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乘高铁到浙江丽水市，仅3小时；再转大巴，2小时后到庆元县。这个有着“中国生态环境第一县”称号的地方，山清水秀，可要守住这个“第一”并不容易。

难以想象，上世纪80年代，这里是浙闽边界出名的“污染源”：县里的染化厂、造纸厂污水排入河道，而70%的水域流向福建，下游数公里便是省界。污染数年后，隔壁福建省松溪县的数位县领导，无奈地怀揣一玻璃瓶的河水和鹅卵石，四处“告状”——河水是褐色，鹅卵石长黑毛。

2014年年末，当年的“告状”团队，被庆元县请去参加省界上一座“亲水亭”的落成仪式。“原告”被“被告”请去当嘉宾，老人们在亭子里再看那水，已清澈，还有鱼。他们并不清楚的是，庆元县近两年也为省界上的水吃了苦头：在距亲水亭十多公里的另一条跨省河道上，福建省政和县处在上游，沿河村民生活垃圾倒入河中，每逢下雨涨水，下游庆元县便有垃圾拍岸、塑料袋挂树枝……

而今，跨省治水，竟有了很大成果。老人们听罢，感慨省界上再次协同治水，比当年轻松许多。其中关键，是人们在环保理念上有了质的跨越：当年为了财政税收和就业，怎么也不舍得关工厂；如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省界上的水，不舍昼夜，数十年，清变污，污又清。清浊转换之间，已是更高水平的发展阶段，而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不敢忘。   

旧观念

浙江庆元县，与福建省的松溪县、政和县、寿宁县交界，对浙闽两省而言，都算是偏僻山区。常有本地人回忆起上世纪80年代之前，在河里嬉戏的场景，睁眼泅水，河底的石头清晰可见；洗衣服时垒一圈石头，便有鱼游进来，任人抓……这是多少人的乡愁。

但曾几何时，要发展经济，污染几乎难以避免——和全国不少县市类似，庆元县在上世纪80年代，陆续建起了染化厂、造纸厂和水泥厂，当地人叫“三朵金花”，都是纳税大户。这让隔壁省的松溪、政和等县很是羡慕，人们一度认为，工厂林立、大烟囱冒烟是“先进”的表现。当时，“三朵金花”是远近闻名的好单位，收入高，工作稳定，有集体宿舍，男女职工衣着光鲜，总是镇上舞厅里最惹眼的一群。

发展的代价，在这偏远地方，更为醒目——从上世纪80年代起，庆元县的竹口溪遭了殃。造纸厂的黑褐色废水，夹着泡沫直冲下游，原本人们还能忍，自我安慰说那只是厂里松木皮的颜色，黑是黑，并不臭；可染化厂的废水很快来了，五颜六色，带着难以描述且变化莫测的气味。造纸厂和染化厂下游数公里便是省界，竹口溪流到福建，叫松溪河。古时“百里松荫碧长溪”，松溪县也以此得名，可碧溪没几年便成了黑溪。
   

爆发点在1996年春节前夕。松溪县干旱，不得不从河里取水，可上游排污不止。为了过个好年，松溪县派了警察，硬是把造纸厂办公室主任跨省“请”来，才算解决一场危机。下令“请人”的，是当时任松溪县常务副县长的魏秉进；后来带队四处“告状”的，也是他。“就希望庆元的工厂能停几天，让松溪老百姓喝上水、过个年。”他向记者回忆当年无奈，说电话、电报一个个打去，对方口头上答应，可排污依旧，理由之一是，工厂有生产任务。

没办法，观念跟不上，发展工业优先于环境保护。当时的松溪县，也投产了新的造纸厂。年逾七旬的金文钦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调到松溪县任宣传部长，后担任县委副书记。在他印象中，环境保护在当年确实不受重视，当地媒体很少宣传。甚至，对于上游的工厂排污，当年一些领导干部是理解的：人家庆元也是贫困县，建那几个企业不容易，一头是全县三分之一的税收，另一头是可怕的污水，孰轻孰重？当年，答案是含糊的。类似的跨流域、跨行政区域的水污染，那时不少地方都有，可似乎都没有合适的解决方案。

超标水

上世纪90年代，这条省界上的水，污染日剧，松溪县城受苦。金文钦记得，女儿来松溪住一段时间，脸色竟然有些发黄；回了南平，脸又白皙起来了。他坚信，是水的问题。
   

更受牵累的，是浙闽省界旁福建一侧。松溪县的岩下村，不少村民原本打渔，鱼没了，只能外出打工；留在村里的，吃水和灌溉成了问题，只好打井。粗略统计，300多户人家，打了200多口井。吴孔仙老先生，曾任松溪县环保局长，他记得当年打一口井要2000多元，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这是一笔大钱。

