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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曹可凡:海派先生与他的“老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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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陈抒怡 2017-06-18 06:01:23

 

“那一代知识分子有自己的坚持,他们待人有礼数,但内心有一块东西非常坚硬,这种界限、底线是很难改变的。我也是。”

曹可凡将见面地点约在市中心某花园宾馆的底楼咖啡厅时,我心里是有些犯嘀咕的。很少有人约我在这里喝咖啡,不仅仅是因为这里离哪个地铁站都不算近,更是因为这家宾馆的历史和定位。宾馆由好几幢上世纪30年代的欧式别墅构成,一直到现在,这里都是领导会晤外宾的高规格接待场所之一。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套了条牛仔裤就出发了。到了咖啡厅一看,果然宾客不多,仅有的两桌宾客轻轻私语,用作背景音乐的爵士乐若隐若现。我跟服务员打听,一会到了中午饭点会不会人多,能不能找个安静的位置。服务员笃定地说:“到了饭点人也不会多。”我点点头,就给曹可凡发消息,此时距离我们约定的碰头时间还有几分钟。

 

刚发完消息,就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远处传来。“你在哪里?”在静谧的咖啡厅,这个声音简直有些振聋发聩。伴随着洪钟一样的声音,穿着大红色Polo衫、头戴大红色Polo帽,同样套着条牛仔裤的曹可凡从另一头走来,我赶紧朝他挥挥手。

 

眼前的曹可凡比电视上略瘦些,据说几年前他为了拍摄《金陵十三钗》,三个月内曾减掉30斤。不过,他的面孔依然是程乃珊笔下那样,“胖乎乎福笃笃,总是面带三分笑,所谓‘和气生财’,老小通吃。”

 

三分笑并不只是面相,更是他待人处事的真实一面。对我的采访要求,曹可凡并不敷衍了事,而是有求必应;给他发消息,他总是礼数到位、妥帖细致,即使一件很小的事情,他也要回复一串“谢谢”,再配几个憨笑的表情。但我觉得憨笑还不足以代表他的笑容,采访中,他时不时爆发出的爽朗笑声,震得整个座位都在颤动。

 

曹可凡告诉我,早上送儿子上学,没想到路上很通畅,所以早到了。等我的时候,他也没闲着,在手机上把第二天要专访法国国宝级电影艺术家伊拉贝儿·于佩尔的采访提纲过了一遍。他把手机里的采访提纲照片给我看,中英文对照的采访提纲分别用蓝红笔写成,字体很漂亮。

 

“到现在我还是习惯手写。”曹可凡喝了一口面前的意大利气泡矿泉水,把玩着手腕上的手串。对于他的老派作风我早有耳闻。他的好友华师大传播学院教授王群曾这样描述:曹可凡很传统,只会打的,不会开车,前两年用的还是早已经淘汰的非智能摩托罗拉手机,还在用钢笔在稿纸上“爬格子”,时不时还喜欢穿一身中式对襟衫、脖子上挂条长围巾,家里布置得跟曹禺《雷雨》中周朴园的客厅似的,墙上悬挂着木框对联,桌上堆放着线装书籍。

 

“白岩松比我更老派。”说到这里,曹可凡拉出他的好友做“垫背”,“岩松平时就穿个大裤衩,不用微信、微博,我们平时只能打电话、发短信。”在通讯工具使用上,曹可凡确实更新潮一些。如今曹可凡的手机已经换成了最流行的那一款智能手机,微信用得也很溜。“但玩微信也就是一年多的事情。”曹可凡承认,自己到现在还不习惯用电脑敲字,但新媒体总归还是要学习的,因为“有了手机也方便,永远可以在一个工作的状态。”

 

我们见面的前一天晚上,曹可凡刚从北京开会回来。我们聊起航班晚点,他说他不怕晚点,甚至很享受,因为他每次出差都会带好几本书,比如这次去北京,手边有四五本书,“有的书是采访之用,有的书是上厕所翻翻。”前几天为了采访白先勇,1000多页的《白先勇细说红楼梦》就是他在飞机和候机厅里看完的。

