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过去很多年后，我还是经常会从同一种梦中惊醒。

在梦中，我永远身处考场，面对一份试卷。试卷的内容经常变换，有时候是微积分，有时候是方程式配平，有时候是完形填空……但感受是一样的：手心里的汗流到试卷上，试卷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我在试卷上涂涂画画，最终试卷变成一坨字迹模糊、坑坑洼洼的纸糊糊，而我心里只剩下三个字：完蛋了……

然后，就是猛地醒来，心跳很快，有一瞬间不知身在何方，等到借着窗外的微光看清屋内的摆设，就开始庆幸——还好，没交卷就醒了。

其实，对于自己长时间做这种梦，我有点不太能理解。掐指一算，自己参加高考是1999年，已经是上一个世纪的事情了。虽然有时候不愿意直视自己的年龄，但不得不承认，1999年出生的孩子今年也要步入高考考场了。

更让我不理解的是，在记忆中，我在那次高考中从头到尾都处于麻木的状态。机械性地骑车出门，机械性地进考场，机械性地做题验算，机械性地用2B铅笔画圈圈，无论题目会做的还是不会做，我都不喜不悲，整个人像灵魂出窍了一样。

回想起来，造成这一情况，主要是蚊子所赐。考试前一晚，半夜两三点钟，我被蚊帐中的三四只蚊子咬醒，只好起来噼里啪啦打蚊子，一个小时后，我双手沾血地躺下，导致第二天睡眠不足，神游考场。

但是，仔细想想，压力有时候并不一定非要显山露水，它可能存在于生活中的每时每刻：一个下垂的嘴角，一个不屑的轻哼，或者是一个期盼的眼神，都有可能是压力的化身。从十多年如一日做同样的梦来看，自己当时也许并不如回忆中的那样麻木。麻木更可能是一种自我防御机制。在浑浑噩噩中度过本应该最紧张的两天，只要不考虑考试成绩，也算是种福气。
 

1999年7月7日，上海市徐汇中学考点的三位女生在临考前抓紧时间看书。

【试卷面前，我似乎背负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我的家乡在上海崇明岛，因为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经济一直不太发达。计划经济时代，小岛曾经走过一段轻工业发展的道路，生产的电冰箱、洗衣机、电风扇一度也是抢手货。但在市场竞争之下，地理因素导致的成本和技术劣势越来越明显，上世纪90年代，小岛的轻工业一下子被江浙企业甩在后面，大批的县属、镇属企业迎来倒闭潮。

我上中学的时候，我妈所在的企业关掉了，我妈刚好挤进提早退休的行列，同事们都来恭喜她。又过了一年，我爸爸所在的企业也关掉了，这次我家的运气就没那么好了，我爸选择买断工龄，自寻出路。一家三口，一个提早退休，一个下岗待业，还有一个在上学，家中每天都是低气压。

一开始，我爸找工作的道路并不顺利，今天琢磨“要不要开个早饭铺”，明天考虑“要不要开个修车铺”，我跟着他四处转悠考察附近的修车铺，我爸试着为一辆自行车补胎，但越补漏气的地方越多。没多久，我爸决定去学开车，驾校的不成文规矩是，每次上完课，学生都要请老师喝酒吃饭，我爸每次必喝多。当我爸抱着马桶哇哇乱吐时，我妈就开始教育我：“一定要好好学习，考出去。”我的学业，成了当时改变我家命运的唯一方法。

然而，学习这件事，并不是只要努力就可以的。尤其是当“别人家孩子”就在你身边时，你不管怎么努力很可能被瞬间秒成渣。我的表哥，1994年我们县理科高考状元，天赋异禀，是各种数学、物理大赛的常胜冠军。他也是读书改变命运的成功实践者，因为学历光鲜，他进入一家知名跨国企业，拿到的起薪让他的父母腰板笔直。

反观我的数学成绩，一直在中部游荡，不仅和我表哥没法比，在平辈亲戚之间也是吊车尾。高考前一个学期，我表哥给我补课。他只要看一下题目，就能报出答案，而他讲的解题过程，我听了以后越发糊涂。最后的结局是，他凭着拯救弱智儿童的人道主义精神，撸起袖子帮我做题，而我则在他的掩护之下看小说。

鉴于我表哥的补课效果不佳，即使家中拮据，我仍然被送进了各种补课班。那时候，各门主课老师都开始在家办班，特别是重点中学的知名老师家门庭若市，想要补课还需通关系。我爸妈动用他们仅有的一点社会资源，好不容易把我塞进了他们打听来的名师家中。

