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当前论文被引用率最高的华人经济学家，他是哈佛大学经济类院系中首位出生在中国的教授，他是亚洲开发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他是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他在研究什么中国经济问题又获得了哪些成果？他是谁？

他，就是魏尚进。夏日的傍晚，魏尚进比约定的时间早了5分钟来到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李达三楼。来复旦之前，他刚结束了一天的会议。

这一天，魏尚进穿着一身西装，背着一个黑色双肩包——这是美国大学教授们最平常的搭配方式，面带笑容步伐轻快地走进复旦管院的会客室，“今天有摄像？我的头发没乱吧？”

“旁边讲堂已经坐满了，大家都对您今晚的讲座很期待。”复旦管院的一位老师说道。在讲座开始之前，魏尚进接受了解放日报·上观新闻的专访。

人物小传

魏尚进近照，来源：NBER官网

魏尚进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世界经济学系，后前往美国继续学习经济学，先后获得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金融学硕士学位及经济学博士学位。

他现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及外交与公共政策学院终身讲席教授，并同时担任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中国经济研究组主任，以及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

在2012年至2014年间，魏尚进曾暂停在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教职前往亚洲开发银行担任首席经济学家和亚洲开发银行经济研究和区域合作局局长。在亚洲开发银行任职期间，魏尚进曾领导亚行旗舰知识产品的编制和传播推广工作，以及亚行对东盟+3论坛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论坛等区域性合作论坛的支持工作。

魏尚进还曾担任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查森国际商业研究院主任。在入职哥伦比亚大学前，他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研究部助理部长及研究主管，指导IMF关于国际贸易、投资、全球化 及相关议题的政策研究与政策建议。2004年，他曾担任IMF有关缅甸工作的负责人。1999年至2000年间，他曾经担任世界银行反腐败政策与研究顾问。

近年来，魏尚进在全球价值链、竞争性储蓄动机理论、企业家精神和经济增长方面获得了开创性研究成果，并因此分别获得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蒲山论文奖、安之介国际贸易论文奖和邹至庄最佳论文奖。

经济学家都有经邦济世的情结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您是复旦的校友，这次又回到复旦，能否请您谈一谈您在复旦的学生生涯？复旦为您今后从事经济学研究工作打下怎样的基础？

魏尚进：我在复旦读书的时间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那时还属于改革开放初期。当时我有一个感觉，中国在数理化方面与国际水平的距离比较近，但是像经济类这种人文社科类专业距离国际水平还比较远。而国家要改革最最缺的就是好思路、好政策，因此非常需要人文社科思想，特别是经济学思想，所以我选择了学习经济学，希望为整个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虽然具体经济学知识学得最快的时期是我在美国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时，但是在国内学习经济学有一个非常大好处就是国内的老师都特别认真，而且也强调要打好基础，强调要把经济学理论和政策实践结合起来。

在复旦学习经济学时，有一件事给我印象特别深刻：记得大概是大三下学期，我们全班去广西柳州待了一个月时间，大家分成很多小队去看当地经济发展情况，并思考和讨论未来发展战略。当时，我们虽然是本科生，但这样的活动也很有意义，这在美国的学校是没有的。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2012年至2014年期间，您在亚洲开发银行担任首席经济学家。能否介绍一下您在亚开行的工作？是一个怎样的契机让您离开学校去亚开行工作？又为什么做完一届就离开亚开行重新回到学校了呢？

魏尚进：我想，大概所有从事经济学研究教学的经济学家都是有经邦济世的情结。在国际发展组织、国际金融组织工作也是经邦济世，只是经的邦国很多，济的是大世界。

亚开行有60多个成员国，包括45个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是亚开行帮助的对象。亚开行通过三种方式帮助这些国家：一是通过政策咨询；二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铁路、公路、港口、发电站、输电线等项目；三是通过帮助开展教育、卫生等基础设施之外的项目，包括抗震救灾等活动。

亚开行成员国中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时都会遇到很多问题，我通过这样一个国际组织为它们提供政策咨询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想作为经济学家都会很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

在亚开行工作期间我有两顶“帽子”，一顶是首席经济学家，另一顶是经济研究与区域发展局局长。在这两顶帽子下，我主要做了四件事情：一是作为行长顾问参加行长工作会议，在每个礼拜一的早晨讨论亚开行的战略性问题。

