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校校”，是关中地区人们对大学周边村庄的称谓。

大学建筑群“夹缝”中的“城中村”人，对此名称欣然接受；住在城市边缘的其他居民，不但羡慕，还嫉妒这些“不种地的农村”。

长安大学城位于西安市南郊、终南山北麓。10多所大学先后来此圈地、筑墙、建新校区。随之而来的，是超过21万名学生和教职工的市场。墙内高楼墙外路，当地村民终于盼到城市扩张的潮水，漫过自家门前的台阶。他们纷纷盖起密密麻麻的红砖小屋，包围着校园，期待出租屋和餐饮生意红红火火。

饭馆、服装店和旅店接连开张，小居安村日渐改变。 

大学和村庄同处一地，师生与村民看似共融。直到2016年秋天，“傍校校”里焚烧垃圾，将本就有雾霾的天染成灰黑色的时候，大学城师生开始投诉。媒体报道后，相关部门展开追责并严惩，村民不解。

困挠大学城师生和村民之间关系的，何止是已被禁止任意焚烧的垃圾。建校之初，还有村民用推土机把大学围墙豁开大口子。十几年过去，墙早已修补，而隔阂始终未能消解。“校村生态圈”隐患，如小窟窿，引人窥见。

“在经济、文化和管理水平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农村地区，大学的到来，对村民的生活方式影响尤其巨大。”原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学教授王天定，组织学生开展“大学改变村庄”田野调查，已逾7年。学生们分成几组深入农村，抓取到的现象很多很散，最后归结起来，指向了同一点——大学和村庄“共生又对抗”。

去年换工作离开西安至今，王天定的微信朋友圈里，仍不时看到师生们对“城”与“村”关系的抱怨。“最近几年，大学和村庄之间激烈的冲突已经少了很多。但有些冲突，几十年内都难以彻底消除。”

近20年间，随着我国高校大规模扩招，高校纷纷建设新校区，把主校区搬迁到城郊的不在少数。目前，我国在建和已建的高校新校区超过200个。当农村遭遇大学城，如何变“共生又对抗”为“和谐共处”，是个长期被忽视的普遍问题。记者实地探访长安大学城，看这一墙之隔的“城”与“村”。

“墙内墙外，同龄人天壤之别的文化差异”

西安长安区南郊三环外，西北政法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等，拉成半弧形，把大大小小的“傍校校”围入其中。

2005年，当西北大学和西安外国语大学新校区投入使用后，夹在两所大学之间的康杜村村民额手称庆。他们料想：祖先留下的田地上，早晚要建大城市。

可“大城市”来得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快。包括康杜村在内，围绕在几所新搬来大学周围的村庄，只是变成了“城中村”：他们不像南三环内被夷为平地、高楼拔地而起、彻底变成城市的茅坡村或下塔坡村，但也让出了大部分耕地，并坐拥一个从天而降的消费市场。

除了一堵临时围墙，康杜村以及毗邻的张康村，和西北大学之间没有明显分界。为了行走方便，学校西北角被凿出一个洞门，村民和学生穿行。

一所大学的院墙，被村民以方便进出为由，开了个小门。

而与西北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关系最密切的，是小居安村。两所学校朝小居安村方向都有校门。每天，几千人次学生和村民，穿梭在村庄与校园之间的马路上。夜市、饭馆、服装店和旅店接连开张，小居安村日渐改变。沿街摆摊的商贩们说，“学生们对人很礼貌，很喜欢和他们打交道”。

高校的兴建还带来了便利的交通，钢材市场、汽修店鳞次栉比。在西长安街上，几家物流园也为不少村民提供了梦寐以求的工作机会。

可是，不和谐的一面同样存在。西安外国语大学家属院南侧，属于周家庄村的管辖范围，教师们已连续数年能闻到塑料焚烧的臭鸡蛋味。这片用围墙挡起来仅有0.5平方公里的空地上，到处堆满了建筑垃圾。由于家里的小孩患上呼吸道疾病住院，一部分老师选择撤离，搬回老校区并进行投诉。

学校周边的城市居民，印象最深刻是“墙内墙外，同龄人天壤之别的文化差异”：校内学生踢足球、参加社团；校外同龄人则显得游手好闲，“上网吧打游戏、翻墙，有的还偷鸡摸狗”。

学校开始把周边视为“安全隐患”，建围墙，实行门禁制度，还经常提醒学生不要去村里用餐和租房。

村民最担心的，无非生意。

小居安村主街道，靠近学校的一面，店面拥挤；对面则有近一半店面，贴着“空房出租”告示。

村庄与学校之间的关系变得陌生起来。有位村民，曾经给附近学校广播台写了好几封信，希望广播反映情况，但始终也没有等到。他想去学校电台问问情况，结果连电台的门都进不去。