我的数学补课老师，家里有间房被改造成了专业教室，有黑板，也有长条桌椅，一次能坐下近20个人，由于补课的人太多，我们需要侧着身子上课。英语补课老师，是我妈小学同学。这让我妈相当感慨，她小学时候成绩远超这位同学，没想到风水轮流转，由于我的不争气，让她不得不去求她眼中的“渣生”。到高考前，我的补课科目终于达到了四门，因为高考一共就考四门，除了上课以外，我几乎所有的课余时间都在补课老师的家中度过。

【亲情背后，不堪承受爱的压力】

 补课间隙，我奶奶会给我送来她买的各种脑力保健品，保健品很贵，但她毫不在乎，电视里哪个广告做的凶，她就给我买哪个。一开始是一种黄色胶囊，吃了以后打嗝都有一种鱼腥气，虽然吹得神乎其神，但我觉得最多就是鱼肝油。吃了一段时间，我奶奶又改送了另外一种保健品，这次是一种咀嚼片，吃完满嘴都是苦味。那时候，我们班同学几乎人手一种保健品，每到课间休息时，大家虔诚地从铅笔盒里掏出来吃。我和同桌经常互相品鉴，期待吃完之后注意力能完美撑过下一节课，但真实效果还不如互掐一下。

高考临近，毕业班需要经常赶往市区参加各种考试和体检。1999年5月9日，我们在班主任的带领之下浩浩荡荡前往上海外国语大学参加英语口试考试，刚坐上船就看到电视正在播放的新闻：前一天晚上，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导弹袭击。这条新闻成了我们当天最主要的话题，我们讨论最激烈的是，会不会因为这件事情，我们的考试就被取消了。当我们在鲁迅公园坐待考试开始时，一辆大卡车从公园门口驶过，车上载满了扯着旗子的大学生。车上的人冲着我们大喊，还没等我们搞明白，大卡车已经呼啸而过。

那年遇到的大事不止这一件。1999年6月16日，原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发出紧急通知，决定1999年中国高等教育在年初扩招23万人的基础上，再扩大招生33.7万人，招生增幅达到42%。这也意味着，考上大学已经不算什么，只有考上好学校才能光宗耀祖。

我爸一心想让我学医，认为这样以后看病就不用排队，因为曾经参过军，他对军队充满感情，权衡之后，我爸建议我去报考军医大学。但是，1999年，我爸看中的军医大学在上海只有一个招生名额，还得到市区参加特别体检。体检当天，瓢泼大雨，我和几个同学先坐船，再转两次车，最后挽着裤腿趟水——大雨过后，体检医院门口的路段严重积水。折腾一天的结果是，视力不到1.5，不合格。

【究竟是命运的分水岭，还是生活中一个小土坡？】

 我爸的希望破灭了，而我和我妈的战争也进入到白热化阶段。

面对我的模拟考试成绩，我妈的耐心已经逼近极限。“高考就是一个分水岭。”我妈表面语重心长，但实则字字都隐含着爆发的前奏，“你再这样吊儿郎当下去，马上就要被分流走了！”于是，我偷偷将志愿清一色填成了外省市学校，自以为从此就能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

就这样，高考之后，我妈所说的分流开始了。我去往北京一所二流学校，隔壁班一位高瘦俊朗、眉清目秀，永远穿着白衬衫的男神考上了我爸中意的军医大学，我的同桌高考失误，掉入一所三流大学，成了我妈口中“被分流走”的那批人。

若干年后，生活的真相渐渐在我面前显露，我才明白，生活远比考试复杂，与其说高考是分水岭，不如说它是一个小高坡，跳过去固然好，跳不过去还可以重来，不想重来也可以绕道前进，重要的是如何走好日后生活的每一步。一所好的大学能助人奠定基础，但远不能决定人的一生。

如今，我在一家事业单位干着一份不好不坏的工作，机械性地上班，机械性地下班，一旦我提出想辞职，我妈必定高声呵斥：“事业单位稳定！不会下岗！”我的同桌在大学毕业之后，凭着坚韧不拔的毅力和通达的人际关系，当上了公司高层，在朋友圈晒着自己的高光人生。而那位考上军医大学的男神，成了医药代表，见过他的同学说，他早就发福，也不再穿白衬衫了。

本文编辑：沈轶伦  图片来源：新华社 图片编辑：徐佳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