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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制服第六次换装,这些年法官们都这样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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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江隐龙 2017-06-26 06:32
摘要:2017款将2007款的浅蓝色改成了灰色

2017年,法官制服迎来了共和国历史上第六次“换装”。这一次制服改革只针对夏装,在定型前制定了四套备选方案并进行了广泛的意见征求,然而最终方案却是这四套方案之外的黑马——而其中最大的改变,莫过于将2007款的浅蓝色改成了灰色。

 

 

在法官群体中,2007款的浅蓝色被称为“月牙白”,这一称呼广泛出现于各种通知简讯中,算得上是官方命名。灰色夏装的出现让许多法官“怀念”起富有诗意的“月牙白”,同时对并不在备选方案中的新款式开启了“群嘲”模式。其实这一改变远远算不得大刀阔斧,2000年款法官夏装便选用了灰色,也曾缔造出一代人的服装经典。

 

毕竟,新款法官制服是否好看只是一个“面子”,而其代表的审判权与执行权才是真正的“里子”。

 

 

法官制服:共和国的审美时代

 

法官制服不仅仅是审美符号,更是司法图腾,而法官制服的演变,更是一个国家司法记忆的历史画卷。2007款法官夏装辨识度较低,法官外出履行公务时容易与保洁、中介安保等职业混同,故而法官要求制服改革的呼声由来已久。2017年夏季“换装”后,最高人民法院对新法官制服做出了如下评价:

 

“新款法官夏装既注重服装的庄重性、严肃性,也注重体现职业服装的美观大方;寓意人民法官依法行使审判权、执行权,依法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有利于展示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官严谨、端庄的职业形象,对维护人民法院、人民法官公正司法,司法为民的形象具有积极意义,对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具有重要作用。”

 

其实在这段长达三百余字的评价背后,2017款法官制服的确很好地解决了法官服长达十年辨识度不足的问题。2007年法官制服的改革也只针对于夏装,将之前的灰衣黑裤改为上衣浅蓝、下装藏青,整体显得非常清爽干练。从历史的角度来看,2007年的“换装”其实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尝鲜”,因为共和国法官制服一直以青灰、藏蓝色为主,浅蓝这么明亮的色系在法官身上还是第一次出现。夏季中的浅蓝法官制服的确是一道亮丽的风景,但也正因为这种颜色为人所喜爱,所以被大量行业选择为夏装制服的颜色,最终造成了辨识度的问题——而这,也正是2017年法官制服向灰色回归的重要原因。

 

再向前回溯,2000年是法官制服的“大年”。在这一年,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从2001年5月1日起法官将身穿“2000式审判服”,也就是2000款法官制服。在这一次制服改革中,共和国法官将首次以西装式的文官制服代替军警式制服,并正式引进了黑色的法袍。

 

2001年5月1日全国法院统一换发2000式审判制服,包括法袍和西服式制服。

 

2000款法官制服夏装为灰色,上衣为西装小翻领、短袖;春、秋装为黑色两扣西装,冬装为黑色三扣西装,内衬白衬衫,铁灰色领带,制服上衣领左上方佩戴法徽。这一次制服改革可谓划时代,新华社还专门就此发了条消息:“告别肩章和大檐帽等军事色彩较浓的装饰,代之以法官袍和西服式制服、佩戴胸徽,中国法官的外在形象将焕然一新。”

 

“焕然一新”一词用得一点都不过分。2000款法官制服之前是1990年款,夏装为短袖,浅灰色;春、秋装为小翻领,明兜,内穿白衬衫系红色领带。这样说或许看不出什么特别,但从未来向前回溯,就在这一款中,极富时代特色的大盖帽出现了。

 

除了大盖帽之外,1990款法官制服还带肩章,再配上浅灰色,其形制与军警制服极为相似。20世纪90年代,法官的工作依然处于“庭审纠问式、取证调查式、审判下乡式”时期,相对浓烈军事化气息制服能震摄人心,也的确有其特殊的历史使命。1995年,法官制服有微调,如上衣明兜改为暗兜、女式夏装改为裙服,但总体变化不大,并没有2007年对2000款法官制服的调整那么“抢眼”。

 

展厅内陈列着84式审判制服。夏服为浅灰色。春秋服、冬服均为深藏青色中山装式制服。

 

