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率军入关，打的是“除秦苛法”的旗号；但随着汉王朝的建立，又逐步恢复了旧有的法律秩序，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以《九章律》为核心的法律制度。这个过程，也就是后人所说的“汉承秦制”。

秦王朝奉行法家“以法治国”的思想，建立了一套比较严密的法律体系，对于维护秦王朝的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秦二世和赵高将秦朝的严刑峻法推向了极致，终于激化了社会矛盾，成为了导致秦王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陈胜吴广起义的直接导火索，就是一条关于“失期”的法律规定。前209年，陈胜和吴广同九百人一起被征发戍守渔阳，途径大泽乡时，遇到连日大雨，道路被冲毁，无法继续前进，已不能按期准时到达。但按照当时的法律，“失期，法皆斩”。虽然从法理上说，构成“失期”的前提应当是主观上故意的行为，但在严苛的秦法之下，根本就不考虑这些主观和客观因素。这也就意味着，即便这九百人最终到达了渔阳，也是要被处死的。在这种情况下，陈胜吴广对大家说：我们已经不可能按时到达了，按照法律我们都要被处斩，大丈夫不死则已，死要死得有个名堂！于是率众将负责押送的军官杀死，揭竿而起，点燃了秦末农民大起义的火炬。可以设想，假如不是因为“失期，法皆斩”，陈胜吴广要说服九百人一起揭竿而起几乎是不可能的。

正是基于这一教训，同时也为了收买人心，刘邦在入关推翻秦王朝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各县的父老、豪杰召集起来，对他们说：“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并同他们“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也就是说，除了杀人、伤人以及盗三种行为要依法处置外，其余所有的秦法一概废除，并派人将这一命令传达到关中各地。这一举措，深得民心，“秦民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唯恐刘邦不做秦王。刘邦在这方面可以说是赚足了政治本钱。正是由于关中百姓的支持，为刘邦在后来的楚汉战争中提供的一个稳固的后方，也为楚汉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人力和物力的基础。

约法三章、除秦苛法的举措虽然顺应了民意，赢得了民心，但一旦汉王朝建立之后，便立刻面临了一个如何恢复法律秩序的问题。

刘邦在推翻秦王朝的过程中，把秦朝的法律，包括那一整套繁琐的礼仪制度全部废除了，君臣之间也没有什么规矩。而他手下的一群武将，大多起自草莽，和他一起南征北战，从不讲究什么君臣礼仪，在朝堂上也是无拘无束。刘邦做了皇帝后，经常在朝堂上宴请群臣，而这些大臣们往往当着刘邦的面饮酒争功，喝醉了就大喊大叫，甚至拔剑砍柱子，全无体统。刘邦当然很不高兴，但碍于都是故交，也不好说什么。博士叔孙通便建议刘邦搞一套朝见的礼仪，给大臣们做做规矩。刘邦觉得靠一套礼仪去约束这些大臣可能没有用，但还是让叔孙通去试试看。于是叔孙通便找来了一批儒生，以秦朝的礼仪制度为基础，参考所谓古礼，制定了一套朝见皇帝的仪式。

在长乐宫建成的那一天，文武百官都按照叔孙通等新定的仪式朝见刘邦，一切上下有序，井井有条，文武百官莫不振恐肃敬，按照官位大小、尊卑秩序给刘邦行礼、敬酒，不符合规矩的人马上就被御史带出去，再也不见往日那种乱哄哄的喧哗失礼的场面。刘邦见状，大为高兴，说：我今天才知道做皇帝的尊贵啊！并命叔孙通将这一套礼仪规范用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叔孙通在秦代旧仪的基础上，制定了《傍章》18篇，由于其内容都是有关朝廷礼节仪式的，所以又称为《汉仪》。

其实，就在刘邦入关，与民“约法三章”的时候，相国萧何就已经在思考如何恢复和建立法律制度的问题了。当那些大将们争相去抢夺瓜分金银财宝时，萧何却跑到了丞相府，把里面的文献账本包括法律文书等都收藏起来，作为日后制定典章制度的依据。汉王朝建立后，出于维护统治秩序的需要，以“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虽有约法三章，网漏吞舟之鱼”为理由，由萧何对旧有的秦法进行了收拾、整理，选择了其中能够适用的法律编为九篇，分为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户律、兴律、厩律，称为《九章律》。《九章律》虽然已经失传，但从史籍中保存的相关内容以及出土文献来看，内容上同秦法的相似度是非常高的。

除了法律文本外，秦王朝的一些严苛的刑罚，如夷三族、具五刑等，也都被沿袭下来。虽然后世也经过一些改革，但秦法的基本内容都被汉朝所继承。正如谭嗣同所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毛泽东在《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诗中也说：“百代都行秦政法”。汉初对秦法从抛弃到继承的过程，说明了法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有着其内在的继承性。法律变革不是简单地抛弃旧法，而是在旧法的基础上，弃其糟粕，取其精华；法律变革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在前人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完善的。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法学所副所长/研究员

主编：王多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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