅31岁。芥川并不清楚，他正与陈独秀等人异常忙碌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思潮，筹备发起建立中国共产党。

芥川后来写道，到李宅后，先到会客室坐下，仔细观察，室内有长方形桌子一张，西式椅子两三把，盘子一个，内盛陶制水果。一只梨子，一串葡萄，一只苹果。室内不见尘埃，充满了简朴气氛，他感觉“令人愉快。”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内景

会客室里，还有一架木梯，通向二楼。当李汉俊从梯子上下来的时候，芥川首先看到的是他的脚底板。芥川后来开玩笑写道，“不管拜见任何天下名士，从未有过先从脚底向上拜见的啊。”

见到这位两眼闪着才气的年轻人后，芥川说明来意，两人用日语寒暄了一通。

李汉俊说，他在日本留学时，就有幸读过芥川的小说，这让这位日本作家很是高兴。

接下来两人进行了交谈。李汉俊说的一番话，让芥川刮目相看，不然也不会记得这么详细。李说：“种子在手，唯万里荒芜。”“故吾人之努力，唯有社会革命之一途。”

在96年后的今天看来，李汉俊的这段话，显得意味深长，却难以被芥川所重视。芥川具有日本作家特有的细腻，不过也难逃日本访问者的通病，即作为一个在近代化历程中已经先行一步的国家公民，在中国的所见所闻，皆是愚昧落后破败不堪，到城隍庙一游，他发现居然有人向荷花池小便。心中难免有轻视之意。

仅仅三个多月后，一桩开天辟地的历史事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就在芥川到访的李汉俊寓所召开了。说是李汉俊住所，其实户主并非李汉俊，而是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李汉俊只不过借住在那里。李书城为同盟会元老，曾任孙中山的总统府顾问，彼时在外省做大官，得以有此住房条件。他的声望地位，使巡捕、包打听不敢轻举妄动，在这里召开会议，相对比较安全，何况这些代表看上去个个都很有身份。

李汉俊（后排左二）李书城（后排左三）的大家庭

今天复原的一大会议会场，楼下布置着一张西式大餐桌，也就是芥川所说的长方形桌子吧，桌子中央放着一个茶盘、一把茶壶和一个花瓶，与芥川所见比较，没有了“陶制水果”。会场的布置，是后人凭记忆复原的，花瓶据说是李书城结婚时购买的，围桌一溜西式圆凳，大概是会议代表坐过的那种。靠墙有中式高脚茶几和式样介乎中西式之间的椅子，不知是否芥川所说的那种西式椅子。无论如何，芥川所见的李宅内部情形，应该比较接近一大会议举行时的样子。

渔阳里：不能抹去的红色足迹

穿过新天地，太仓路上有一幢青红砖相间的两层石库门楼房，半月形门楣，前后两进。第一进楼下两间，楼上三间；第二进楼上楼下六间，现在辟作展览场所。96年前，这所称作博文女校的房子，接纳了中共一大13名代表中的9人在此住宿。时值暑假，学生已经放假回去，代表们住在第二进楼上，因为人多，天气炎热，大家就睡在铺着草席的楼板上。

中共一大代表居住的博文女校宿舍

一大会址、博文女校、新老渔阳里，都集中在法租界范围内，呈一个不规则的三角形，路程不过十来分钟。参与中共建党活动的人，当年都居住在附近，交流十分方便。就像陈望道说的：“大家住得很近（都在法租界），经常在一起，反复地谈，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

老渔阳里2号，即今南昌路100弄2号，是陈独秀寓所，同时也是《新青年》编辑部。该楼为两层砖木结构的石库门房子，门楣采用简单的三角形雕饰，位于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南侧，以前有弄堂通往霞飞路，出入十分方便。