二是为成员国政府做政策咨询。在这期间，我总是需要比较频繁地出差，去了很多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例如南太平洋的很多岛国，还有东南亚、南亚、西亚的发展中国家，它们都在改革中遇到各种各样具体的问题。这时候别国的经验、包括中国的改革发展经验就特别有用。

三是要领导经济研究与区域发展局一个92位工作人员的梯队。这个梯队分为几部分，有的人做宏观预测或宏观经济分析，有的人做具体的结构性改革研究，例如劳动力市场改革、教育制度改革等方面研究，还有一些人是做全球化相关问题分析，例如跨国贸易、投资等。

四是为亚开行内各种项目做成本收益分析。亚开行每个项目从立项到实施的成本收益分析都需要到经济研究与区域发展局去审核过关，我的梯队会审阅每个项目的成本收益分析，并判断这些项目是否值得去做。虽然我不会参与细节的审阅，但是会为成本收益分析制定方针政策，即说明对于不同类的项目应该怎样考虑成本收益分析，如果有问题，应该如何改进。

虽然我在亚开行可以一直干下去，但为什么要回到学校？每个国际开发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都需要带着思想去参与工作，我离开之后，亚开行也可以补充新鲜血液，新的首席经济学家可以把自己的新思想补充到国际组织参与运营当中。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您这次为什么要选择“走向‘创造大国’：前景与挑战”这个主题进行讲座？这与您最近的研究成果相关吗？

魏尚进：“中国创造”问题是中国发展到这个阶段需要面对并解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作为世界制造大国在过去30多年的发展中一个重要的源泉是劳动力成本比较便宜，并且我们通过改革开放把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很好地发挥出来了。

但到今天，中国已经进入高中等收入阶段，若要继续与其他国家拼劳动力成本就很难继续得到高速的发展，因为现在劳动力比中国更加便宜的国家有很多，例如印度人口数量和中国差不多，但是劳动力成本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还有越南、孟加拉、柬埔寨、菲律宾等，这些国家的人口也很多，劳动力成本也比中国便宜。可以说，现阶段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在国际上不再具有竞争力。

因此，中国未来的发展一定要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包括要提高整个社会、企业的创新能力，并通过创新做别的国家不能做的事情，即要能够有新的产品、新的生产工艺、新的方法才能在国际市场保持竞争力。

所以，中国从“制造大国”走向“创造大国”的转型能否成功，决定了中国今后经济发展能否顺利。

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速和创新能力

并没有被高估

在主题为“走向‘创造大国’：前景与挑战”的演讲中，魏尚进通过同事和自己的研究成果证明，中国近年的增长速度没有被高估，并且中国企业完全有走向创新的能力，中国也大有变成创新大国的光明前景。

不过，魏尚进还指出，增长速度放缓将是长期趋势，主要由过去增长的成功导致现在更高的劳动成本，以及与过去三十年不同的人口结构两大结构因素决定。并且，现在中国企业创新还受到资源错配，尤其是创新资源错配的拖累，中国的供给侧改革需要包括纠正资源错配的内容。

【附：魏尚进演讲精简版】

中国从2010年时开始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相关数据显示，在500多种工业产品中，中国有200多种产品的产量为世界第一。按照国际统一外贸商品分类标准（Harmonized System六位数）分类，共有5579个出口项目，其中，中国有1762个项目出口占比居世界首位，排名第二的是德国，有638项，第三的为美国，有607项。

同时，我们也知道，中国的制造很厉害，但创新还不够强，但这不奇怪，因为所有国家经济增长都会依靠两大基本源泉：一是靠低成本，二是拼新产品、新思路，即创新。因此，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早期，劳动力很便宜，即使没有太多的发明创造，光拼成本也可以获得经济增长，例如一样产品你会做，别人也会做，这时候劳动力成本便宜就是竞争力。但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到了今天中国比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都要高，这时候之前被忽视的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重要程度就变得更加大。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制造和创新如果不能平衡发展，会给未来发展带来挑战。

先来看过去15年中国的GDP增速情况，曾经中国一直保持两位数增长。但从2010年、2011、2012开始，增速在下降，过去一两年里一直在6-7%之间，并且从中期看，增速回到7%以上概率不是很高。接下来可能继续保持相对中高速的速度在增长，但是到底能否保持下来，速度是否还会继续跌，不只国内政策学者有焦虑，国际上其实也很焦虑。因为从2001年开始，中国是对世界经济增长最大的国家，第二是美国，所以中国增长速度下来，全球经济增长速度都会下来。因此，全世界都在担忧中国增长速度会不会继续放缓，而且到底多快速度放缓。