岩下村，人人怪上游；可上游数公里，省界另一头的庆元县新窑村，也好不到哪里去——村挨着河，喝水却得去1公里外的山上挑。染化厂就在村边，造纸厂在更上游，村民偶尔淌水过河，上岸后脚就发痒；在河里洗过的马桶，用完后屁股长一圈红点。松溪县环保局测试过，水中有些指标甚至超标100多倍，电站的水泵也被腐蚀。

省界两侧，村庄之间，难兄难弟；乡镇之间，难提要求；县与县之间，沟通容易，落实却难。松溪县也向上级政府多次反映，可要跨省协调数家工厂的排污，使不上力。

但十来年的沟通，也并非全无效果。1996年，庆元造纸厂就春节前夕开工的事，曾给庆元县政府写过“检查”，认为是“过高估计了碱回收系统治理污染的效果”。据知情人介绍，当年虽有一些环保设备，但普遍技术水平不够，另外缺乏监督和法律约束，在影响效益的情况下，能不开则不开。被下游逼得急了，庆元这几家工厂十多年来也表示过，要减少产量、建设蓄污池、隐蔽排污口。

小河难治，忍无可忍。1996年春节过完不久的3月，松溪县的魏秉进、吴孔仙等人，带着检测报告去找国家环保局等单位；怕报告不够直观，他们还随身带着一瓶松溪河的污水、一块发黑的河底鹅卵石。
   

同年，浙闽合力督查。标志性事件，是1997年庆元县染化厂厂长许涛被捕。那一年，染化厂污水池泄漏，几百吨废水，导致下游福建大面积污染，南平城区停水80多个小时。在全国范围内，这都算是较早一起污染环境的判例。

阵痛期

1997年，庆元开始筹划关停污染企业。据知情人回忆，关停造纸厂、染化厂等污染企业后，庆元的年度工业税收从2000多万元降至500多万元，数千位职工需安置。

要知道，那正是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经济蓬勃发展之时，在浙南一带，排污的小作坊、小工厂数量不少。范围再扩大到长三角乃至全国，上世纪90年代末到新世纪初，各地都在经历发展理念的阵痛期。

工厂关了，可污染不止于一朝一夕。当地要发展，老企业要改制。染化厂的原址上，招商来了一家生产医药中间体的企业，可村民们依旧叫它“染化厂”。它比老染化厂还令人头疼，排污就如捉迷藏，白天不排夜里排，晴天不排雨天排；村民曾看到工人到村里吃饭，鼻孔和眼睛都罩着一层粉红色……

隔三岔五，就有人闹上几次——庆元县新窑村村支书林昌福曾在大路旁开饭店，有村民直接捞了河里的臭鱼，往他厨房的锅里扔，他打开看，发现鱼骨头都是黑的；村民养的牛在河边吃草后死了，疑似中毒；村民养的鸭子过河，居然也死了几只。而福建下游距离省界七八公里的松溪县旧县乡赤山坪，农民栽培的黑木耳，也有不少出现畸形。旧县乡的干部曾来拜访，要和新窑村联手应对“染化厂”，林昌福代表村里盖了公章。    

闹得最凶的一次，有村民冲进工厂，把一些设备砸了。同一时期类似的阵痛，也发生在苏浙交界——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江苏吴江盛泽的众多印染企业的工业污水，沿河道流入下游浙江嘉兴所处渔区，导致鱼类、珍珠蚌的养殖户损失惨重。国家环保总局从1993年开始便参与协调，同年盛泽印染总厂还筹资1000万元建设污水工程。此后，江苏有关企业也数次赔偿给嘉兴市秀洲区和嘉善县的渔民及养殖户。可矛盾依旧在2001年爆发：嘉兴村民将水泥船和土石麻袋抛入河道，憋着一口气，在省界上筑坝截污。

那些年，大多数环保冲突，主要依靠政府协调。可发展的问题，最终还要让发展来解决。

又过十来年，大约到2006年，丽水人的观念开始转变：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住丽水的生态环境优势，就守住了“金饭碗”。而庆元县，在2004年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编写的《中国生态环境质量评价研究》中，因生态环境质量各数据名列前茅，有了“中国生态环境第一县”的称号。庆元人开始想，该怎么守住这个第一？

2008年，丽水将全市95%以上区域列为限制工业进入的生态保护区，十多个乡镇的工业考核指标统统被取消，保护环境成了最好的政绩。同年，省界边上的“染化厂”彻底关停。

