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章就聚焦我的外公——母亲的父亲雷书常。
   

母亲对外公这样评价：“讲出来，他一生还是很可惜，从小随雷补同出国见世面，却给自己的妈妈雷白氏锁死在了松江，自己也甘于沉迷小家庭生活，一生平平淡淡。”
   

我说：“外公在他19岁时写过一篇五言古诗，名‘述怀’。我曾经在上世纪中学毕业前去他松江中山西路那破陋的旧宅，吃住近一个月，随其学写诗。外公便将此‘述怀’反复诵读与我，我应该能诵出几句的。”
   

这次母亲有点惊异。
   

我便诵出“述怀”的前几句：“我今年十九，孤陋少益友。读书聘名师，朝夕把经授。既学而时习，温诵不绝口。终期步圣贤，行乖能可否。志大才虽小，常思名不朽。丈夫志四方，岂甘埋窗牖。投笔去从戎，唯恐落人后。裹尸用马革，方了宿抱负.....”
   

母亲点头：“对的。那首五言古诗，是他19岁时写的得意之作，爷爷雷补同读了此诗专门批赞。日寇侵略逃难的时候，文稿失落，之后他又靠记忆复写出来。我也听他一遍遍读过，录在他自己《敝帚自珍》诗集的第一篇。”
   

就是说，外公曾经有过壮志凌云，想功名不朽。他从小（6岁至9岁）随出任奥匈公使的父亲雷补同到欧洲，眼界和心锁打开得早。然而，他的一生，却是人生的曲线高开低走，先是水泄轰鸣，之后流势平缓，最后成细水滴涸。外部的原因是有的，家庭父母高压的原因是有的，但他自己的不争的软弱应该也是确凿的。松江的大户雷家出现过一个个反抗者，有的倔强不服弃家出走，有的壮志正气革命成功，有的历经坎坷卓有名望，可外公没有。外公首先是个孝子，一孝行天下，一生空抱负。
   

外公当年的孝，最明显的是对他的父亲雷补同极为悉心辛苦的照料上。晚年的雷补同病疴日重，病症表现是明显的心脏不适。作为清末著名外交家的雷补同，壮年时足迹行遍世界万里，遍访欧洲各国，其时奥匈帝国的皇帝也与他深有交谊，但奇怪的是他一生排斥西医，西医不进雷家门（之前描述的年轻生命的一个个倏然离去，也许都与此有关）。生病及病重，除了单请中医，再有的方法便是母亲说的“封建迷信”——请道士上门念经捉鬼。再后来很长一段时候，他便紧紧依靠自己的小儿子雷书常——先是一夜相陪靠睡，发展到后来是连续几夜靠睡。靠睡，便是人靠在儿子的身上、手臂上或膝上，儿子一边被依靠，一边要为已经老弱的父亲轻轻地手捋胸部，为其尽量减轻不适。那行孝的图景，应是时日长长的不堪负重。雷补同最后的走，是整个松江雷家大厦根基的凶猛一摇，而对儿子雷书常，何尝不是一种精神、体力、物力的释放解脱。
   

有一点母亲很肯定外公，“他很聪明的。”比如，外公就依据当时手头的一本无线电杂志，自己从市场上买来各种零部件装配收音机。从一灯机装到五灯机，音质上佳，无师自通。拍照片，他一拍就上手，张张有味道。母亲六岁时，那时她还没有留长头发，留着不男不女的小平头。外公将母亲招手过来，手拿一只搪口杯，杯里放进肥皂水，另一只手拿一个吹大肥皂泡泡的笔筒，沾一下肥皂水，吹那个冒泡的笔筒，吹出的泡泡，一只连一只，大泡套小泡，连起3个泡泡已是很难，可外公一定要叫母亲吹到4个泡泡相连，然后摁下照相机的快门。母亲说，她当时反复吹、用力吹，吹得要哭出来了。好在那照片拍得真好，还得到当时的上海摄影学会比赛第一名。外公还会画画，投稿于一本名叫《小朋友》的杂志，那登出来的画题为《拍皮球的小朋友》。所以说，外公在艺术天赋上也是不错的，能诗会画精摄影，很有发展前景。可外公的主业是负责雷家的家业，抗战前是要奔波于剥削农民性质的收租，抗战来了呢？在混乱的世道之下，不要说收租了，惶惶然凄凄然，带领一家人马，加入到逃离松江的汹涌的难民队伍中去了。

外公雷书常

是的，这也是母亲一生最恨最痛的事情：日寇对中国大地的野蛮践踏蹂躏。母亲现在说起来还咬牙：“日寇入侵上海和松江时，烧杀抢奸，什么坏事都干。松江当时最热闹的中山西路一条街，全部被野蛮的日寇用炸弹炸光、炸烂。炸弹炸，机关枪扫，在逃难的路上，还有日本人的飞机在天上飞.....”
   

