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大利亚的很多上海人有这样的奇遇：对方明明长着西方人的五官和身材，却亲热地和你认老乡。我和绍切先生就是这样认识的。

本来，我只知道他是“朱丽亚爸爸”，朱丽亚是我女儿的中学同学。女儿告诉我，朱丽亚爸爸是个出色的电脑专家，在他的儿女们的印象中，他不是去美国开会，就是在家睡觉，因为他太忙了。我女儿上大学电脑专业后去过他的公司，那是一家专门为国防需要做模拟试验的电脑公司，办公室里放满了飞机、大炮、军舰的模型。

直到有一天，女儿去参加朱丽亚的生日晚会，午夜时分我们去接她回家，才见到了主人绍切先生。他彬彬有礼地向我们道谢，很热情地说，我们是老乡。绍切先生身材高大，鼻梁挺直，深褐色的眼睛与卷发，以及舌尖上滚动的那个俄语特有的卷舌音，你会忍不住想叫他华西里或安德列，可是他说跟我们是老乡。他说，他和父母、岳父母、太太都出生在上海。他拍拍我先生的肩说，我和你护照上的出生地都是一样的。

然后，他把母亲介绍给我们，这个白白胖胖的老太太慈祥地微笑着，她说的上海方言，因为过时和发音不准，我们已经很难辨别。看着她，你也会止不住想问问她，是不是曾经在上海的租界教过人弹钢琴？

绍切先生一家在上海生活过，对他们的生活，我有着一份稔熟，从我办公室的窗口，可以看到新乐路、襄阳南路交界处那个东正教的教堂上洋葱式的蓝色圆顶。在岳阳路汾阳路的街心花园，黑色铸铁栅栏围着高高的普希金铜像，诗人的脸上是俄国人特有的温柔的忧郁。梧桐深深的淮海路上，坐落着的上海西菜馆供应的是俄式菜，恋爱时节我们常常坐在咖啡色的火车座上，吃着罗宋面包和乡下浓汤，据说，这些厨艺都是当年的俄国大师傅传授的。后来我们也学会了做那个有卷心菜、土豆、红肠的汤。

当我看到这一切时，绍切先生一家已经远离上海了，他们生活在上海的年代，从我父母口中听到更多：俄国公主在舞厅伴舞，俄国音乐家在酒吧里弹琴，俄国的巴蕾舞在剧院里上演，俄国人开的皮草行一直在我长大以后，还沿用着原来的店名。当时《申报》上有篇文章，是这样描绘霞飞路的：“行列整齐的梧桐，黑白相间的仲夏遮阳伞，含有浓重俄国味的店招，高加索式的粗厚用具，莫斯科近郊式的花坛，伏尔加河流域的烈酒，东欧化的西菜，粗犷而深沉的歌声，以回旋为主步的舞蹈，这一切令人惊叹不已，也使霞飞路及其附近，很快就被称作‘东方的圣彼得堡’。”正因霞飞路到处都充溢着帝俄时代的情调，所以许多俄侨将它戏称作涅瓦街，而上海人则直呼其为“罗宋大马路”。但少年时代的我，因为对赤俄的无限崇拜，对白俄时代的文化有着盲目的排斥。

不管怎么样，绍切先生一家认定上海是他们的故乡，他们在这里唱过，在这里哭过，在这里怀念着遥远的俄罗斯大地和西方文明。他们和其他上海的欧洲人一起，使上海具备了自己不同于其他城市的特性，使上海变成一个开放的最能接受多样文化并能使其并蓄融合的城市。

我的老乡绍切先生怀念着上海，希望有一天可以到我家作客，尝尝我做的上海菜。还说好了，要他太太跟我在厨房里实习，以便常有可口的上海菜抚慰他的乡恋乡愁。

（本文编辑朱蕊）题图来源：东方IC 图片编辑：项建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