林昌福感慨，从那时起，耳根突然清净了，村干部好当多了。

2014年7月，浙江省庆元县竹口镇老年“治水小分队”到福建省松溪县旧县乡开展治水宣传活动。 由采访对象供图

携手时

2014年底，退休在家的魏秉进没想到，当年“撕破了脸”的庆元县，能请他做嘉宾，出席“亲水亭”的落成仪式。还有昔日的“告状人”，专程远道而来，亲眼见证了闽浙两省共护一江水的成果：两县曾经闹得不可开交的河水，已从五类水变为二类水。

有人夸他们是“功臣”：若不是当年紧逼，庆元未必能壮士断腕。近年来浙江省生态环境质量公众满意度调查中，庆元县连续3年蝉联第一，去年庆元还被纳入了国家生态功能区。

有意思的是，当年被松溪县逼了一把的庆元县，近些年也逼了一把福建省政和县。这一回，政和是上游，庆元是下游——

连着两县的水叫安溪，每逢下雨涨水，上游的生活垃圾便奔流直下。下游各乡镇都盯着庆元县的安南乡，安南乡也很无奈，上游漂来的垃圾怎么捡也捡不干净。

安南乡的干部想了土办法，在安溪省界的河面上，拉起了铁丝网，一为拦住垃圾漂来，二也方便清运。可垃圾太多，铁丝网很快被冲破了，于是，换上更厚的铁栅栏。但这总非治本之策，一个小小的浙江乡镇，难道还能管到福建省去？稍有年纪的庆元人，都知道当年竹口溪排污的事，松溪县跨省协调多年都难解决，这跨省垃圾的事，能搞好？

也是逼不得已，安南乡副乡长张安周和同事们跨过省界去走访政和县的村庄，和记者暗访一样，与当地老百姓喝茶聊天，拍照存档。他们发现，和多年前的竹口溪排污纠纷有些不同，干部和村民的环保意识早就增强，都觉得这些河道垃圾应该管了。

可为什么不管？曾任安南乡乡长的叶其娇去福建几番沟通，发现关键还是经费不足：无论是聘用保洁员，还是垃圾清运、集中处理，都要钱。而毗邻省界的政和县岭腰乡大部分村庄，垃圾桶少有；生活垃圾总是往河里一倒，或是往河边一堆，已成习惯。

2014年，岭腰乡后山自然村里，村干部赖传金盯着庆元来的人，显得有些尴尬。这群庆元的干部们每个月都要来两三回，已经跑了三四个月。后山村紧挨着省界，走到庆元安南乡政府，不过饭后散步的距离。赖传金常看到安南的干部们集体下河捡垃圾，不少是从这边漂过省界去的。他也想处理好垃圾的事，可这意味着要向农民收钱，或者向上级要政策。

左右为难之时，安南乡为省界另一侧的村庄，送去了一批垃圾桶和1万元；同时，一些年轻的乡干部，时不时骑着车跨省“巡逻”，给村民发放环保宣传册。

跨省送垃圾桶，还“巡逻”，都是破天荒的事。赖传金去乡里开会，有干部感慨“被打脸”：生活是我们自己的，处理生活垃圾竟还要浙江人帮忙。没多久，县里下了决心，每年计划投入数十万元，为农村解决生活垃圾问题。

2015年1月，浙江省庆元县江根乡与毗邻的福建省寿宁县坑底乡等4个乡镇签订《边界区域联动治水协议》，定期召开联防会议，并组建联合护水义务巡逻队。 由采访对象供图

同样为了省界上的水，时隔多年，两场风波的平息方式截然不同。这自然要归功于经济发展进入更高水平；更重要的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更迭尤为关键。

一水连两省。政和县的安溪，在庆元县汇入松源溪，松源溪与竹口溪又在松溪县交汇，汇为松溪河。

松溪县河东乡长巷村的村民和干部，3年前特意送了锦旗给庆元县政府。因为上游水质改善，松溪河畔又成鱼米之乡，松溪县成了闽北首个省级生态县：野生溪鱼捕捞经营权的招投标，价格屡创新高；曾经灌溉都成问题的农田，成了绿色有机农产品认证生产基地；松溪县旧县乡受益更大，不少村民近年开始种植黑木耳，产量增长了七八倍。政和县也不甘落后，这个省级生态县在楠木、竹具、白茶上做出了特色产业。

庆元与松溪、政和、寿宁等地，签署了各类联合治水协议。不少协同机制，正在不断摸索中。或许，这也是一种“自下而上”，对全国范围内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有益尝试与探索。
   

省界上的水，不舍昼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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