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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江雷家往事⑧|从雷家大小姐到现代新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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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郑宪 2017-04-08 11:31:05

 

今天,母亲回忆了曾经的沧桑,曾经让她留恋过,又最终逃离的“松江雷家”。母亲说,她经历了许多,看到了许多,一生有不平,有风雨,但还算有福气。为什么?因为她遇见了我的父亲。

2016年10月1日,是我90岁的父亲郑克谅生日,中午,全家在上海一家安静雅致的饭店里吃了顿饭。十五六个人,三代同堂。父母亲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生下我们四个兄弟姐妹,一路坎坷,风雨阴晴。没有点滴刻意的庆生操办,一顿饭,一个座位宽松的大桌,一个饭后的蛋糕,一大壶父母亲都喜欢喝的大麦茶。说是九十庆生,其实很不隆重,就是最普通的聚餐。末了父亲说:“今天的饭钱,我们请了。”“我们”是指他和母亲一起。坐在父亲左边位置的母亲那天笑容很多,父亲用力吹灭蛋糕上的烛火时,92岁的母亲开心地拍了几下手。
   

这情景让我心动,也让我想,今天的一切对他们和我们全家,都是如此的来之不易。
   

有人是不愿意将曾经的苦难和窘迫平静地追述而出的,但我和母亲在一番心灵的交流和犹豫后,一致觉得追述是必要的。尤其今天,我在讲述母亲的沧桑的时候。
   

我对母亲说,给我留下很深刻印象和灾难刻迹的,便是“文革”的那几年。
   

那是1967年初,是一个骚乱的严冬。那时我们的住家在上海西南角靠近徐家汇的肇嘉浜路。依稀记得父亲从单位归家,全家吃饭,饭毕说着一些单位里的事,有一些担心的话题:谁被抓走了,谁被隔离了,谁被打倒了。天马上就擦了黑。我们勤快的阿婆便起身收拾饭桌。忽然隔壁有人来通风报信:“是不是有人来你们家抓人了?”我们往楼下的院子看,原来空旷的篮球场大的水泥地和绿化地都站满了人。家住在二楼,一长溜的楼道住五六户人家,两边都有楼梯上下,但两边的楼梯也守满了人,住户插翅难逃。
   

那些人是来抓父亲的。他们是父亲当时单位的“造反派”。兴师动众抓人,无法无天捕人,是那个时代、那个岁月的常态画面。给父亲欲加其罪的,是在他读复旦大学时曾经参加过一个什么组织,所以自然成为一个“漏网之鱼的坏人”。其实文革前父亲也曾对此一次次“交代说清”,但文革依然难逃厄运。那晚我们全家7口人——包括当时60多岁的婆婆——一起奋力反抗,不让父亲被来人任意抓捕。阿婆保护自己儿子时惨厉的哭叫,我们4个未成年孩子的竭力却又弱力的阻击,母亲将父亲牢牢护在身后的拉锯式坚持。最后是父亲的几句话结尾,他对母亲也对惊惧的我们及阿婆说:“我没事的。我跟他们走,我会说清楚的。”
   

晴天霹雳,整个天塌地陷的感觉。但之后我看到了一个镇定沉静的母亲。母亲要我们一如往常地生活。对父亲,母亲的话很简单:“相信妈妈说的话,你们爸爸不是一个坏人。”她马上行动,四处打听父亲被关押在何处,带着当时已经快中学毕业的勇敢的大姐,到父亲单位,到公安局,到卫生局,到父亲所在的医院。但很长的一段时间,父亲没有任何下落。这是一段煎熬的岁月。心如重砣,周遭一片磐黑。母亲依然去她的医学会上海分会的单位上班,当一个杂志的好编辑。文革她本人没有受到很大冲击,但时时受到家庭背景的质疑。外公毫无疑问是个地主,尽管早就破落;但母亲早在1945年就决绝地冲出家庭,走向自立。她的为人,中庸、淡泊、平和,这些品性助她平安度日。即便父亲出事,周围人对她善意的同情,也占据了主流。母亲只是更加小心沉默,不向周围人做祥林嫂般的诉说,但有一句淡淡的话她是一直坚定地表达的:“郑克谅这个人我了解,不会是坏人。”
   

大半年后,父亲终于从天而降般地回了家。但以后好几年,他的历史问题一直如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头顶。他原来较高的工资,一下被削减至个人最低生活费的发放。全家的经济窘境日益凸显。随着我的两位姐姐去江西插队落户,家中一步步走入贫困交加。记忆中,我们家南北两间房中的两张大床,床单全是破旧的,被子也有好几处补过,被子旧硬的棉絮好几处泄露而出。五口人的饭桌上(除去了两个在外插队的姐姐)的饭菜,求得最简单的温饱便是最好。好在家中没有任何争吵,一点都没有。以前母亲和婆婆因为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有所不同而小有争执,那段时间也没有了。然而,外观安静平和,内心却沉重如山。
   

论及以上,我问母亲:“那段日子,你对未来的光明还抱有乐观的信心吗?”母亲说:“那时我也茫然,也无助。但你必须熬过去,熬不过去,那就是悲剧。你父亲放出来的时候,说起被关起来遭非人地对待,想结束自己,但想起家里所有的人,才怀着希望熬过来。”
   

