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早10时到晚21时，紫玉说她在地瓜社区的时间轴，就是不同的人群。

作为维护社区日常管理的工作人员，她早晨见到的是退休阿姨，午后打交道的是带着孩子的年轻母亲，下午16时之后是放学的学生，夜里19时后则是下班归来的年轻人。

有时，她会接到一些不明就里的电话——“您这里还有空床位出租吗？”类似投宿电话，均被她婉言回绝。

地瓜社区，即北京市亚运村街道安苑北里社区19号楼地下二层一处560平方米的人防地下室，火了！“如果您想象中还是原来群租的小旅馆升级版，那我们的社区营造不就失败了吗？”紫玉气定神闲地告诉记者。

而几个月前，她还是社区里一位生活轨迹单一的全职妈妈。

一年多前，这处闲置的地下空间被设计师周子书带领的年轻团队激活。“按照时间轴和社群把地下室改造为社区共享客厅和社会协作网络，帮助居民利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在社区内为邻里提供服务。”2015年夏天，当这群胸口贴着地瓜标签的年轻人找居民调研时，没人能想到那个破旧的地下室究竟能变成什么样。

几个月后的圣诞节，地瓜社区试运营。许多居民受邀前来，印象在走进的一瞬间被颠覆了：这里光线明亮、空气清新、色彩明快、温度适宜，怎么会是地下室？

此后的一年多，居民们发现，被改变的不仅是房间内饰与功能，还有安苑北里社区近9000名住户的人际往来以及人与社区的关联。

这场由当地政府主导、周子书“操盘”的“社区营造”实验，正逐渐揭开面纱。

地瓜社区的入口

地下室：房产中介视作值得称道的“配套设施”

北京初春的上午，退休阿姨穿着厚棉服跑来地瓜社区。她们是每天的第一批使用者，好动的在隔音好的地方练歌，好静的在沙发上看书。往“邻里茶吧”的小茶罐里捐过茶叶的老人，乐呵呵地给自己冲茶，因为“捐即免费”。

午睡后，年轻的母亲带着孩子分头行动：孩子们在15元畅玩的乐高玩具区大展身手；母亲们围坐聊天。

下午16时，幼儿园放学的孩子在爷爷奶奶的陪伴下踩着滑板车进了社区，径直走向创享教室学画画、英语，老师则是孩子们熟识的其他家长。

晚上七八时，下班归来的年轻人逐渐多了，他们或选择舒适角落看书，或在健身房里大汗淋漓。

在设计师周子书看来，这个社区公共空间的理想状态就是“成为地瓜”。

“地瓜是无论男女老少、白领草根都爱吃的健康食品，接地气。而且它的块茎永远都扎根在生活的根基位置，藤蔓向四周延伸。”周子书说。

如今，附近的房产中介都乐意带人来地瓜社区逛逛。这个新兴的社区营造项目，俨然成为值得对外称道的“配套设施”。

“地瓜社区是一个很不错的地下空间尝试案例，它用巧妙的设计理念解决了地下空间封闭、缺乏自然环境等问题给长期在此活动的居民带来的心理障碍。”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中国环境行为学会副会长徐磊青说，他听闻过这处别致的地下空间设计。

对于地下室的潮湿问题，设计团队用良好的空气流通带走潮湿，比如花费10多万元打造新风系统，又如定期将7扇气窗和应急出口的门敞开，以形成空气对流。

几张国家级环保检测合格证书就挂在入口显眼处。紫玉告诉记者，地瓜社区的“空气好”在附近是出名的。

实际上，利用好公共地下空间，对于小区本身，也是必需。安苑北里社区是上世纪90年代初兴建的住宅楼，已不能匹配社区居民公共活动空间的需求。

亚运村街道工作委员会书记麻晓晖向记者介绍：“19号楼地下室，曾被私人承包者用于地下出租屋的租赁，大量人群在此聚集居住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安全隐患并破坏了社区的稳定秩序，让作为人防工事的地下室脱离了原本的设计功能。”

在政府相关部门这几年集中清理整顿地下空间的过程中，亚运村街道收回了19号楼地下室的使用权，并进行了必要的设施维护和改造，准备作为社区公益空间为居民服务。因为若无人使用，电路等设备老化速度会加快，地下室维护成本只增不减。按照往年数据测算，一年仅亚运村街道60多处地下室维护成本就达到40万元。

中央美院的老师周子书被请来，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500平方米的地下空间怎么用，到底是谁说了算？”