再来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两个变量的增长情况，即GDP和全要素生产率（TFP），TFP可以看做是效率生产指标。可以发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效率增长很快，但到了2008年、2009年以后生产效率出现负的情况，生产效率本身下降也是关注忧虑的地方。

最近两年，官方公布的GDP增速都在6-7%之间，这个增速到底是不是被低估了？国际媒体经常喜欢报“克强指数”，并由此推断当地的GDP增长速度。“克强指数”由三大变量组成：第一，当地货运量，铁路货运量增长速度。第二，发电增长速度。第三，银行贷款增长速度。很多人说把三个指数放一起看平均增长率可以称之为克强增长率，并可以从全国范围里这三个变量的增长率推算GDP。我算了一下这个增长率，并且把它与全国的GDP增速对比了一下，的确有一些出入。但是也要思考，这样算出的增长率就一定是最准确的吗？

今天来讨论三个问题。

第一，中国近期增长速度的官方数据有没有被高估？

第二，增长速度下滑，到底是由周期性、临时性因素造成，还是结构性、中长期因素造成？

第三，中国如果要从制造大国转型成为一个创造大国，它的前景可以乐观吗，需要克服一些什么样挑战？

中国经济增速可能并没有被高估

第一个问题，中国近期增长速度有没有被高估。现在普遍来说，怀疑高估有两大理由：第一，中央和地方报的数据有很多不一致。但不一致也可以理解，因为中国的统计里面有一个总部经济的办法。举一个例子，有一个企业集团在上海、浙江、河北、北京都有业务，但是都有业务时候，比如总部在北京，北京统计时会把集团所有东西统计在里面，很多地方收税，总部在哪里，就在哪里收税。此外，统计每个企业投资增长率也可以这样算。到地方，假设碰巧上海某个企业在浙江有很多业务，浙江就不能把上海企业放在这边的增长值不算。现在跨省、跨地区投资越来越普及，这样计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可以理解。因此，就可能导致地方报的数据的确加起来比全国报的数据大，但这本身并不表明国家报的增长率一定被高估。

第二，用自己算的克强增长率与GDP增速不一致判断。但这也不一定。为什么不一定？中国经济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结构性变化，如果结构性变化是一个重要现象，可能传统克强指数方法论有需要有更新的地方。

具体而言，今天中国经济和以前相比，结构变化的重要方面是服务业占经济比重越来越大，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越来越大。而传统制造业发展和服务业发展时，它们分别对发电量需求不一样，对铁路运输需求不一样。由于以前铁路运输量、需要的发电量与今天不一样，因此从逻辑上说，可能“克强指数”方法可能不一定跟得上形式了，需要做修正。

但以上只是猜测，若要证明猜测是否准确，就需要科学研究来证明。

怎样进行科学研究？有一种办法是能否在传统指标之外，另外再找一个指标，用它来重新推理“克强指数”。新指标加入后还是看发电量、货运量和银行贷款，但是他们之间的权重不一定都是三分之一了，需要进行优化。怎么优化？就要靠这个新加入的变量来改善“克强指数”的构造了。

我的一位同事，西班牙裔经济学家萨拉·伊·马丁与另外两位学者用夜间灯光强弱作为衡量经济发展速度的参考指标，看它能否用来帮助我们重新构造“克强指数”。

具体做法如下：第一，用各省各年的灯光增长及三个变量的变化来重新推断“克强指数“ 中三个变量的最优权数。第二，再用全国层面那三个变量的增长率，结合最优权数来推断全国GDP 的实际增长率。第三，用重新构造以后的“真实GDP增长“再反过来看统计局报的经济增长，是否被高估。

夜间灯光：中国

夜间灯光：东亚

夜间灯光：京津冀

在中国的图片中，最亮地方是复旦大学所在的上海地区，全中国晚上最亮地区是上海和周边地区，有很大区别。然后是广东、香港、深圳、北京等等，所以夜间灯光可以刻画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我同事经过研究，最后发现，在“克强指数”中，最优的权数应该是银行贷款占第一位，发电量增长占第二位，第三位是铁路货运。这和我们理解经济结构非常吻合，即传统制造业对三个都有依赖，服务业对铁路货运需求低了，餐馆、银行还是需要用电，同时服务业与贷款的关系最紧密。