再向前回溯,就到了1984年。这一年是共和国法官制服“元年”,在此之前法官没有统一制服,男法官穿得最多的是稍加改良的中山装,女法官更只是在男装的款式上稍加改变。这种零散的“干部服”显然不利于法庭威严的建立,于是便有了1984款法官制服的诞生。这一款制服分夏装、春秋装和冬装,夏装上衣为长袖、明兜、小翻领,青灰色;春秋装、冬装为藏蓝色。三者均为军装样式,带肩章;小翻领下有风纪扣,上衣四明兜,着装时,要与大盖帽配合使用。

 

历数共和国各阶段法官制服,亮点其实并非颜色的变化,而在于两个元素:一个是已成为历史的大盖帽,另一个是从未改变的小翻领。正如前文所说,法官制服不仅仅是审美符号,更是司法图腾,而共和国第一套法官制服选择了大盖帽与小翻领,其背后则是人类制服史上数百年的风云际会。

 

大盖帽:二战最大的“美学遗产”

 

共和国法官制服起始于大盖帽并不是个意外。大盖帽是大檐帽的俗称,因起源于军装,自然也沾染上了管理、武力、威权等色彩。如果说在战争年代,哪里有战火哪里就应该有大盖帽,那在和平年代,哪里需定纷止争,哪里就应该有大盖帽。在改革开放初期,大陆地区曾经有一个调侃社会的顺口溜,其中有一句“九等人,大盖帽,吃完被告吃原告”。话虽不是好话,但能说明在普通公民心中,“大盖帽”三个字的确是与法官划上了等号的。

 

这倒也不奇怪。共和国自成立后长时间没有较大的战事,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不再是军队而是司法,普通公民的生活中少了硝烟多了生意,平日里接触得最多的“大盖帽”便是法官。当事人两边就座,律师唇枪舌战,法官定罪量刑……这一切,都不难勾起中国人对历史上衙门的回忆,尤其是那一槌定音的法槌,又与官署案板上镇山河、佐朝纲的惊堂木有许多类似。

 

不过,共和国法官的大盖帽还真与中国古代官吏头上的乌纱帽没什么关系。大盖帽起源于欧洲,确切地说,是起源于19世纪初的俄罗斯帝国的民兵装束。

 

英国皇家卫队所佩戴的熊皮帽

 

19世纪以前,欧洲各国陆军中除了掷弹兵这样的精锐部队有资格配备没有帽缘的帽外,陆军军帽几乎是清一色的高筒军帽。当时步枪的精度、射速、射程均非常低下,所以欧洲占主导地位的战术是线式战术,即将步兵排成宽而浅的线列然后齐射以最大程度地发挥步枪的威力。在这种直截了当的战术下,高筒军帽因在视觉上会带来强烈的冲击力而被各国军队所青睐——英国皇家卫队所佩戴的高高的熊皮帽,正是那个时代最鲜明的遗迹。

 

然而高筒军帽终究是华丽有余而实用不足,于是自19世纪开始,欧洲各国便纷纷开始设计便帽以应对军人们的日常生活。就在这一时期,俄国为其基层士兵设计了世界上第一款大盖帽作为便帽,只是这时的大盖帽还没有帽檐,自然也没有正反之分。1812年战争中,一些俄国民兵在大盖帽上装上帽檐,后世大盖帽的形式就此诞生。

 

法国在战争中惨败,俄国军队一路追击,大盖帽由此传入欧洲,并深深影响了英国海军与德国陆军;而英德这两大陆地海洋霸主又分别以其赫赫武功成为各国的表率,大盖帽由此风靡世界。值得一提的是海军的大盖帽没有帽檐,这倒不是出于审美而是为了避免舰艇在高速航行时兜风,而飘带最早则是用于测试风向。

 

苏式大盖帽

 

德式大盖帽

20世纪,德国人将帽冠设计成马鞍形,而苏联人则将帽冠尺寸扩大,由此形成了德式与苏式两大大盖帽流派。德式大盖帽的设计美学在纳粹德国时代登峰造极,而苏式大盖帽则随着共产主义的发展广泛流行于社会主义阵营中。

 