“让居民来投票，让他们的选票为这些空间功能做主。”周子书和麻晓晖这位社会学系毕业的公务员一拍即合。

防水、堵漏、强弱电改造，街道先派人进驻，完善基础设施。而后，街道将场地免费提供给周子书团队。麻晓晖只提出了两个“交换条件”：你的团队日后若在此产生商业利润，除去运营成本，其它收益均用于为居民进一步提供服务；另外，在地瓜社区举办的活动，需要开放一定量居民免费参与的公益名额。

地瓜社区的访客在富有设计感的阅读空间里读书。

设计师：一个“空间公平”者的地下空间尝试

首次进入安苑北里，周子书团队做的第一件事情，出人意料。

周子书利用社区物业管理部门废旧的三轮车，请团队成员一起把零部件拉去社区广场，“和居民一起把车先搭起来”。

不相识的人们，七手八脚帮忙安装好三轮车。周子书又让团队穿上有地瓜标识的黄色衣服，骑车满小区溜达，他要做一次关于地瓜社区怎么用的居民投票。

这是一次开放式的投票调查，团队甚至未对地瓜社区的使用功能提供选项设置。

投票持续了4天，选取社区中4个地点，每天2小时，共计187位居民参与。“会客空间、阅读场地、孩子放学后的托管、健身场地”等成为投票居民的高频呼声。

曾在图书馆工作的退休职工张阿姨来投票，第一次见到这群说要“社区营造”的年轻人，兴致勃勃问：“有图书馆吗？”周子书表态：一定有！两人加了微信。几天工夫，周子书的微信好友里多了几十位安苑北里的居民。

统计投票时，周子书有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发现：70%左右的选票来自20岁至40岁的居民。

“只有经过调研，我们才会发现社区的内在运行逻辑和表象并不相同。比如白天给人的视觉体验是年长者才是参与社区活动的主体人群，调查之后，却发现年轻群体的需求更为庞大。”周子书感慨。

如今在地瓜社区，周子书特地保留了一面墙的原状，没有粉刷，墙面斑驳剥落。墙上贴着一些打印的短对话，那是改造前的社区田野调查——清华大学物理学的博士生、创业中的大学生、儿童等40多位居民与地瓜社区志愿者的对话，部分节选上墙。周子书觉得这些有浓郁生活味道的对话，“朴素得发亮”。

“正如你眼前看到的，我们都做出来了。这是一个完全由居民发挥主导权的空间。”这位把“空间公平”挂在嘴边的海归设计师，喜欢接地气的东西，注意每个作品的实用性。在这个社区，作为外来者的他，乐于倾听、发现居民的真正需求。

记者见到周子书的时候，他正从管辖地瓜社区的派出所回来。

“有空时我常去派出所转转，也请民警常来这里帮我们排除安全隐患。”周子书的回答又一次让人意外。

居民带来的分享茶叶。

产消者：从“街区”到“社区联合体”

麻晓晖和周子书碰面闲聊，说起现在社区的人际关系有点“淡”。

“为什么家里遇到了一点状况，不在家的人第一反应不是找邻居帮忙而是打110？”在麻晓晖的判断中，正如中国多数大城市所经历的那样，“社区”概念越来越缩减到行政区划的层面，而居民共同生活需求下的社区，难以寻觅。

麻晓晖觉得，“与其苛责居民们这种小我的生活方式，不如去想一想他们这种生活模式，是不是因为社区提供的服务有所缺失？”他将地瓜社区视为改变的突破口。　　

改造期间，全职妈妈紫玉在她家望着来来回回往地下室“钻”的工人，却始终没有下去探访。

第一次进入，是和儿子一起参加地瓜社区的圣诞节活动。那次，她欣喜发现了儿童图书室和儿童玩具。几个月后儿子开学，紫玉有了大量自由支配的时间，主动请缨，想长期在地瓜社区工作。

像紫玉这样曾经的全职妈妈，目前地瓜社区共有3位。地瓜社区一半空间是公益公共空间，另一半是不以营利为目标的时租收费空间。时租费用来支付3位妈妈的工资，以及水电网等基本运营成本。

在2016年的12个月中，地瓜社区有7个月实现收支平衡。

按照相同路径，在居民投票中呼声颇高的托管班也迎来了从居民中产生的师资。从事过外贸工作的高爸爸成了一名英语老师。每天放学后的16时至18时，是不少双职工家庭无人照料孩子的“空窗期”，现在孩子被托管到地瓜社区。　

周子书说：“地下室每个房间将不再被某个私人固定占有，当地居民都可以来定义房间的临时功能，并和公众分享，创造新的经济价值。”他认为这不是一种纯粹的利益往来模式，因为熟人社会间的互信也参与到价值体系的生产和交换之中。