对的,熬下去,熬过来。母亲再说起那个她出走松江家庭的1945年。那时,20岁的她“革命的梦想”已然破灭,松江周遭不少的大户人家前来雷家为她说媒,测生辰八字。雷家虽说已破落困顿,却还“贵气尚存”。那些有钱有地之户也是要寻找贵气之家,此谓“富贵配”。读到高中毕业的母亲追求的是男女平等,要冲出封建禁锢牢笼,不甘出嫁服侍别家的大少爷小少爷,于是决绝而走,并最终和父亲走在一起。
 

母亲(右)在父亲(中)的90岁生日家宴上。

母亲和父亲是在当年的上海市卫生局相识的,他们曾经是在一个办公室的同事。刚解放的时候,地点在靠近河南中路的汉口路上,单位对面就是市政府食堂。那食堂在解放军入城解放上海后,饭菜的味道明显入味起来。母亲看年龄比自己小两岁的父亲:一个正直的老实人,整天笑眯眯,不喝酒不吸烟,还是个大学毕业生。父亲在母亲住单身宿舍有孤独感的时候适时出现,常常随母亲在单位吃了可口的晚饭,再以体贴照顾人的姿态,踩着夕照或同历风雨,陪伴母亲一路走回宿舍。
   

母亲对父亲说起自己“封建窒息的家庭”,说起苦难而难忘的一个个镜头:比如地主的外公在母亲的妈妈突然去世后的每日喝酒浇愁,喝的是五加皮。一喝酒,就说起挥舞宝剑自戕自己老婆的事情。说可恶的日本人入侵,14岁的她随外公逃难到上海后,租屋在租界的福煦路(现在延安中路近巨鹿路)中德产科医院斜对面,是石库门房子。进去天井,客堂间,前厢房后厢房,5个床一只八仙桌,一个大橱。一家人:祖母,外公,后母,后母妹妹,四个孩子。住了一年多,钱告罄,只能再回松江“沦陷区”。回松江,白天晚上门都关起来,日本兵就在门外,穿着大头皮靴“橐橐橐”走来走去。即使这样,母亲还是要去读书。出去,要走过一个叫秀塘桥的地方,是石板桥,桥下见河水。手里还搀着大妹妹,那桥的不远处有日本人的哨所,拿着枪,阳光下看见亮晃晃的刺刀,阴天里也见一晃一晃的刀影。一天要来去走四回,回头想想总觉得后怕。15岁的年龄,走了两年半。国难,也是家难......
   

父亲对母亲说自己:5岁从广东潮阳到上海。父亲的爸爸——我的公公一度在上海开珠宝店,与人合伙开当铺店,赚了些钱,才有资本供父亲读上大学。但大学毕业之时,恰是上海在解放前夕的大萧条之时,公公的营生大亏破产,而父亲大学毕业即告失业。公公一下急病,吐血,捶胸顿足:“早知如此,读什么破书啊。”不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进卫生局,父亲就要跨进一家店铺的门当了学徒。
   

所以,到母亲和父亲认识和结婚,真是“门当户对的穷对穷”。彼此都落难落到井底,彼此同情,彼此理解,彼此鼓励,共同向往从底层开始奋斗的生活,有充分的心理准备迎接困顿艰难的境遇。1950年他们结婚,住进了上海的小北门,那弄堂房子叫文元坊,小,暗黑,挤蹙,20平米不到的屋子,一个阁楼的小窗透出熏人的浊气。屋子一隔为二,父母亲住前头,公公阿婆住后面。之后,我们四个孩子——我前面两个姐姐及我与后面一个弟弟——一个个在此呱呱坠地。
   

不晓得,这挤蹙加挤蹙的空间怎么度日的?
   

那是太大的落差。松江大户雷家的大小姐,曾住在六十亩的大户园子里,贵气官气中西结合,前厅后屋花园回环。以后虽然在堂堂大上海,但那又黑又小又浊的生存环境——我对母亲说:“难以想象你怎么适应。”
   

母亲浅浅一笑,“你阿婆当时总在弄堂里逢人就夸我。她一个字不识,我为她给潮阳的乡下写信,她开心啊,说我这个媳妇,天上掉下来给我的,我要好好服侍她。”这是母亲当年最大的高兴和满足:“这是什么感觉?就是彻底做了主人翁的感觉,是得到了受人充分尊重的感觉。”当年弄堂里哪个媳妇有文化,会写一手漂漂亮亮的字的?思前想后,确实只有我母亲。以后在杂乱污渍的弄堂里,还有人来找我母亲代笔写信了,母亲加倍地开心自豪。
   

从此,她做了一个与过去完全不同的人。
   

母亲以后的日子,不再多说;在“文革”后的日子,是另一个翻篇的彩色故事。今天,母亲回忆了曾经的沧桑,曾经让她留恋过,又最终逃离的“松江雷家”。母亲说,她经历了许多,看到了许多,一生有不平,一生有风雨,但一生还算有福气。为什么?因为她遇见了我的父亲。
   

我回味母亲和父亲的“穷对穷”,我看着母亲看待一切的淡定,我望着母亲和父亲总是互相友好的关切,甚至,我看母亲不把她的沧桑当作沧桑的姿态,我想,作为她和父亲的后辈,我们也应该感觉到幸福。

 

题图说明:母亲和她的大妹妹。

图片来源:郑宪提供  本文编辑:封寿炎 图片编辑:苏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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