 

“这样我就可以永远在工作状态。”这句话,曹可凡又重复了一遍,“特别是过了天命之年后,我感觉每一分、每一秒都很珍贵,所以我最怕浪费时间。任何一个成功的人都是一个很善于利用时间的人。”

 

我点点头,有些紧张,刚才好像我让他浪费了一些时间……不过,我也理解了为什么曹可凡能够像八爪鱼一样,不仅在电视界、电影界,甚至在出版界、学术界均有建树。

 

回溯曹可凡的事业线,1987年他主持《我们大学生》节目,在业界打响名气,同一年他主持《诗与画》,奠定了自己书卷气的主持风格。对于这一点,曹可凡承认自己的运气很好。20世纪80年代末,正是上海电视行业蓬勃发展的年代,用现在的流行词说就是“风口期”。相比之下,当下电视行业受到了很大冲击,一些小有名气的主持人不得不处在待岗状态,很多节目即使用主持人,也只是串串场。

 

但这些变化对曹可凡影响不大,因为他不仅拥有了口碑节目《可凡倾听》,同时也开始跨界发展,参演了多部有影响力的电影,还拿过最佳男配角奖,下半年,他又要参演一部电视剧并担纲男主角之一。他似乎总是在合适的时间做合适的事情。

 

如何让自己的人生永远处于上升通道?在曹可凡自传《人生AB面》中,他透露了他在年轻时学到的一个做人的道理:在比自己差的人面前当老大,是最无趣的人生;只有跟比自己优秀的人玩儿,才能有成长。

 

曹可凡拥有一个“老友圈”。这个朋友圈几乎囊括了华人圈知名的文化老人:孙道临、程十发、黄永玉、乔奇、陈逸飞、余秋雨、白先勇……在曹可凡的口中,严幼韵是“Juliana”,黄永玉是“那个老头”,周采芹是“哈有劲的老太太”。向这些老人学习智慧,成了这些年曹可凡成长的捷径。我可以想象,在与这些老人的交往中,曹可凡高超的情商和融通的处事态度一定帮他加分不少。正因此,最近两年,曹可凡多次成了文化老人逝世消息的首发者,不少媒体在报道开头写着“据曹可凡消息……”。

 

我原以为曹可凡结交文化老人与他家世有关,在他的《蠡园惊梦》一书中,曹可凡详细追溯了自己的家族史,在民国时期,他的祖上从无锡白丁奋斗至上海滩的民族资本家,他的海外亲戚与一些文化名人是老相识,比如曹可凡的三舅公就是严幼韵的舞伴。但曹可凡却说,他的朋友圈和他的家族没有关系。“我们就是鲁迅先生笔下的小康人家陷入困顿,所以知道一切都要靠自己。”曹可凡声音有些低沉,“老实说,我火了之后才联络这些长辈,如果像过去那样,我根本不会跟他们联络。”

 

“可能是受了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影响,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我只做我认为对的事情。”在采访中,曹可凡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这两年,他作为人大代表在全国两会上质疑真人秀、批票房收视造假,“得罪了很多人”。谈到这里时,曹可凡提到了吴冠中,“他曾经提过美术界的一些弊端,未必很对,也让很多人不舒服。我专门为此跟他讨论过,他说我就是这么认为的。”

 

“那一代知识分子有自己的坚持,他们待人有礼数,但内心有一块东西非常坚硬,这种界限、底线是很难改变的。我也是。”

大学期间,曹可凡参加上海市第二届“我爱祖国语言美”朗诵大赛,获得第二名。

曹可凡与敬一丹、白岩松在一起

 

4次首发名人逝世消息

 

上观新闻:上个月复旦首批女学生、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夫人严幼韵在纽约去世,又是您发布的消息,您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呢?

