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有两种声音一直挥之不去，仿佛就在耳边反复萦绕，从未消失过。一种是夏天的蝉声，从麦子熟透的早晨，一直叫到秋风入骨的黄昏，夏天少了它好像就少了半个世界，空得很。另一种则是钩担发出的，一年四季都有，每一个天蒙蒙亮的早晨，人们排着队，从不同的木门出发，赶往村头那口老井。那时候往往会睡得很香，但是一醒来，听见满大街的车声、人声、空气流动的不安之声，我便知道，它们已经远了，很远了。

钩担唱起了主角，尤其空着水桶的时候，唱得格外动听。钩担的铁钩和铁筒把儿有意无意地交织在一起，吱呦吱呦地叫个不停，就像电视里的小曲，真好听呀。有时候我会把它当成梦中的歌声，缓而清脆，随着母亲的步伐越来越远，那个声音也变得小了，就像一支催眠曲，让你睡得安稳而适意。有时候也会把它当成特别讨厌的家伙，吵得人睡不着，因为挑水往往选择在大清早，这是一天中的头等大事，越早越不用排队，这时候会特别刺耳，让你蒙着头也睡不着，辗转一早上。更多的时候，钩担是自然而然的，不用特别引人注意，该响的时候就响，该安静的时候就哑声，一副目空一切的样子。

空着出去，满着回来，中间是母亲的步履蹒跚。回来的时候，钩担基本上是没有声音的，因为两端被重重的水桶牵制着，不停地下弯，中间部分却有一股相反的力量，向上，向着还没出太阳的天。那是年过四十的母亲，那是丈夫外出打工一个人撑起一切的妻子。回到屋里，母亲重重地放下钩担，水桶结实地落座，钩担的铁环互相碰撞，发出一种短暂又极度沉闷声音，母亲喘了几口粗气，应和着刚刚安静下来的钩担。然后就是倒水了，母亲右手提起水桶，挪到缸前，桶把儿交换到左手里，右手换到水桶底部，托一下，就把水倒进去了。钩担和空桶被暂时请了出去，找个靠墙的位置，放下，新的一天开始了。

更小的时候，我不记得这个声音，可能是离得近越容易被忽略，甚至忘记吧。母亲说，我小的时候特别淘气，总也离不开她，每天早上挑水只能一桶，因为钩担的另一端是坐在筐子里的我。一旦看不见母亲，我就哭，没命地哭。母亲总是抱怨父亲，说他常年在外，一次也没碰过钩担。我是不记得的，但我从爷爷口中听到的是另一个版本。他说，你小时候可“淘人”（山东方言，粘人的意思）了，你娘总是一手抱着你，一手扶着肩上的钩担，你一闹，钩担就呆不住了，水会洒一路，可苦了你娘呦……

听到这的时候，往往我就跑开了，因为我觉得后面的内容不可靠，无非是我娘回家打了我，气哭了之类的，云云，猜也猜得到。过了几年，我开始打量起那根钩担来，因为家里的物什，就那么多，而它出现的频率实在太高了。

一根弯得叫不出名字的木头，密密麻麻的小裂痕，就像母亲裸露在外的血管，无限延伸，吓人。两端是一样长短的铁环，仔细看还有点像大耳坠呢，只是它坠在母亲的肩膀上，摇摇晃晃几十年了。白天它闲下来的时候，我就偷偷拿着它当作武器，不停地在院子里甩来甩去，吓得鸡鸭鹅狗兔到处乱窜。钩担环碰撞到木头上，声音一点也不脆，难听得让人讨厌。最后我把它狠狠地立在墙根，粘上了很多土，不知道母亲有没有发现过，也不知道那些土有没有顺着钩担掉进桶里，喝进肚子，反正我们都相安无事。

在我15岁的时候，真正意义上接触到了钩担。那是一个烈日当头的晌午，所有人都在地里忙着种红薯，在鲁东南一带，红薯被称为地瓜，它的种植类似于木本植物的扦插，需要一些水才能活下去。好一点的地都种了水稻或者麦子，靠近山腰的薄地才种地瓜，这时候就需要挑水了。从山半腰到山脚下的老井，有一段很长的路。以前都是母亲挑上来，我一瓢一瓢地浇，不用我费多少力气。那一年父亲回来了，我以为替母亲挑水的人会是他，没想到他叫我去。

我很不情愿地接过钩担，学着母亲的样子，一边一个水桶，踉踉跄跄地下山了。空着桶的时候，是没有什么为难的，相反还有那个美妙的吱呦声不断传来，让你暂时得意起来。到了井边就完全不一样了，首先是“摆水”，简单地说就是把水装进桶里，井很深，只能借助长长的钩担。人站在井沿上，两只胳膊跟着钩担向下，使劲往井底的方向下放，接触到水面后，用力摆钩担，只能一次，利用水桶的短暂倾斜，将水“灌”进桶中。这还没完，更吃力的是，要把一桶水拉上来。不能洒，洒了就白忙活了。关键的时候到了，桶里的水想回到井里，不住地往下沉，你必须用尽全力去拉钩担。那一刻，你会觉得钩担是这个世上最可靠的东西，只有抓住了它，牢牢地抓住它，才能获得你想要的一切。

可是当把两桶水打满的时候，你就开始嫌弃钩担了，总觉得刚才吃去的力气是钩担造成的，你会把它狠狠地扔在地上，人也坐在地上，喘着粗气。烈日泼了下来，汗水开始流到背上，但也不能休息太长时间，因为一家人还在地里等着呢，包括刚刚扦插上的地瓜苗。你又得求着钩担了，捡起它，掸一掸上面的土，准备往山上去了。

我试图挑起两桶满满的水。首先把两个水桶钩到环上，人蹲下，钩担不歪不斜落在肩膀上，缓缓站起来。用力，用力，经过几番尝试后，我还是没有站起来，因为太重了。最后只能倒掉一些水，每只桶里留一半多点，尝试了几次，终于站起来了。后面就是往山上爬了，每一步都很难，钩担狠狠地压在肩上，好像在对刚才的一摔表示愤慨。真难啊，生生的一根木头压在肩胛骨上，磨得疼，不一会就像着了火，辣辣的，烧了起来。可是又不能停下，因为他们会笑话我，我是个男子汉，总不能连半桶水都挑不动呀，我总是这样告诉自己。好像过了很长时间，我终于挪到了地里，扔下钩担，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抱怨起来。父亲什么也没说，很平静地接过桶，浇地去了。我觉得委屈，眼泪不住地要流出来，母亲笑着说，不容易呀，俺儿子能挑水了。

两个桶里的水很快就用完了，父亲没再让我挑，自己去了，那天后面的水也都是他挑的，他没有掸去钩担上的土，也没有狠狠地摔过钩担，只是一声不吭地挑着，挑着，直到太阳落下去，我们的影子互相模糊。回到家里，母亲做饭，父亲喝了几口酒，期间他对我说了几句话，我一直没忘。他说，你呀，小时候可“淘人”了，你娘一手抱着你，一手挑着水，一不小心钩担就会滑下来，你娘摔倒过很多次，但你连点皮都没擦破过。咱家的钩担，你爷爷小时候就开始用了，两代人，一直都很滑溜，直到有了你，钩担上面开始出现裂纹，都是你娘挑水时摔裂的。

（本文组稿、编辑朱蕊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内文图来源：网易  图片编辑：苏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