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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糕、咖啡相伴的死亡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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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黄霁洁 2017-04-21 12:29:5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伤痛,自己的勇敢。相互启发,相互解围。”

2016年7月17日,一个闷热的多云天。北京胡同一家综合的小展馆里,聚集了16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那天人很多,咖啡厅坐不下,我们搬了板凳在一楼大厅围成一圈”。

 

他们的面前放着红茶和咖啡。整个下午,他们讨论着如何直面死亡、练习死亡、如何才能从容赴死。这是黄子逸在北京主办的最后一次死亡茶社,虽然谈的是死亡,但气氛却轻松愉快。

 

“你是希望被预先告知死亡的时间可以做好准备,还是希望突然死去?”

 

“如何很好地告别?”

 

“你赞成安乐死吗?”

 

……

 

这个名为Death Café(死亡咖啡馆)的活动起源于瑞士社会学家伯纳德·克瑞塔茲的概念,2011年,英国人乔恩·安德伍德把它变成现实。Death Café提供了一个交流和碰撞的平台,人们可以和陌生人一起,一边喝咖啡,吃蛋糕,一边聊聊在很多人看来忌讳的话题——死亡。

 

Death Café现已在世界各地举办了3000多次聚会,演变成一个社会加盟活动,在任何城市或社区,人们都可以按照乔恩·安德伍德在网站所提供的信息举办自己的Death Café。在某些地方,这一形式也被称作Open Death Conversation(公开死亡对话)。

 

到了中国,Death Café被更名为“死亡茶社”。两年前,27岁的姑娘黄子逸将它带到了中国,至今已举办了16场。死亡茶社中的所有话题围绕着死亡,没有固定主题,参与者可随意讨论发言。“我们在接下来的一到两个小时是‘共同体’,要一起来完成一次美好的交流”,这是子逸对茶社的期许,她希望死亡这一话题能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一个真正可以在鸟语花香的地方,喝着茶,吃着点心聊的话题”。

 

未知死,焉知生。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公开讨论死亡,进行关于死亡的自我教育。通过死亡茶社中的对话和倾听,有人依然疑惑,有人对死亡脱敏,也有人达到同自我的和解。

 

 

1

 

 

在柏林举行的一次死亡茶社活动

 

子逸第一次感知到死亡这件事情是2岁的时候。在外婆的葬礼上,她被父母抱在手里,看着外婆的棺材,身边一片啜泣。

 

其实,和死亡的关系早就存在于她的名字里。“在我出生两年前,母亲怀过一个男孩。死胎,可能是医院的疏忽”。后来父母这样向她解释她的名字:子,代表儿子,逸,是飘逸上天。她从小就就这样介绍自己,儿时,还会祝福天上的哥哥。直到10岁,她去柏林同母亲一起生活,才慢慢停止这样介绍自己。同一年,她真正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会死这件事,吓得在姨妈的怀里哭。她和父母聊死亡,但并没有得到答案。

 

慢慢地,她对死亡的思考取代了单纯的恐惧,“虽然说会怕,但我相信世间所有的一切都是一体。对自己此刻处境的判断和对世界文明的认知,可以从有自我意识的感官吸收并消化,也可以透过任何一双五百年前或五百年后的眼睛发生”。

 

她对灵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阅读书籍、上网查资料,想要透过他人的眼睛去弄懂死亡和生命。可是困惑还是不期而至。

 

2014年年初,子逸好友的弟弟去世。面对朋友的伤痛,她感到无助。在这之前,她曾与一位中学时的朋友聊起了毒品,读了那些毒品功效的分析后,她开始质疑灵魂的存在。“之前一直相信有灵魂这个东西,它会是我毕生努力的精华。后来仔细想想,好像我们的个性,记忆等等,都是来自身体内‘随机’的化学物组配。”

 

子逸有些迷茫,“很想跟人聊聊这个话题”。

 

 

2

 

子逸介绍死亡茶室

 

两年前,子逸从电视报道中获知伦敦有人办死亡茶社,在这之后她决定办起自己的茶社。

 

初次尝试,地点选在家楼下的咖啡厅,围着一张小木桌,天气和暖。“只有三个人参加,包括我”,其中一个是子逸在街头认识的挪威音乐家,还有一个是她当时的男友,一名电视制作人。

 

在柏林,死亡茶社开展了7次,参与者来自各行各业,人数逐渐增多。

 

活动由子逸主持,从自我介绍开始,每个人都有讲述自己故事的时间,随后是自由讨论环节。整个过程中,子逸也需要调整气氛和节奏,“有时候聊的故事会比较劲爆,特别残酷,或特别悲伤。这个时候我一般都会安静地把故事听完,问一些细节或相关的问题,最好有一些小小的跑题,开一点小玩笑。希望能缓解气氛,或让讲述者把注意力移到其它话题上”。