用新权重计算的克强指数与官方GDP增速相比会有什么情况？经过比较后发现，官方报的GDP数比夜间灯光活动所预测的经济增速还低一点，换言之，统计局数字并没有高估中国的经济增长。因为统计局做抽样调查，样本一般是已有企业，旧经济企业会在样本里面，而新诞生的企业，尤其新的行业里面企业，它们从诞生、壮大到被收进统计局样本里面有时间差。所以在刻画经济结构变化上面，统计局方法往往会有滞后情况，至少这个研究表明了官方报GDP增长速度并不一定高估了经济增长。

尽管如此，但中国经济增速比2008年以前下滑却是事实。

影响经济增长的哪些结构性因素发生了改变？

第二个问题，现在中国经济增速问题有多大程度是由周期性因素造成，又有多大程度由结构性因素造成？

在周期性因素中有一个重要指标是世界需求。中国是高度开放的经济体，中国出口加进口占GDP比重有50%左右，美国只有20%多，因此从这个指标看，相对于美国来说中国是一个更加开放的经济体。什么意思？即同样假设世界经济需求减少，这对中国增长的负面影响要大于对美国增长的负面影响。世界经济今天可以疲软，明天也可以复苏，这个意义上说是周期性因素。产能过剩、杠杆过高等，也是潜在可以被逆转的周期因素，这些周期因素显然会影响经济增长。

但是周期性因素之外，我们也要理解到中国增长态势更会受结构性因素影响。结构性因素里面最重要的有两方面。

第一个因素，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发展成功，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很快，同时带来劳动力成本增长很快，使得中国有世界竞争力的行业数量现在比之前少了。例如，曾经一家玩具公司把工厂开在杭州，现在他们把工厂搬去了印度，就因为成本问题，众所周知，玩具厂是劳动力资本密集型的。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是结构性因素，也是不可逆转的因素。

第二个因素，这个因素全世界都有，是普遍的规律，前面也说过，劳动力成本上升后对创新的依赖程度会越来越大。但是，通过创新所促进的增长，其增速会慢于拼成本导致的增速，这也是为什么全世界所有经济增速奇迹只发生在劳动力便宜国家，一旦劳动力不便宜只能靠创新，靠创新不会出现特别高的增长速度，这是自然规律。

第二个因素和第一个因素可以呼应。此外，中国同时还在发生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人口结构的变化。曾经，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非常快，但从2012年开始，如果以15-59岁年龄段作为劳动力年龄人口计算，中国的就业年龄人口出现了负增长。而且中国劳动力结构还曾经受益于80年代初开始执行的比较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因此中国有一段时间不工作的人，如小孩和老人，与工作年龄人口相比，比别的国家低很多。这给中国带来了一个额外好处，即创造价值的人相对于被养活的人更多。

但恰恰又因为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中国比较少孩子出生，比较少孩子出生什么意思？即到的2012年左右开始，进入劳动年龄人口的人越来越少，相对于自然本来应该有的进入劳动力人口少了，但老年人又越来越多，再加上“二孩政策”放开，所以现在中国新进入劳动人口的数量越来越少，而需要养育的人口越来越多。由于“二孩政策”新增加的出生人口距离其进入劳动力市场还有至少十几年的时间，因此，要过十几年后，中国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口才会增加，这也是目前中国经济增长下滑是有深层结构性因素，并且中期之内不可逆转。

综上所述，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因素发生了改变，增长模式需要转型，因此只有依靠创新不可。

中国当前的创新能力并没有被高估

现在，有一个大问题，中国到底能不能成为创新大国，中国的企业能不能成为创新企业？

关于中国的创新，有积极的例子，也有悲观的例子，既有政府的例子，也有民营企业的例子。但问题是，到底现在这些创新企业能否代表中国企业整体，能否代表中国企业的未来？这是我们想知道并且关心的问题。

我和北大的张晓波老师研究过中国企业到底能不能创新的问题，发表在今年的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一月刊上面，题目叫“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未来与挑战”。