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

老渔阳里北侧，有一条弄堂，也叫渔阳里，为与前者区别，又称霞飞路新渔阳里。新渔阳里弄内多是两开间的石库门建筑，1920年9月，新渔阳里6号挂出了一块“外国语学社”的招牌，底层的厢房和客堂很小，勉强放几排课桌和长凳，作为课堂，专门补习俄语和其他外语，楼上做学生的宿舍。名义上公开办学，主要目的则是帮助一批革命精英赴俄学习，罗亦农、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早期我党干部都在此学习过，可以说这里成为我党培养干部的第一所“党校”。

租界当局对中共党人的活动异常注意，经常采用跟踪手段进行监视。以新渔阳里6号为例，工部局《警务日报》记载，1921年4月这里多次举办劳动节筹备会，17日、21日、22日、25日、26日、29日，一再提到“李启汉主持会议”，也记下许多与会者的名字，指明“渔阳里6号是外国语学校”，甚至会议的内容如“为纪念五一，商店关门，悬挂劳动旗帜”等，也记载得清清楚楚。29日法租界捕房派人搜查了新渔阳里6号，好在事前有准备，除了几张传单外，没有搜出什么东西。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新渔阳里6号的房子退租，外国语学社因此宣告结束。

三曾里的“三户楼”

在全国范围内，上海有着建党的最佳条件，无比硕大的城市体量，五方杂处的中外移民，与西方几乎不相上下的市政设施，不断发展壮大的工人阶级队伍，一市三治的租界格局，为中共活动留下诸多“缝隙”。而纵横交错、漫无边际的石库门建筑，为中共的创建和秘密活动，也营造了良好的生存环境。

石库门房子中西合璧，属于上海开埠后第一批商品房。石库门前门连着后门，弄堂套着弄堂，并辐射到附近的街道马路，人来人往，川流不息，鲁迅先生在《弄堂生意古今谈》中，说从早到晚，小贩进弄堂，叫卖零食的名称总有二三十种。

石库门也分三六九等，召开一大的望志路李公馆，算比较高级的早期石库门，确很适合李汉俊这样的知识分子居住。至于72家房客居住的石库门，属于大路货。乍一看，七十二家房客式的石库门房子，似乎对中共地下活动很不利，砖木结构，墙皮薄，地板轻，隔音效果等于无，人多嘴杂，喜欢探听人家隐私的弄堂大妈天天播报房客的“新闻”，还有何密可保。

郑超麟回忆，有次陈独秀、向警予等人在一处弄堂石库门房子开会，会议结束，已经夜深，怕引起别人怀疑，弄堂里，陈独秀一面走，一面大谈牌经，说：“他那个三番没有和成，真可惜，已经听张了，七束一定有，但总不出来……”半夜三更，弄堂门口有管门的人，开了铁门放他们出去，他才闭口。可见陈独秀也颇有地下工作经验。

石库门弄堂戏份十足，上海市民的柴米油盐市井人情，得以淋漓尽致地演绎，温暖而绵长；同样，石库门弄堂的狭窄空间，承载过共产党人的家国情怀，亭子间，客堂间，昏暗的灯光下，一张张年轻的脸庞洋溢着理想和执着。

中共在上海召开过三次代表大会，一大诞生在望志路石库门里，二大、四大同样是在石库门里召开的，而且都在租界与租界、租界与华界的边缘地区。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鸟瞰图

一大会址在法租界南面，靠近华界。据一份1950年代一大的解说词介绍，当年附近还是一片绿油油的农田，间杂一些低矮破败的小作坊。二大会址（今老成都北路7弄30号），地处公共租界南部，与法租界可说一路之隔。闸北淞沪铁路附近的四大会址（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则与英租界毗邻，这里几乎属于三不管地段，很少会有租界巡捕、华界警察现身。

建党前后，毛泽东到上海从事革命活动，住过英租界安南路214号（今安义路63号）、法租界博文女校（今太仓路127号）、华界闸北的三曾里3号等处，都是石库门房子。

三曾里是普通的两楼两底的石库门房子，位于公兴路与香山路（今临山路）交界处的一条小弄堂里。此地属于华界地区，火车北站就在附近，南来北往人员繁杂，而且毗邻租界，一有风吹草动，可以就近避入租界；附近有不少工厂和棚户区，利于开展工人运动。