 

曹可凡:我跟她本人并不认识,也没见过她,但我跟她女儿杨雪兰非常熟。我认识杨雪兰已经有20多年,当初通用汽车刚刚进入上海时,她是美方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我应该是国内最早一个采访她的电视人。杨雪兰和很多艺术家很熟,经常邀请艺术家去她家吃饭,比如郎朗、谭盾、帕尔曼、马友友,等等。我也经常去她家里吃饭,她妈妈的故事总是大家茶余饭后一个重要的谈资。

 

杨雪兰有一个表妹叫徐景灿,是她妈妈妹妹的女儿,以前跟我是邻居。她也和我的《蠡园惊梦》合著者、家族史专家宋路霞关系非常好,她们一起搜集老旗袍、写关于老旗袍的书。所以我和徐景灿也很熟,我最早是从徐景灿那里知道Juliana(注:严幼韵)去世的消息,那个消息很准确的。

上观新闻:我看到网上有文章写,在严幼韵百岁生日的派对上,您采访她说:“你穿着高跟鞋累吗?”她嫣然一笑:“我一辈子穿高跟鞋,习惯了。”这些全是瞎编的啊?

 

曹可凡:假的!我看到时也吓了一跳。

 

三年前我去纽约时,本来打算去拜访她,那次我在纽约呆了一周。但不巧,她只有礼拜三、礼拜六见客,所以还是错过了。

 

上观新闻:还有这个讲究?

 

曹可凡:因为她见客需要盛装打扮。为什么周三周六见客?因为周三周六是打麻将的时间,打麻将的时候必须盛装,女的穿旗袍、涂脂抹粉、头发要吹好,男的穿西装、打领结,很有仪式感。这个时候,她愿意见人。

 

顾维钧还在的时候,最多的时候有4桌麻将。通常是下午3点钟到,先一起吃点点心,两个咸两个甜,打个底,然后搓麻将,玩到6点半7点左右,家里有个苏州阿姨烧菜,4个冷盘6个热炒。我看过照片,这些菜黑不溜秋,都是浓油赤酱的家常菜。

 

黄永玉平时也就吃点家乡菜,对他们来说,精神追求更加重要。

 

吃完接着打,大概打到晚上10点左右。他们到了端午节吃粽子,到了中秋节吃螃蟹,再喝点小黄酒。每年家里会有一点大事,比如严幼韵的生日,要办派对。这些是他们的社交方式。

 

有趣的是,这些人的坟墓都在同一个地方,活的时候一起玩,死的时候一起睡。到了美国,这些人也褪去光环,回归平民的身份,一般到了第三代都是普通人,都不会说中文。

 

我相信他们内心其实挺孤单的,那种社交活动其实或许也算是互相抱团取暖。

 

上观新闻:今年年初,您还第一时间发布了周有光先生去世的消息,这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曹可凡:最吓人就是周有光那次。周有光去世时正好是他生日后的第二天,那两天北京有书展,书展上有专门的活动为他祝寿,上海的出版界也给他祝寿,办了一个新书研讨会,他有一个外甥女也参加研讨会。当我发布消息之后,有人去向他外甥女求证,他外甥女说没有这回事,他身体好好的。

 

这消息是我一个在北京出版界的朋友告诉我的。我当时也没多想,觉得消息是确切的,就发了。发完以后不得了,好多人私信我:“搞错了!”弄得我紧张得不得了,到处去问,问下来消息是确切的。后来人民网发了消息,我的心才定下来。

上观新闻:我感觉经常能看到媒体上写“据曹可凡消息……”,这些年您到底发布了几条这样的消息?

