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有两座山，一座是佘山，另一座是长风公园铁臂山。”

这是普陀区人对上海地貌的独家解读。儿时，倘我哭闹，爸爸会哄我说：“不要吵了，明天带你去爬山。”看到我瞪大眼睛，满怀期盼地注视他时，他自己会先笑起来，“你知道爬哪座山么？我们去爬长风公园铁臂山。”虽然知道他只是在逗弄我，并不一定真带我去长风公园，但很奇怪，“长风公园铁臂山”这个梗让我百听不厌，总是破涕为笑，像旧时儿歌说的那样“眼睛开大炮”，也不记得先前为着什么伤心了。

现在想来，我似乎并没有真的爬过长风公园铁臂山，只晓得那是一座人造山。长风公园里还有一座湖，叫银锄湖，是座人工湖。早在我有记忆之前，长风公园就已经在我的生命里留下印记了。儿时家里来客人，固定的余兴节目是翻看家庭影集，我看到连自己也颇感陌生的一两岁的小小的我坐在大草坪上，扎着洋葱头，浑身肉嘟嘟的，身边散放着两三只长毛绒玩偶，那时的母亲还很年轻，穿红色的波点连衣裙，长发披肩，额前扎红色的发带，嘴上涂抹红色的唇膏，她侧坐在草坪上看着我，身旁一柄格子花纹遮阳伞绽放如向日葵。

我问：“这是在哪里？”

母亲说：“这是长风公园。”

影集里还有我坐在爸爸肩膀上逛灯会的照片，那时的我似乎大一些了，大一些的意思是可以从当时的脸庞窥得与如今面容的肖似之处，母亲在我的眉宇间点了一点红色的朱砂痣，我也被“强行”涂上红唇膏，那时的爸爸很年轻，很瘦，没有啤酒肚，戴一副四四方方的知识分子眼镜，我双手捧着橘子水（我们当时叫“红包”），似乎很开心。

妈妈告诉我，那个时候长风公园办灯会。她说：“你很喜欢孙悟空的灯，没有印象了？”

我完全不记得。

记忆中自己的生命和长风公园发生联系是到初中那会儿。长风公园花卉节，是每年学校例行的春游项目，我们嘴上抱怨，每年的春游都没有别的选择，但真到春游那天，大家仍旧很高兴，因为不用上课。十三四岁的孩子对赏花这种阳春白雪的事情提不起兴趣，大家认得的花都没有几种！我们大概只认得郁金香，因为在当时风靡的法国电影《黑郁金香》里见过，除此之外恐怕只认得菊花了吧？因为清明节扫墓要用，如今对花卉节本身唯一的印象就是：原来世上有那么多不同品种的菊花呀？

但孩子总会寻觅孩子的快乐。初二那年我把家里的傻瓜相机带着去长风公园花卉节，表面上是拍花，实际上是拍人，因为那时班上有我喜欢的男生。当时相机还算奢侈品，家长不敢胡乱让孩子带出门，怕被不小心摔坏，“伤大价钱”，所以我是那天唯一一个带相机的人。我可以正大光明地喊着我的朋友，偶尔喊着我喜欢的男生，在他们回头看我的刹那，定格下他们的迷茫和困惑。然而和所有相片的命运一样，洗出来以后就永远地收在影集里，因为不是家人的照片，未被母亲收到最重要的那几本影集里，所以被翻开的机会也就更稀罕。前年搬家的前夕翻开过这本积灰的相册——糊掉的镜头、因为近距离而显得特别大的侧脸、各种惊慌尴尬的表情，触目惊心，忽然让我感到羞愧。

这次是母亲问我，“这是什么时候拍的呀？在哪里啊？”

我说是长风公园，学校春游。

她稍微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问：“那这些照片你还要不要啊？”

支援长风公园的义务即便到了课业繁忙的高中时期，也没有消停。彼时长风公园新建了水族馆，当时似乎是全上海的第一座也是唯一一座水族馆，普陀区人民好像从来都有种“下只角”、矮人一分的感觉，好不容易争到了“第一”，区内的学校自然需要责无旁贷地表示支持。

我在高中的头两年去了三次长风公园水族馆。

第一次是初中升高中时的优秀少先队干部夏令营，去水族馆。虽然一个相识的朋友都没有，而且大家还都戴着奇怪的写有“普陀区优秀少先队干部夏令营”的黄色鸭舌帽，但这些游动在巨型鱼缸里的生物很能缓解我的孤单。我还记得头一次走进鲨鱼馆的情景，整个通道是一整条拱形的玻璃鱼缸——法国落地窗的升级版——当时的我尚未见过真正的海，浴缸里亮蓝色的海水就凝固成我对海洋的浪漫想象。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光，那些礁石上永远闪烁着条状的斑纹，暗示着海浪的汹涌，很偶尔的，一条巨大的鲨鱼游过来，我们看着它三角形的白肚皮，看着它张着血盆大口，看着血盆大口里锯子一般密集的牙齿，我和身边的营友相互拉紧了小手，说：“你看，是鲨鱼！”也没在意对方粘腻的手汗，握得牢牢的，紧紧的，因为我们都想到了不久前大热的灾难片《大白鲨》，我们说了很多类似“这条鲨鱼和《大白鲨》里的一模一样喏”的废话，也不知道这么站了多久，最后被领队催促着离开，临别也没有问对方要个名字。

然而，很快高一学校又组织集体去参观。因我的同学多是头一次去，他们的新鲜感感染着我，所以我没有感到过多的无聊，而且那时多了白鲸馆，我们同坐在和体育馆一样的阶梯座位上，看着白鲸婴儿似的微笑，寿星公公那样隆起的额头，听着它乐呵起来高频的叫唤，拍着手。但到高二上学期得知还要再去长风公园水族馆的消息时，就连脾气最好的同学都忍不住调侃：“听说企鹅的记忆很好，我想我再去，企鹅一定心里想，哎哟，你怎么又来了！”

然而最终还是去了，水族馆固然是美的，但再美的东西也耐不住短时间内反复地观赏，我们像长途拉练的战士，只希望早点完成任务，回家休息。

第二天，有同学说，水族馆的门票是我们自己付的，班里顿时炸开了锅，毕竟是高中生，大家“义愤填膺”，纷纷表示要向学校讨个说法，最后讨要说法似乎是不了了之，只是此后再没有去长风公园水族馆。

时至今日，怀想起过往这些“被迫”支援长风公园的往事，反而更加宽容，用如今时髦的术语，这大概就是所谓的“社区营造”吧？如果没有这些义务的胁迫，或许长风公园和我们最好年华的联系就不会这么紧密；如果没有这种关联，我们也不会把休闲时的会面地点慷慨地划分给长风公园。

学生时代春天的周末，很偶尔地和同学约去长风公园划船，因为长风公园有很多门，我们必须要敲定一个确定的碰面地点，而那个地点永远是：长风公园三号门。

“记得喔，星期六下午一点，长风公园三号门碰头！”

我很喜欢这个提法，总让我想起革命电影里地下党的接头暗号，好像我们的划船背后有着更庄严的使命一般。

于是就这样，这座公园融进了生长在普陀区的我们的血肉里。高中的好友高三那年头一回去杭州的西湖游玩，回来对我们说：“这个西湖啊，就是一个放大版的长风公园！”

本文编辑 沈轶伦  图片来源：蒋迪雯 摄、新华社、本报资料图 图片编辑：徐佳敏 shenyl032@jfdail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