当时中央机关都要求“社会化”，以各种名义进行掩护，如三曾里是中央局机关所在，名义上却是一家报关行。

担任中央局秘书的毛泽东、杨开慧夫妇，与蔡和森、向警予夫妇及罗章龙一家一起住在三曾里，毛、杨住楼下前厢房，蔡、向住后厢房，罗章龙等人住在楼上，三户人家，自称为“三户楼”，由向警予作户主，另雇了一个娘姨，料理生活。他们都是湖南人，同乡之谊，新来乍到，因工作需要住在一起，在当时的上海弄堂里比比皆是，一点也不引人注目。

近年来电影、电视剧一些镜头里的老上海很是罗曼蒂克，即使地下党接头也被安排在大饭店、咖啡馆和舞厅等场所。事实上这样的情况并不多。当年大多数共产党人的生活十分清贫，如陈为人为保护“中央文库”，即中共中央在上海形成的档案文件，并不秘密安置到郊区或乡下，而是租用石库门弄堂房子存放，因档案极端重要，陈为人与上级属单线联系，面临风险时，需要不断转移，因此经常与党失去联系，最后竟然因断绝经济来源，又不敢出外联系，贫病而逝，年仅38岁。

地下党人作风严谨、行事低调、严于律己，毛泽东和居住在三曾里的人，为防不测，约定了严格的纪律，不准擅自到街上用餐、看戏、照相和闲逛。外来人员，必须先到中央接头处报到接洽，核准后方可来此。

“一大会址”之谜

一大会址在哪里？这一问题似乎很好回答，但在解放后的1950年的秋天，答案还不清楚。中央要求上海调查清楚后立即上报。

其时离次年7月建党30周年，不到一年时间。上海市委指示宣传部，宣传部又指派当时的市文化局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处处长沈之瑜、市委宣传部干事杨重光等人负责寻找。沈、杨不敢懈怠，立即全身心投入寻访工作。

当事人、知情者提到的地点有好几个，大体认定在法租界霞飞路附近的石库门房子里，但具体位置不明。解放初期，上海弄堂总数有9000多条，弄堂里的住宅超过20万幢，在上海所有的住房中占了60%，居民约占上海常住人口的70%，要在连绵成片的石库门里找到一大会址，确有一定难处。

其时距会议召开的1921年，尚不到30年，与会者尚有好几位健在，只是一些健在者，多是德高望重的领袖人物，要直接联系恐有不便。即使后来联系上了，也因时间久远，难以直接指认一大会址。

于是在建党30周年之际，一大会址具体在哪里，竟然成了未解开的谜。

在寻访一大会址过程中，首先找到的重要革命遗址，是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因为这条弄堂的变化不大。当年有许多共产党人到过那里，并在里面借住过，记得比较清楚。在那里居住过的周佛海老婆杨淑慧也证实，“那里不仅是陈独秀的故居，也是《新青年》编辑部”。

建国后上海发现的第一处革命遗址，就这么确定下来了。

有了初步的成果，寻访人员信心倍增。可是一大会址在哪里呢？眼看时间愈来愈紧迫，大家感到非常焦虑。

当时萧三所著《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一书，在社会上颇有影响，发行量很大，书中提到过一大召开的情况：

“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开第一次大会，亦即成立大会。……远道来的代表们住在法租界蒲柏路博爱女子学校里（那时该校已放暑假，校中只有一个校役和一个厨子在）。大会的开幕式就是在七一的晚上，在这学校里秘密举行的。接着就在李汉俊的家里（在法租界贝勒路）进行大会的议事日程。”

寻访人员以此为依据，认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地点，就是在法租界蒲柏路（今太仓路）的“博爱女校”举行。

蒲柏路颇为安静，也不算长，马路两边和周边大多也是石库门弄堂，不同于法租界西南地区的新式公寓、洋房。但是走完蒲柏路，沈之瑜和杨重光等人也没有找到“博爱女校”，问老居民，也都没有听说过这个校名。