 

曹可凡:我一共就发了4次。第一次是贺友直,这个消息来自于我的一个朋友,我朋友和贺友直家关系非常好,贺友直去世时,我朋友在床前送终,他第一时间发了朋友圈,当时我还在从北京开完两会回来的路上,马上转发了这条消息。

 

第二次是夏梦。我看到评弹界的一个人发了消息。当时我正在参加美国参加中美电影节,因为有时差,第二天大家醒过来才看到。当时和我一起参加电影节的中影公司老总很紧张,问我消息确切不确切。我说确切啊,虽然是第三手资料,但我问了一下,消息是确切的。

 

我和夏梦见过一面,但不是太熟。不过,我认识夏梦的舅妈,90多岁了,看上去比夏梦身体好。

 

我发布的这些消息有些是人家通知我的,他们都知道我和老人比较熟,所以有情况他们就会第一时间发给我。有的是因为我在紧密层,比如贺友直,去世两三分钟后我就知道了。一般我都比别人稍微早知道一点。

曹可凡与夏梦

 

与老艺术家的忘年交

 

上观新闻:我听说您是一个很有“老人缘”的人,很多老艺术家都是您的忘年交,您怎么会和老人们这么熟?

 

曹可凡:我就喜欢跟老头老太们呆在一起,从20多岁开始就很喜欢。

 

上观新闻:这和您主持的节目有关吗?

 

曹可凡:有可能,我的这些朋友大多数是通过节目、一些文化活动认识的。

 

我最早认识程十发就是因为我独立主持的一档电视栏目《诗与画》。通过主持《诗与画》,我认识了上海绘画界的一些朋友,有一次,我参加一个画家笔会,万籁鸣这些大师都参加了。程十发最后到,他朝我在的方向瞟了一眼,忽然问:“你是曹可凡吧。”他说:“你的《诗与画》做得不错,但我提个意见,就是形式太呆板了,像在上课一样,可以活跃一点。”我连声说是。

 

他走的时候,一群人簇拥着把他送到电梯口,我也鱼贯而出。快到电梯口的时候,他又回头对我说:“给你个电话,你要有空,到我家里来玩。”这样,他就把他家里的电话抄给了我。

 

隔了两天,我就去他家拜访,聊了一会他说他要出去,改日再约。我很不好意思,还以为他在家无事才来拜访,没想到让他为难。后来我30岁生日的时候,他和他太太一起来吃饭,这样就慢慢熟了起来。

 

程十发待人非常真诚。有一年我陪程十发到美国过年,他儿子在美国,他本来不想去,后来我和我老婆一起陪他去美国,当时他身体已经不是很好,出门要坐轮椅,我们去了美国几个重要的景点,他都陪我们去。后来我们要早走,程十发自己穿上滑雪衫,戴上帽子、围巾,坐在客厅里。他儿子问:“爸爸,你要干吗?”他说:“今天要送曹可凡呀。”他儿子说:“你去,我管你还是管他们?”但老先生执意要送,怎么劝都不行。

 

上观新闻:大多数记者采访完一个名家以后可能就没有交集了,您怎么能和他们变成好朋友?

 

曹可凡:很奇怪,我采访完都能成朋友。我很喜欢他们,坐在那里,听他们随便聊聊,都挺长学问。另一方面,我对老先生的人和事都比较熟,老先生觉得他们谈的事,我能接得上茬,这点很重要。

 

比如傅聪先生,我和他访谈之后一起吃饭,他不解地问我:“我说的这些人都是我爸爸的朋友,你怎么知道?”我说:“我怎么可能认识?我都是从书上认识他们的。”他说一,我就能续得上二和三,有的可能我比他还清楚,这样就能谈得拢,这个很重要。

曹可凡和傅聪

 

上观新闻:这些“老朋友”身上有什么东西在吸引你?

 

曹可凡:我对近代史本身比较有兴趣,大多数那个时代的人相对来说都比较讲究礼数,待人接物很周到,文化的修为都比较好。这不是装出来的,而是从内心出来的一种气质,有些话可能是言不由衷,但基本礼数都有,不会拒人千里之外,不会让人尴尬。

 

上观新闻:比如说呢?

