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11日，以“中国道路：政党、人民与法治”为主题的第三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创新论坛在上海社科国际创新基地举行。上海社科院党委副书记王玉梅、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专职副主席解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崔唯航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

怎么来理解中国道路？可以有不同角度，既可以把它理解成中国改革开放的探索之路，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之路，更可以理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复兴之路。与会者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理解，“中国道路”是每一位中国理论工作者所不能回避的，更不能熟视无睹。在研究中要坚持中国本位，坚持对中国的实践、时代涌现出来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予以回应。通过对话方式而不是独白，体现中国话语的解释力和影响力。

论坛上，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清华大梅汝璈法学讲席教授冯象、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陈学明分别作了主旨演讲。

李君如指出，“中国道路”走下去直接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治理体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意味着，在过去近40年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制度现代化问题被提上了重要议程，真正地提出了中国要完成从全能型国家治理体系的改革到现代国家治理体系重构的历史任务。全能型国家治理体系是在计划经济年代建立的，已经不适应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思想理论界提出了许多替代全能型国家治理体系的改革主张。其中影响最大的，主要是两种观点：一是自由放任型国家治理体系；二是现代威权型国家治理体系。但事实证明，这两种类型并不适合中国。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新治理体系的重构，这一国家治理体系已经具有现代国家治理的特点，但又不同于自由放任型和现代权威型国家治理体系。它是政权机构（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社会（包括社会组织）三个元素各司其职而又互相支持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民主集中型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这一国家治理体系，是我们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致力探索的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系。尽管我们的探索还刚刚起步，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少，但是方向是正确的，是有特点有价值的，必将对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中国的贡献。

冯象从当下法律教育存在的问题切入，分析了法治建设中存在的误区。他举例说，今天中国已经有不下600所法学院，这是非常惊人的数字。但是由于我们国家的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仓促上马的，因而大量的教材和学说不是抄民国时期的，就是从我国台湾地区来的，此外还大量“进口”日本、美国、德国等地的教材。今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政法大学的讲话中强调，“对世界上的优秀法治文明成果，要积极吸收借鉴，也要加以甄别，有选择地吸收和转化，不能囫囵吞枣、照搬照抄”。如果我们的大学培养出来的法律人才只是“西方法学思想的搬运工”，只会从法条法规的概念出发，那么他们极有可能落入西方窠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也就有可能偏离应有的正确方向。

陈学明认为，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是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前途和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反过来说，马克思主义的前途和命运与当代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也是联系在一起的。在中国的民主革命时期，当时最主要的是回答这样两个问题：第一，中国为什么必须走新民主主义道路？第二，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什么必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正因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两个问题作出了正确回答，才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陈学明认为，当今同样有两个问题必须要回答：第一个问题是，我们为什么必须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第二个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必须要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对于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涉及到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对此，首先要解决立场问题，必须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来看，不能以个人利益得失来对整体作出判断，这样容易犯下片面否定的错误。其次，是标准问题。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不是个人主义政党，而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用西方政党民主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共产党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切合实际的。

在论坛上，与会者围绕“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治道路”、“人民当家作主与中国政治道路”、“现代政治中的核心概念辨析与重大问题探讨”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讨论。在闭幕式上，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吴晓明教授、上海社科院原党委书记潘世伟教授分别作了总结发言。

吴晓明对于如何创新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文本上下了很多工夫，在学术上也有很多推进，但是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没有前来同我们“照面”。但事实上，中国问题、中国经验与中国道路密切相关。最近几年，这种状况慢慢在改观，很多研究者在面对“实在主体”时遇到了困难，这是一个可喜的变化，意味着他们正在从原先外部反思当中解脱出来。因为，如果只是纸张到纸张，文本到文本，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其实标志着理论开始向前迈进。吴晓明同时指出，现实和我们一般所认为的事实不同，它涉及事物的本质。学术的主旨是现实，要达到现实、揭示现实、把握现实，并且切中现实，这需要很高的理论要求。通过调查研究仅仅是触碰到一般的事实，如果我们要把握的是实存中的本质的东西、展开过程当中必然的东西，那就需要理论。因此，必须要保持理论上的高度自觉。

潘世伟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原来设想的那种原典式的社会主义，因为中国从来没有存在过像欧美国家那样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它是一种创造性的实践。对于当下的中国，我们现在有很多叙事方式，有文明叙事、民族国家叙事、现代化叙事，当然还有西化的叙事。但是我们所需要的或者说更重要的叙事，应该是社会主义叙事，这是当代中国本质性的叙事。对中国所有的成就和变革，必须由社会主义的叙事作为一个主要的叙事来解释，当然这种叙事可以兼容其他叙事有益的要素。中国的实践打开了人类实现现代化的“第二条道路”，它是用非资本主义的方式来实现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实践以及所取得的成就，从根本上来说就不像自由主义者所鼓吹的那样，是西方实践的模仿、复制、翻版，中国的现代化具有独立的价值和意义。

本次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主办，“文明比较与中国道路研究”课题组承办。

（栏目主编：王珍，邮箱：shhgcsxh@163.com）题图来源：作者提供 图片编辑：项建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