推土机开来，大学围墙被挖出大洞

大学来了，“傍校校”说变就变，无论人还是事。

最先改变的，是当地农民耕种了千年的土地。大学校区兴建，先对村民进行合理的价格补偿。有人领着补偿款，去环线以北买房，变身城里人；有的则留下一亩三分地，建房出租或做生意。

从2005年秋天到大学城工作起，王天定教授眼里高校与村民的冲突，近于家常便饭。村民围堵校门讨要工程尾款、要求学校安排工作、增加安置补偿等，理由各异。

更想不到的是，村民为了给自己新开的店铺聚人气，要求西安外国语大学在北边围墙开门。考虑到学生宿舍区的安全管理，学校果断拒绝。然而，愤怒的村民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最后直接开来推土机，把院墙挖出一个大洞。那天，王天定正好在给研究生上课，满座学生苦笑无言。

尝到大学城好处的村庄，每个人都希望分一杯羹。西安外国语大学南校门往西数十米，是几乎家家开餐馆的杜回村，主打菜品是西安特色葫芦鸡。每到饭点，城里人蜂拥而至，村里车水马龙，餐馆座无虚席。

葫芦鸡热卖，养鸡业兴起。很快，陕西通信技术学院师生怨声载道，他们通过媒体投诉：村中养鸡场散发刺鼻臭味。

记者走访西北大学等几所高校时还了解到，学生们反映最普遍的，是校内至今存在外人入校盗窃行为。比如近两年投放到学校的共享单车，就经常被“顺手牵羊”。

不过，尽管享受了大学城带来的便利交通，村民“躺着赚钱”的状态并没有维持太久。店面饱和的村庄，生意开始变得不那么好做了。

来自陕西户县的宾馆服务员李荷告诉记者：“现在，长安大学城一带的小宾馆，平日里生意都很淡，只有节假日才会住满。”她在这里工作了3年，观察到周围商户越来越少，“收入下滑，赚不到钱就撤了”。

康杜村、北小张村等地形势更为不妙。有些餐饮街，由于高校建设工程完毕，生意急转直下，留下的全是“旺铺出租”的门面。商户们走后，村庄立即空心。

当初选择留下来的村民，如今看不到商机，开始焦虑。有人提到十几年前的“拆迁潮”时，连连跺脚：“那时拆迁赔偿多，怎么就没想到去市里多买几套房呢？现在都翻番了！”

巨变的村庄，走不了回头路。　　

墙外“低端城市化”，什么也没变

梁骏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做对选择，他的老家在长安大学城“卫星小庄”康杜村和张杜村交界。2007年，他离家外出工作时，刚搬来两年的学校与村庄，依旧显得格格不入；10年后，他回到西安，看到自己熟悉的两个村庄，几无变化。“几所学校越建越漂亮，树和草都长起来了”，而咫尺之遥的村落，还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老样子。

这倒也不怪。2010年，王天定指导的一份学生报纸，开始刊载田野调查的内容。如今，当年参与调查的学生都已毕业，而“环西外经济圈”里的村庄仍然“不见腾飞”。

原因何在？

在采访过程中，和大学城接触最多的几个村子，村民们都强调自己“不能吃苦”。长安大道以西的何家营村和鱼鲍头村，分别紧挨着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和西安财经学院，村庄萧条，但“吃喝不愁”。安于现状的村民，还在等待拆迁，盼着村子哪天从地图上消失。

小居安村似乎也没有新气象。今年年初，一家打着“90后创业”招牌的小餐馆开张后，邻近村民并不高兴。有人担心，外来的年轻人总弄一些营销手段，会抢了自己生意。而村里上了年纪的生意人，直到现在都不愿学习微信和支付宝收账。之前有过创业打算的大学生，因怕被村民排挤，始终不敢步入这个圈子。

墙内摇头，墙外叹息。高校的老师，骂过、恨过，还有实地探访过这些“傍校校”的，反思的同时，也同情和理解村民的一些做法。最后总结，问题更是趋于统一：是什么让这些村落，守着一所所高校，却长时间难以融入？

原因复杂，隔阂难消。

仅从教育来讲，就足见端倪。在长安大学城任教10余年的王天定发现，与众多大学为邻的村子，每年考上大学的孩子为数寥寥，村民常把“哪能上得起那么好的学校”挂在嘴边；同样，高校老师闲谈子女的学校生活时，也不禁会比较“那些村里的孩子”如何如何。