 

曹可凡:程乃珊和她的先生严尔纯就是这样的人。学林出版社要重新出版程乃珊的文集,我曾经在程乃珊去世一周年时写过一篇悼念文章,严尔纯想把那篇文章作为代序。其实那篇文章我已经给他了,用不用他决定就行了,但是他的做法是联系我,说他希望把这篇文章作为新书的序,不知道我同意不同意。“如果你同意,我将非常高兴。”其实他们是我的前辈,随便用都可以,但这种细节很周到。

 

我以前想让程乃珊帮我的新书写个序,但那时候她已经病了,我就没好意思提出来。过了一段时间,她出院了,我去看望她,随口提到这件事。她说:“没关系,你拿来吧,我正好解解厌气。”一个礼拜她就写好了,而且写得非常好。

 

黄永玉也是。今年在北京开两会,我和作家李辉准备去看望老头,但李辉要出差,日子轧来轧去只有最后一天有空,但那天我算错时间,出发的时候正好是北京最堵的时候,一上车我就跟李辉说:“看来吃晚饭不靠谱,我们7点钟都到不了。”

 

黄永玉是个非常讲究时间的人,几点起、几点吃早饭、几点吃中饭、几点睡午觉、几点吃晚饭、几点睡觉,非常遵守时间。所以我跟李辉说:“赶紧跟老爷子说,我们8点才能到,让他们先吃,我们到了以后随便扒拉几口就行了。无所谓吃不吃饭,就是见面聊聊天。”

 

我知道,对黄永玉来说,吃饭是件很隆重的事情。我三年前到他家里吃饭,他为了晚上请客吃什么这个问题,和他女儿商量了一周。最后的争论是在家里吃,还是在饭馆吃。在饭馆吃,没有家的感觉,在家里吃,厨师做的又不是太好。最后是在自家的院子里,专门请了厨师,吃烤全羊。为了请我们吃一顿饭,老爷子可以讨论一个星期,这让我很感动。

 

结果那天我们给他女儿打电话,说怎么样也要8点了,让他们先吃。过了半小时,他女儿发来一个微信说,老爷子说了,既然请人家吃饭,就要等人家到了之后才可以开饭,不能先吃。

 

上观新闻:听说黄永玉说话比较直,性情中人,脾气不算太好。

 

曹可凡:但我们相处得很好。周采芹骂人也很厉害,但对我们真的很好。

 

我和周采芹认识是因为几年前和导演胡雪桦一起送蒲巴甲上上海戏剧学院,活动结束后,胡雪桦说问我是否有兴趣和一位老太太吃饭。我说:“谁啊?老头老太太我都有兴趣。”他说周采芹。我说我很喜欢她,看过她的《上海女儿》,然后我们就一起去了。

 

老太太很有个性。我们在酒店电梯下等她。她看了我一眼,说了一句“just a minute”,转身就回电梯上去了,过了一会,她拿出一套我参与策划的《银汉神韵——唐诗宋词经典吟诵》,里面收录了孙道临、乔榛、丁建华和我朗诵的数十首古典诗词。她从小去英国,中文不太好,《银汉神韵》正是她随身携带的参考书之一。

 

2010年我做《可凡倾听》的特别节目《阿拉都是上海人》,把她请过来。去年我去美国参加中美电影节时,又去拜访她。她说她最小的妹妹在香港去世了。“有一件事我没跟你说,这事我很感谢你。”她说,她跟妹妹一直有点芥蒂,就是那次我请她来上海,她妹妹正好也在上海,所以她妹妹就去酒店陪她住了两个晚上,那两个晚上,两姐妹之间的结解开了。周采芹对我说:“我非常感激你。”

曹可凡和周采芹在中美电影节

 

老人是历史的拼图

 

上观新闻:结交了这么多老人,有没有想见但见不上的呢?