 

很多故事,在来到死亡茶社之前,是无法想象的。那些奇怪甚至荒诞的东西,真实地存在于某个人生命的角落,如同潜藏的暗流一般,只有在这个短暂相聚的时刻,才汇入海洋。

 

“一个女生说自己的家乡有个很厉害的算命阿姨,村里很多人的临终时间都被她说中了。她的妈妈也去了。这两年临近那个算命阿姨说的时间,她每天都活在对妈妈的担心与妈妈还健康的感恩中,每天跟妈妈见面都要拼命地撒娇。”

 

“一位自己弹吉他、写歌的年轻艺术家,他有一个女室友,二十几岁,很可爱,但是一直郁郁寡欢。艺术家出于安慰室友的目的,写了一首关于自杀的歌与她分享,结果第二天她就自杀了。尸体被发现的时候,卡带里还放着那首歌。”

 

提到这个故事,子逸有些沉重。“有时候,你会觉得好难过,怎么连这样的事情都有。”

 

但死亡茶社不是提供治疗的场所。之前曾有一位女生聊起自己的母亲过世,讲述很多细节,过度伤感,没人忍心打断她。这一类情况让子逸有些困扰,“我不是专业的咨询师、心理医师,虽然办了这么多活动,累积了一定的经验,但我更希望陷入巨大心理困境的朋友去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子逸心中,死亡茶社参与者应该更像一个过客。死亡茶社绝非探索死亡的终点,而是这条道路的开始,或者一个站牌。“是敞开的,邀请性的。你只需要静下来,给自己和他人一点时间去思考和探讨关于死亡的种种。但最后,你还是要回到自己的生活里,进行更深层的探索,在专业力量的帮助下或由你独自去完成”。

 

 

3

 

死亡茶社LOGO

 

子逸将来到北京称为“东游记”。大学毕业后,她想出去走走,听了唐朝、黑豹和鲍家街43号,对北京充满遐想和期待。她喜欢北京和柏林一样的宽敞,“很多元,不拘小节”。在柏林成长了这么多年,她想看看中国变成什么样子,想看看自己到底是哪国人。

 

在北京,她被称为将死亡茶社带到中国的第一人。好奇的人很多,第一次北京的茶社就来了12个人,而活动的真正进行却没那么容易。“在北京做活动的时候,很多人的自我介绍开场白是‘我想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我就想,天啊,不是讲座,我是要给你们一些启发。”

 

子逸为此准备了资料袋,里面有她筛选的文章,一些专业机构的介绍,还有杂志、哲学书目等。为了确保活动的质量,子逸有几个准则:坚决不录音;不为“收集”刺激或特别的故事而办活动;在明亮宽畅的地方举办;把自己调整到一个良好的状态,让参与者可以打开话匣子,同时她想“坚持办活动,提高自己,变得更专业”。

 

这个活动纯属公益,而子逸享受着整个过程。“每次活动的宣传海报也是我自己设计的,乐在其中”。她要求自己去充实专业知识,让讨论在必要的时候能有深度,还会学习一些主持谈话的技术。虽然在北京的活动和柏林有些不同,但子逸将每一场都视作“独一无二”。

 

参与者的反馈成为她坚持的动力,他们评价死亡茶社“很有意义、很需要”。另一层动力在于能听到不同的声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伤痛,自己的勇敢。相互启发,相互解围”。

 

 

4

 

北京最后一次死亡茶社活动

 

2016年7月17日的那场夏日聚会,是子逸在北京的最后一次死亡茶社,也是她的送别会。

 

那天来的人很多,有父亲身患癌症的艺术家,有对活动感到好奇的20岁大学生,还有有过濒死经验的老师和服装设计师,以及历经亲人逝去从此惶于亲友死亡、希望借此解开心结的编辑。

 

那次活动,很多人都记得聊到了“从容”:好好地活着,意味着时时刻刻都能从容地走。死亡茶社在北京办到第16次,子逸觉得她自己也得“从容”了。

 

这段经历让她成长,学会坚持,也见证和记录了她在北京的生活,有过落魄和煎熬的时日,“但还是洗了把脸,来办了活动”。

 

这么多期活动后,再谈到“死亡茶社”四个字,子逸说她更看重“茶社”二字,而“死亡”其实是私人的那一部分。

 

回到柏林后,子逸继续组织着死亡茶社。她说:“人和人总是在无意和有意地感染着,互相影响着,这很奇妙。你做的每件事情,都会不由选择地留下痕迹。在别人心里留下的痕迹,让我们活在彼此的生命里。这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永生吧。”

 

 

文/黄霁洁

插画/央央

 

栏目主编:吴桐

编辑邮箱:tongwood@yeah.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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