原以为大学近水楼台，势必会深刻影响村里文化教育，可记者走访了东崔家庄、贾里村十几户人家，村民们的答案与记者设想大相径庭——“影响很小”；“没有影响”。租住在东崔家庄的博士生肖霖琳（化名）告诉记者，学生顶多在村里吃个饭，与村民交流不多。大学城改变的主要是村民的谋生方式：从务农，到收租或开店。

紧邻陕西师范大学的大居安村，仅有几人应聘上了学校的保安、保洁岗位。“虽然好几百个岗位，但和我们没有太大关系。”一位村民说，她家孩子进城打工好几年，两位老人只能守着自家的小旅店，能赚多少是多少。

多年不变的，还有通信信号。记者在西沣路往康杜村300米长的弄子里走，手机信号从4G下降到勉强维持通话。

村民们疑虑重重，哪怕已经“拆迁致富”的，也总认为自己少拿了补偿款。曾经“暴富”的农民，摆大宴、买汽车，炫耀了一阵后，生活又回到从前。

“什么都没变，感觉就是‘梦了一场’。”一位老人对记者说。

打破壁垒的“和解”之路

陕西师范大学新闻学院老院长刘路教授，老家就在小居安村。

刘路高中毕业时，赶上高考被取消，无奈回家当农民，每天去城里公共厕所拉粪便给村里做肥料。后来，在《延河》杂志编辑部工作时，他把这些经历讲给路遥听，再后来，路遥名篇《人生》主人公高加林，有刘路的影子。

当时的小居安人眼里，城是城，村是村，彼此分隔；而现在，那个染上文学色彩的村庄，已被动地卷入城市化的洪流，非城、非村，相互交融。

“‘傍校校’里，绝大多数人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上并没有做好‘城市化’的准备。”在西安“城中村”做过调研的大学生发现，很多做生意的村民“不但辛苦，要命的是只赔不赚”，后来觉得还是收点房租、闲来打打麻将的生活更安逸。翟家营村的罗满才（化名）夫妇有一双儿女，每天上学都要经过大学校门。而问到将来，这对夫妇坚定地摇头：“不用读那么多书，早点出来做买卖。”

王天定说，对于这种现象，一直以来，与村为邻的大学很少主动做些什么。在支付了高额的征地补偿款之后，高校往往是筑起高墙，把校园与杂乱的村庄隔开。

“这些被大学改变的村庄，何尝不是一种‘低端城市化’的样本？”王天定说，渴望城市生活的农民，由于大学的到来，会因为卷入城市化浪潮而喜上眉梢，但同时也会为文化的不适应、未来的困难而焦虑。“如何让农民深入地融入城市生活，是当下应该高度重视的社会问题。”

成功的融合办法，国内难寻先例。要想再无冲突，似乎只有等待村庄拆除、消失。

2016年，王天定转任中国海洋大学教授时，这所学校的崂山校区已建成十多年，建校初期形成的冲突，此时已经基本平复。王天定调查发现，学校的学生公寓楼和食堂，都是村里建成后整体租给高校的，“这种村校合作模式，独辟蹊径，或许因此化解了大量的矛盾”。

而事实上，在长安大学城的高校和村庄，双方也曾经有过，并且至今仍有“和解”的期望。

比如侯家湾村少数学生家长，和西北政法大学学生近年来就有一种融洽共处的模式：房子租给大学生，大学生帮忙辅导小孩功课，可以减免房租；一两位租住在村里的博士生，也有时被家长讨教教育问题。个别家长甚至建议：高校组织一些补习班，专门为周边村庄的孩子补习功课。

记者在西北政法大学采访了一些研究生，他们普遍认为，高校在帮助周边村落移风易俗方面，既有优势，又大有可为。“学校落地一方，不仅可以带起经济繁荣，在改变地方文化水平和思想观念上，也应该发挥作用，打破壁垒，共生共荣。”

该校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一名学生告诉记者，他曾经在图书馆见过一些孩子，周末帮家里餐馆送外卖，闲时跑到图书馆看书。“但这样现象还太少了。”为了让思想“走出去”，他建议高校组织学生去周边村庄定时开设“扫盲班”、技能培训班；或者捐赠书籍，邀请村民参加文化活动；或者为村里当志愿者，关爱老人、开发商机等等……

以包容之心彼此开放共处，才是“一墙之隔”的大学和村庄最好的相处方式。

图片来源：陈凯姿 摄、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笪曦  编辑邮箱：eyes_lin@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