 

曹可凡:我一直想见李香兰,有一年,从郑德仁(注:百乐门爵士乐大师)那里拿到了她的电话,到东京后我就跟她打电话。她一开始很紧张,我跟她解释,我是上海来的主持人。她就很高兴,说着一口嘎嘣脆的京片子,好听得不得了。

 

她问我上海怎么样,大光明怎么样,兰心剧院怎么样。我提出很想采访她,如果不能采访,能不能来拜访一下,十分钟就可以。她说,最近这段时间有点感冒,要去问问医生。隔了两天,我又给她打电话,她说:“真的很抱歉,其实我起码应该请你们喝杯茶,我和上海这么有缘分,但是医生说不适合。”

 

那天我很郁闷,晚上请翁倩玉在银座吃大闸蟹,翁倩玉和李香兰很熟,我就和她说这个故事,感叹这次见不到也许就见不到了。翁倩玉跟我谈起她和李香兰的交往,最后说要不然这样吧,她家离李香兰的家隔了两个街口,她带我到那里去转一下,就算我见过了。这样,我就坐着翁倩玉的车,在李香兰家附近转了一圈。

 

后来我去台北,与导演蔡明亮见面,他在永和老街上开了一间非常拙朴的小咖啡馆,他就住在附近,我记得那天他拖着一双木屐就来咖啡馆了。我们聊上海,他说他一直不敢去上海,在他心目中,上海是两个人的上海,一个是张爱玲的上海,一个是李香兰的上海。

 

蔡明亮告诉我,他经常去东京出差,就在李香兰家附近踱步,或者在附近的咖啡馆喝杯咖啡,用这种方式向她表示致敬。我说:“我不经常去东京,但是上次做了和你差不多的事,我有个李香兰的电话,我就给你,你就存着,你可以打,但你也未必打,留一个念想。”蔡明亮很高兴,很认真地把这个电话抄下来,他说他不打,就是留一个念想。

 

上观新闻:这样也挺有意思。

 

曹可凡:对,无论见或者不见,都挺有意思。

 

后来我在香港碰到姚莉(注:上海滩七大歌后之一,代表作《玫瑰玫瑰我爱你》)。姚莉说她们那一代人,就剩下她和李香兰两个人了,她们每隔一段时间会通一次电话。

 

那次她讲了很多,她说:“如果现在不说,以后就说不动了,我就全部跟你说吧。”她讲陈刚的父亲陈歌辛曾经追求过她,这段事情我们之前就有耳闻,但没有得到证实。姚莉说,那个年代的感情表达很含蓄,有次公司组织去苏州游玩,他们俩有点小情愫,后来陈歌辛写了一首《苏州河边》给姚莉,那首就是陈歌辛给她的情歌。但是两个人从来没有说破过,连小手都没牵过。

 

我见过一些人,也错过很多人。

 

很多年前,我有一次在一家上海菜馆吃饭,老板邀请了一群老头老太,有个老太太,长得很男相,一口上海话,我不认识。有人就说:“曹可凡,你知道这个阿婆是谁啊?她以前可是明星。”阿婆说:“阿哟,不要提了,都是老的事体。”

 

我才知道,她叫袁美云,当初的四大名旦之一,徐志摩的干女儿,他老公是当时很有名的导演王引,她可以说是“活化石”了。我们见面的第二年她就去世了。那时候年轻,不知道,如果有这个意识,多问问、记录下来就好了。

 

上观新闻:这些老人就像是拼图,把历史给拼起来了。

 

曹可凡:对,就是拼图。

 

有一次我采访周小燕,我问:“当时潘玉良给你画的肖像,怎么会跑到上海美术馆去的。”她说:“不提了,当时在巴黎的时候也没觉得潘玉良怎么样,她要给我画肖像,画完以后我一看,像也不像的。我回来的时候,行李那么多,没法带,连拿都没拿。后来那批画回流到上海。”

 

她说巩俐演的潘玉良不对,“哪有那么漂亮。我告诉你,潘玉良走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回头率很高的,因为长得实在太丑了。”