从苏德两国在20世纪上半叶的相爱相杀来看,大盖帽大约是二战留给后人最大的美学遗产了。共和国建国后受苏联影响极深,大盖帽早已是国家公权力的象征,于是1984年法官制服制定时以大盖帽为法官“顶戴”,便不足为奇了。

 

小翻领:“弗伦奇式”的一战时尚

 

1984年共和国法官制服另一个最有特色的设计是小翻领,关于小翻领的历史与“官司”,一点都不比大盖帽短。翻领是指翻在底领外面的领面造型,区别于圆领、“V”字领、开领与立领,是西式衬衣的标配。与大盖帽一样,翻领的政治色彩也源于军装,只是其源头却与俄国无关。世界各国军装虽多以翻领为主,但俄罗斯军队却以立领为传统,只在苏联刚刚成立时为表示与王权的决裂而改用了一段时间翻领,相比之下以战斗民族著称的俄罗斯军队也真的算是世界军装史的一股清流了。

 

小翻领是在法国陆军的引领下在各国军队中流行起来的。17世纪,法国开始推广带袖头、翻领的制式军装,其中禁卫兵军装白色,龙骑兵军装红色,步兵军装为灰色,后又改为蓝灰色。

 

龙虾兵

作为雄踞欧洲大陆数百年的霸主,法国陆军军装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各国陆军军装的标杆,甚至影响到了海峡对面的英国。19世纪之前,英国陆军被戏称为“龙虾兵”,其军装款式从上到下分别为镶边三角帽、黑翻领红色军大衣、白色半长裤和长筒袜、黑色皮鞋和长鞋套。以鸦片战争为始,英法陆军肆虐中国疆土半个多世纪,这两款华丽的翻领军装,不知成为多少中国人心中黑暗的记忆。

 

弗伦奇式军装

在战争中,这种小翻领军装也随之传入中国。清末新编陆军改制后的军装最初使用立领,直到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时所穿的军装依然是立领,但在一战后期,民国将领们的军装便渐渐换成了小翻领,这是受到协约国阵营中最流行的军装款式弗伦奇式军装的影响。弗伦奇式军装在中国曾被译为法式军装,其实这是以讹传讹的译法——弗伦奇(French)在这里指的不是法兰西,而是在布尔战争和一战中声名大振的英国元帅弗伦奇爵士。不过“弗伦奇式军装”的命名倒很可能是俄国人的创举:一战结束与俄罗斯帝国灭亡的时间几乎重合,从历史影像资料来看,沙俄将军布鲁西洛夫在1916年所摄的戎装像中其军装还是立领,而到了十月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们已经开始改穿弗伦奇式的小翻领上衣。俄国军装本为欧洲军装的异类,虽着苏俄的“改立归翻”,弗伦奇式军装一统天下,自然影响到了民国军装的制定。

 

中山式军装

除了招牌式的小翻领,弗伦奇式军装以卡其布等较为耐磨的布料制作,五到七颗纽扣不等,上下各两个带盖口袋——明眼人能够看出,这几乎与民国国服中山装如出一辙。中山装据传为孙中山亲自设计,其实这只是后人附会罢了。中山装正是中国化了的弗伦奇式上衣,传入中国的时间大抵在一战之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穿的还是清末新编陆军的立领军常服,而黄埔军校创办时周恩来所穿的军装已经改为中山式军装。

 

如果说大盖帽是二战的美学遗产,那小翻领无疑是一战的军装时尚。自此之后,中山装开始了对中国服装界半个多世纪的统治,而那个几经辗转传入中国的翻领也最终成为民国军装的标配,在漫长的战争年代成为政府威权的服装图腾。1984年,小翻领与大盖帽一道成为共和国法官制服组成部分,也便不奇怪了。

 

后记

 

2017年法官夏装其实是一种回归。几十年风雨,大盖帽退出了,小翻领留下了,制服样式的改变背后自有其坚守与改变。1943年苏联的制服条例也罢,1929年中华民国的军礼服条例也罢,2013年的《人民法院审判制服着装管理办法》也罢,这一封封公文可不仅仅是军人、法官们的“时尚手册”,更裹挟着一个国家的政治潮流,但一个民族的复杂情感。

 

题图来源:人民法院报 图片编辑:朱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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