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春雨事件的负面影响正在消散，然而这一事件背后的危机依然存在。在今天举行的“浦江创新论坛——2017科技创新智库国际研讨会”上，《自然》杂志大中华区科研执行主编Ed Gerstner博士表示，如今，科学期刊上发表的不少论文，其实验结果无法重复，导致科学期刊的撤稿数量呈上升趋势。事实上，许多这类情况并非由于科研人员故意造假，而是他们急于在知名期刊上发文章，实验中一取得“重要进展”就撰写论文，有意无意间忽略了其它不支持“重要进展”的数据。

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负责人介绍，“科技创新智库国际研讨会”旨在打造科技创新智库国际高端对话平台，汇聚国内外优秀智库，围绕全球和我国重大科技创新议题进行研讨，为我国创新发展和科创中心建设献计献策，同时提升我国智库的国际竞争力和全球影响力。

作为国际顶级科学期刊，《自然》与我国科学界有广泛联系，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科研人员在《自然》及其子刊发表论文。也有一些负面事件与《自然》有关，如2016年5月，河北科技大学副教授韩春雨作为通讯作者，在《自然·生物技术》发表论文，称发明了一种新的基因编辑技术，被一些媒体誉为“诺奖级成果”；然而论文发表后，国内外众多科研人员反映，这篇论文的实验结果无法重复，相关争论延续至今。

韩春雨事件背后的危机依然存在。来源：中国新闻网

韩春雨事件并非个例。Gerstner在演讲中指出，科学出版业已面临一个危机：许多论文的实验结果其实是无法重复的，这类事件被越来越多地曝光后，公众对科学家群体的诚信产生了怀疑。究其原因，他认为很多情况下，科学家并非故意造假，而是“想走成功的捷径，在获得一些他们想要的数据后，并不深入研究其科学原理，而是贸然发表文章”。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包括《自然》在内的杂志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我们助长了这种不良趋势，乐于刊发经不起检验的文章”。

科研人员贸然发布的一些实验数据，为何无法重复呢？Gerstner打了一个比方。假如一名科研人员研究吃豆豆糖与患痤疮的关联，他做了多次分组实验后，发现实验数据显示，一段时间内吃豆豆糖的100名被试者中，有2人患上了痤疮。于是，他立刻写了一篇论文，只发布这2名被试者的相关数据。但常识告诉我们，这种研究结果是不靠谱的，自然也无法重复。在科学界，这种只报告“假阳性”数据、忽视大量“阴性”数据的情况并不罕见，因为获得“阴性”数据后，往往很难在国际知名期刊上发表论文，“假阳性”数据则容易获得编辑的垂青。

如何应对这一科学界的危机？Gerstner认为，在学术伦理层面，要鼓励科研人员从事“自己渴望知道答案”的研究，而不是“容易在知名期刊发论文”的研究。须知，功利心态的驱使，是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在具体操作层面，学术出版机构应要求作者在论文中披露更多的原始数据，如要求作者发表声明，鞭策他们更严谨地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工作，不要选择性报告“假阳性”结果。Gerstner还建议学术出版机构采用“清单法”。“过去很多年，我们要求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填写清单，详细地反映他们获得了多少数据、做了什么对比、做了哪些控制，以提升论文的质量。但现在，我们把这种清单放入了抽屉，为什么不把清单也发表出来呢？科学期刊要让作者把更多的信息公之于众，便于同行了解其研究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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