 

后来这句话还被登在报纸上。没多久,我去北京看吴冠中,他桌上正好放着这张报纸。吴冠中说,周小燕讲得太对了,潘玉良真的很丑。那次,他也跟我谈了很多潘玉良的故事。

 

这真的很有意思,你说一点,他也说一点,就把这个人拼出来了。这批人走了以后也没人讲这些故事了。

曹可凡与白先勇

曹可凡与王家卫

 

上海的特点就是《子夜》中的三个英文单词

 

上观新闻:您会不会感到遗憾,那一代走了以后,可能再找不到这样的大师了?

 

曹可凡:没办法,特殊时代就是这么能人辈出,大潮过了就过了,我至少见到了一个尾巴。

 

我没见到梅兰芳、程砚秋,但我至少见过俞振飞、张君秋。张君秋也很有意思。我们一起吃饭,他不让我们吃饭,拿出一个小录音机,“你们听听,这是我30多岁时的录音。”一听就半小时。饥肠辘辘啊,饥肠辘辘!“你们听听,这是我60年代的录音。”人家手一直这么举着,我们哪敢下筷子?

 

这几年,我也会注意积累。我在《建国大业》里演过吴国桢,其实我当时我也不知道吴国桢是个什么样的人,后来查过很多资料,看过他的回忆录。大约4、5年前,我在纽约时,有个记者告诉我,吴国桢的女儿就住在附近,要不要见见她。我当然愿意啊。她家离我住的地方也就20分钟,第二天我就去了。老太太坐在轮椅上,一见面,她就上下打量我说:“像的,像的,就是略胖了些。”我们跟老太太聊了一上午,她还给了我吴国桢的一些照片,有40多张,通过这些照片,就可以把吴国桢晚年的生活拼出来。

 

回来后我写了篇文章,后来这篇文章收入《蠡园惊梦》中,我想给她寄一本,但电话一直打不通。我就一直打,上午打、晚上打,坚持了一个月,终于有一天,一个女人接电话说:“对不起,我妈妈已经去世了”。

 

上观新闻:我发现您演的几部电影,都和民国、老上海有关。

 

曹可凡:陈凯歌说我长着一张“民国脸”,他经常跟我说:“可凡,好好保持这样的状态,我一直认为你有民国的这种味儿在。”王家卫导演也说:“侬是老像上海人的。”我和王家卫导演平时聊天就是用上海话,谈了很多老上海的故事。

 

上观新闻:对于未来,您还有什么目标吗?

 

曹可凡:对我来说,最大的目标不是具体的做一档节目或者做一个电影、电视剧,我和王家卫导演也说,总体是希望共同努力,希望真正把海派文化精髓保存下来。

 

下半年我要参演一部电视剧《老中医》,讲的就是海派中医,编剧高满堂花了4年时间写剧本,陈宝国、冯远征和我演三个海派中医。中医从民国开始备受争议,甚至有人提出要废除中医,到现在这种声音都不绝于耳,我觉得有必要正本清源,去芜存菁,我们希望通过这部电视剧展示海派中医药。

 

现在大家的意识也慢慢在觉醒。我现在也试图多用一些上海话,《金陵十三钗》里面那段上海话台词还是我自己写的,因为表达的方式和普通话有点不太一样。

 

上观新闻:您能概括一下什么是海派文化吗?

 

曹可凡:这个特别难概括。我过去问过程十发先生,什么叫海派绘画,他告诉我“海派无派”。什么意思呢?就是融汇中西、贯通古今,我觉得这八个字大概就是海派文化。每一个流派、每一种风格都可以在海派文化这个平台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发光发亮。

 

茅盾在《子夜》中用三个英文单词形容上海的特点,我觉得都蛮好的,一个是light,一个是heat,一个是power,光、热、力,我觉得这三个单词可以概括。

 

(照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大图为曹可凡与周有光 编辑邮箱:shangguanfangta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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