我们想回答两大问题，一个是通过系统的数据，看中国企业到底能不能创新，能不能从“创造大国”向“创新大国”过渡。第二，中国企业创新活动中还有什么需要改变的方面，从而使得创新活动更好，以及创新活动有没有资源错配的问题。

第一组信息，中国企业能否过渡到创新型企业，首先看一个指标，即对创新活动的投入。如果从研发投入（R&D）占GDP比重和研发投入占人均GDP比重这两个指标看，可以发现一个规律：一个国家对创新活动投资会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而增加。原因很简单，劳动力便宜时候可以拼劳力，创新没那么重要。劳动力贵的时候，被迫进行创新，不创新就要死掉了，所以人均收入提高会导致创新活动增加。

第二组信息，从时间序列看中国的数据，可以发现，随着收入增长，GDP对创新活动投入也在增加，R&D除以GDP随着收入增加而增加，符合国际规则。此外，相对于国际惯例来说，同样在GDP增速是8%的情况下，中国对R&D的投入更大，比其他国家高很多，说明中国对研发这方面很重视，愿意花钱。并且，我的研究还表明，中国的研发投入不光数量大，而且增长速度也快于世界平均水平。特别的，虽然中国人均收入远低于OECD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但研发投入已超过OECD国家平均水平。

那么，记在账上的研发投入到底有没有转化成创新产出、创新结果？创新产出和结果有很多种衡量方式，在我的研究中用专利来衡量，因为可以进行跨国比较。

如果看国内企业申请专利数量，会发现专利申请数量增长很快。现在中国企业每年申请专利数量已达世界第一。很多人说，专利不要光看数量，还要看含金量。

怎样衡量中国企业申请专利的含金量？先看全世界各地的企业在美国申请的美国专利，第一，国家越大，在美国申请专利数越多，因为国家大企业也多。第二，国家同样大小的情况下，发展水平越高，在美国申请并得到专利数量越高，因为收入水平越高，通过发明创造获得增长源泉必然要增加，对R&D投入能力也高。所以国家大小、发展水平这两个因素显然对申请美国专利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考虑这两个因素，就可以衡量中国企业在美国申请的专利数量相对于中国国家大小、发展水平来说是什么样情况。我们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在美国拿到的专利数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逐年增加，而且比世界其他国家平均水平做得更好。因此，通过在美国拿到专利的数量和水平可以判断，即使用统一标准来看中国创新活动，特别是用专利来衡量创新活动，中国的增长其实也非常之快。

此外，由于每一个专利申请出来，还会提到其他什么专利给了其启发，提供了什么技术等这些信息，这也能衡量一个专利的水平。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在美国申请专利被其他专利申请者引用频率增长也非常快，非常可喜，而且被引用的频率绝对水平和增长速度都远高于全世界普遍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说，客观数据表明，中国企业丧失劳动力成本优势以后，不用对其能否向创新型转型过分悲观。中国企业一旦有条件，就可以发展得不错。

还有一个问题，创新企业在全世界范围内都需要政府的支持。那中国企业的支持资金都去了哪里？数据显示，大多数补贴都去了国有企业。虽然一些国有企业创新能力很高，但是对于创新，还要看其效率。

我们用研发投入转化成创新成果的转化率来衡量一个企业创新效率。通过数据，我们研究得出，每百万人民币的投入，创新效率是小型企业比中型企业做得好，中型企业比大型企业做得好。此外，从不同所有制企业情况来看，每百万人民币的投入补给国企得到的效果要差于补给民企的效果，但是实际上，国企更容易得到补贴或政策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创新资源配置存在错配的现象。

最后总结一下我今天讨论的问题：

今天讨论中国今年的增长速度，从重新构造“克强指数”角度出发，研究发现增长速度没有被官方数据高估。但尽管如此，GDP增长速度放缓是一个中长期趋势，主要是由结构性因素来决定，周期性因素并没有那么大作用。

关于中国企业能否走向创新型增长，客观数据表明，中国企业完全有这样能力，所以中国变成创新大国的前景也非常光明。但同时，仍然存在资源错配的问题，尤其创新领域资源错配给中国向“创造大国”转型拖了后腿。所以我个人的判断是，供给侧改革一定要把纠正资源错配，特别是创新领域的资源错配包含进入。

（视频采制：张煜、赖丽芳；部分图片来源：哥伦比亚大学官方网站、NASA官方网站；编辑邮箱：shguancha@sina.com；）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朱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