后来有一位老居民说，会不会是萧三写错了？他说，这条路上并没有博爱女校，当年只有一所博文女校，具体地址在蒲柏路127号。他们找到了这栋石库门房子。该楼面积较大，此时已经住进了多户人家，脏乱不堪，大体了解到，原先第一进楼下两间，楼上三间，第二进楼上楼下都是教室，共六间，后面有厨房和厕所，周围环境僻静，完全有条件作为学校，并且可以在此召开会议。

那么，究竟是叫博爱女校，还是博文女校？在一条路上，设立两所女校的可能性显然不大。通过其他资料和实地考察，寻访者断定，萧三一字之误，蒲柏路上没有博爱女校，只有博文女校。

市委宣传部派人带着照相机，拍了一组博文女校的照片，当时，博文女校已经非常破旧，且挤进了10多户人家居住，乱搭乱建现象严重，因此并未进入内部拍摄，现在留存的博文女校1950年代照片，也没有一张是房屋内部的。

照片冲洗出来后，上海市委宣传部派杨重光等人赴北京，设法通过中宣部关系，将照片呈报毛泽东、董必武等当时参加“一大”会议的成员，让他们回忆确认，博文女校是否就是当初一大开会的地址。

但北京方面明确否认了这一说法，博文女校并非一大会址，而是毛主席等一部分代表之寄宿处，这一点没有异议。并且明确告知，一大会议地址，应为原法租界贝勒路李汉俊寓所，但具体位置和门牌号不详。

于是寻访人员再次到贝勒路进行实地查勘。贝勒路以法国远东舰队司令贝勒的名字命名，北起延安东路，南至徐家汇路，马路两侧有两千多座房子，经过几十年来的发展，早已面目全非。

最后找到贝勒路树德里（今黄陂南路374弄），发现弄底两幢房子，最有可能就是一大会址所在地。

据房东说，这排房子兴建于1920夏秋之间，沿马路（望志路）共有五幢，都是一上一下的石库门建筑，清水砖墙，没有厢房。上海人习惯，一般出入不走前门，都走后弄———也就是贝勒路树德里。李书城夫人薛文淑当时健在，也说他们从来不通过大门进出，那两扇黑漆大门极少开启。这就可以解释当事人为什么都记得贝勒路树德里，而不记得望志路的缘故。

唯一有所变动的是，从外面看，望志路106号正门的墙上，横写着“恒昌福面坊”五个字，旁边的白色粉墙上画着大大的“酱”字，外墙也加高了不少。因此从沿马路几乎看不出来。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房东说，李书城搬走后，他们对这排房子进行了改建，开设酱园和面坊，砌高了墙壁，将清水墙改为混水墙，内部也进行了改建，望志路106、108号变成两上两下有厢房的房子。因此不论是外部还是内部，房子看上去变得面目全非。不是非常熟悉的人，真是不敢相认。

至此，寻访人员确认，“兴业路七十六号系当时的会址，此处当时是望志路一O六号，后门由贝勒路（黄陂南路）树德里出入”。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地址，终于获得确认。

找到了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找到了一大代表租住的博文女校，最重要的是确认了一大会址。上海最早确认的三处革命遗址，均为石库门建筑。

1951年9月，这三处石库门房子由市委宣传部正式接收管理，分别辟为纪念馆，并成立以夏衍为首的管理委员会，成员有恽逸群、陈虞孙、方行、沈之瑜、杨重光等，负责这三个革命纪念馆的工作。

至1952年9月，一大会址、老渔阳里2号和博文女校开始内部开放，接待一些外宾和领导参观，当时被称为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一馆、二馆、三馆，但后来关闭了第二馆、第三馆，并一度改造为文化局员工宿舍使用。

上海石库门建筑不仅是具有海派文化特色的“凝固的音乐”，体现了这座城市的独特风貌，而且孕育了上海城市的红色基因。它是反映我党发展壮大的历史见证，记录上海城市精神的红色载体，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我们都应该无比珍惜这份历史文化遗产。

（本文编辑：许云倩。本文照片由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提供。题图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