我问：“日寇对平民老百姓都不放过？”
   

母亲回答：“他们就不是人。”
   

所以，我明白了，为什么现在我们家有谁说要去日本旅游或出差，说日本现在也有值得我们国人学习的东西，母亲总是显得很不屑，很反感，很反对。
   

那时候，外公拖儿带老，携一家8口逃难。先走水路，辗转前往湖州一个叫白莆田岛的地方。如果没有战乱，那里简直是一处水上的世外桃源。战事未起的平日里，岛上的居民驾着船，撒网、捕鱼、捞虾、捉蟹，那小木船船板下尽是捕来的鱼。到了战事起来，灾民纷纷逃难时，那船板上就站满了逃难的人们。母亲的继母，那时正值怀孕快要生产，也在悠悠晃晃的船板上挺着大肚子站着。在白莆田岛未有多日，日本人也一路追尾过来。外公一行便随船逃逸至青浦朱家角，再辗转前往上海的租界地。在租界，外公的三哥哥接洽他们，租到几间石库门房间。那晚刚刚惊魂落定，母亲的继母便产下一个呱呱哭啼的女婴——母亲的小妹雷钰燕。外公仰天拍胸，连呼：“好险，好险！”
   

1939年，逃难避难在外的外公携家人回归松江，回到因侵略及战乱几乎被抢夺一空的雷家宅邸。从上海的租界地回到松江，算是回到“沦陷区”。外公他们其实不愿意回来，可是没有办法。他们在外变卖金银首饰和皮货字画，勉强维持了近两年，不能再维持下去了。回到家中，外公一家闭门不出。某日，外面传来敲门声。外公问道：“是谁？”原来是“日本方面”的人，想“请”外公这个回归的绅士地主出马做当地的维持会会长。外公忐忑沉思，仔细掂量，遂一口拒绝：家有老母，妻子又病，孩子一箩筐。他内心的话其实是：这个汉奸的活，千万千万不能做的。
   

母亲说，外公有3句经典的话经常挂在嘴上，经常自言自语：第一句，知足者常乐；第二句，天无绝人之路；第三句，船到桥头自然直。这说明了什么？容易满足，有点忍耐心，最后便是乐观。可以说，日本人的侵入，使雷家原来的颓势进一步直线下坠。那时候，去乡下收租已经充满危险。有人传来一则讯息：城里一位女户主去乡下追要田租，愤怒而贫穷的农民竟然将其活埋。外公闻此，不语，摇头，闭门，远离收租，静心侍弄自家的草堂。他在园中敲敲打打，造出一间玻璃暖房，四季花草树木红黄蓝绿，赏心悦目。就这样，几乎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最后一年，在溃败前实施“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年轻人纷纷奔往新四军驻地或重庆，外公遂对母亲说：“走吧，找一条走得通的路去。”结果是，今天走，没走成；明天走，路被封堵。那天真的可以走了，竟然天上掉下好消息：小鬼子投降了，不要走了。外公对此击额称庆：“我说的，我说的，天无绝人之路，船到桥头自然直。诶呀呀，你这个千刀万剐的小日本啊。”
   

小日本被逐出中国，外公是想过要振作起来的。祖上留下的地产，在抗战胜利前便为家中生计一一卖出。此后，除了雷家宅邸，外公名下只剩下两间街面房子。他先租借给别人开店，月租100元。后因家中拮据，只能将其挂牌出售清场。外公曾经也与人搭伙，租别人的房子开过三家店：第一家，鞋帽店；第二家，杂粮店；第三家，寿衣店。结果如何？全部亏损，关门大吉。为什么？母亲这样总结：“他是一身长衫脱不掉，怎么做得好生意？”什么意思？“不肯自己吃苦啊，放不下架子嚒。一个小店，以为投点钱就稳赚钱，雇几个短衫衣裤的伙计，自己躲在家中养花种草——不把自己玩死啊？”
   

噢，母亲真是词锋尖刻，一针见血。
   

我的外公雷书常通文多艺，一生历清末，经民国，受抗日颠簸，迎来新中国解放，并安然度过“文革”，承受人生巨大的落差。福享过，苦受过，最终家乡政府和人民给了他“开明绅士”的评价，并安排他从事编纂松江人文历史的工作。他欣喜前往，戮力而为。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刻，虽然寄居在一处环境极小、极暗、极差的陋房，却依然苦中作乐，吟诗作文。他培养的小儿子雷兴元，身高型阔，在中学时候是体育尖兵，后来参加光荣的解放军，在国家的铁道线上艰辛地穿山凿洞拓路。外公饮酒作乐，日日写诗，好似自己和儿子一样，也在神州大地保家卫国、建设国家。外公一生最喜爱的诗人，正是正气慨然、运乖多情的陆游。征得母亲颔首，以下，且录下外公1981年写的一首《八十述怀》：
   

节逢腊八是生辰，
岁月不居已八旬。
处世一生尽落拓，
经商百事终无成。
种花摄影耽游逸，
枕石漱流苦行吟。
往昔缅怀多感慨，
沧桑事变劫中身。
       

写完《八十述怀》之后不久，当时已算高龄的外公悄然辞世。

题图：母亲和她的大妹妹。  照片均为郑宪提供  本文编辑：封寿炎 图片编辑：项建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