每个季度，亚运村街道还出资邀请地瓜社区的团队用居民们喜欢的形式为街道策划社区活动。“表面解决的是地下空间的治理，实际上是人际关系的治理。”麻晓晖说。

而周子书更在意社区居民的生产关系运作方式——鼓励居民用自己的技能来时租空间，为居民提供低价服务。在地瓜社区之中，让每位居民既是生产者，同时又是消费者。

周子书觉得，地瓜社区正将“街区”转变成“社区联合体”。

玩具共享空间

取经人：告别“地下人口”后，空间何处去

慕名而来者络绎不绝。刘梅和谢媛（化名）来了好几次，一呆都是几小时，她们目的特别——就想仔细看看收费空间人气旺不旺。

两人曾经都是“地下空间出租人”，如今地下室人去楼空，总想寻找新的出路。

“我跟年轻人住在一起，感觉一天天过得特别快。”老北京人刘梅曾和50多位房客在地下室共住1年多，担任“地下旅社”的管理员，每间房的出租价是每月500元。

10多年前，刘梅花钱获得一处单位集体宿舍的半地下室70年使用权。因为忙于经营公司，她把550平方米的地下室托付给远方亲戚打理。5年后她接手，发现已经形成“住宿体系”，有值班室、水卡和读卡器等。她和“地下人口”约法三章，比如，不注意卫生者一律不予续租。

不过刘梅坦言，她对一些事仍心有余悸：地下室漏水，她和几位姐妹不断往外舀水，而租户都在自家门口垒起“门槛”，不断往过道里排水。这样的事，一年总要重复三四次。

“你就把它看成是旅馆，永远客满，根本不用张贴广告。”东北人谢媛对记者说，她曾将地下空间做成产业。20多年前，她从东北来北京闯荡，第一站就是住地下室。

“2000年左右，我们租住的地下室承包人看我丈夫勤快能干，让他当管理员。就这样我们打通了资源，成为不少地下室的承包人。”谢媛说，夫妻俩在业务发展最旺时，掌握了几百间地下室的转租资源。

谢媛说，那几年的地下室很热闹——刚入行的模特踩着高跟鞋、淌着积水钻进来；刚创业的大学生也在这儿租过，后来亿万身家。

而今，这片闲置空间怎么用？刘梅想转租当库房，在招租网站上打了广告，却联系者寥寥。

谢媛寻思着在地下空间做些政府鼓励的事：养老饭桌、儿童托管，但又想到条件限制，若老人磕了绊了怎么办？

一家专门做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的负责人和刘梅同行参观，在她的理解里，“如果日后地下室硬件条件到位，不失为一个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社区养老服务的选址”。

烟雾报警器、新风系统，刘梅正在琢磨地瓜社区的设备能否在自己的地下室安装。她说：“新的项目，希望是可持续的项目，不再是这种傻挣人头钱的地下旅馆了。”而在地下室里“钻”了20多年的谢媛，觉得少有人比她更了解地下室的构造，“希望我们民间资本也能参与做创新性、安全的利用”。

未来事：世上不会长出相同的两个“地瓜”

作为专业的社区项目运营者，周科觉得地瓜社区还不算是“完全建起”。

“如果居民有就近买生鲜食品的需要，我们为什么不尝试租赁冰柜？”在周科看来，加入更多日常刚需元素，无疑会让同一个容器中的人产生更多强链接，“而且也能通过薄利让地瓜更好地自运转”。

尽管周科的营利点子层出不穷，但他坚持：“一切必须基于居民的需求和生活水准，以便民的形式展开。”

这个外来的团队对于更多看中地瓜社区的“外来者”保持谨慎态度。“价格过高的培训班、缺少资质的个人或者商业团体，我们一律回绝。”周科说。

最近，与城市地下室治理、维护相关的部门纷纷来地瓜社区取经。麻晓晖说，凡是来者他必定告知：地瓜的社区营造内容不可复制，只有理念可以借鉴。在亚运村街道另一个以中科院科研人员为居住主体的社区，麻晓晖倡议：是否可在未来将这里闲置的地下空间设立成“科技百家讲坛”一样的专业知识分享平台？

地瓜社区是否可复制？周子书的第一反应是：“我们又不是做麦当劳的，当然不！”尽管，眼下找他做社区项目的人纷至沓来。

“目前城市的公共基础设施、资源过度集中，而更多地瓜社区的出现以及连接将会削弱中心化的程度。”这正是周子书所指的“空间公平”的一重含义。

作为大量人防地下室的管理者，北京市朝阳区民防局也在探索地下空间利用之路：为社区居民提供文体娱乐活动场地、青少年阅读体验基地；或引入社会投资，利用人防工程，开发社区仓储项目，提供自助式仓储服务、车库停车服务；甚至开发真人CS与密室逃脱等体验式娱乐项目向全民开放。

“不能拘泥于地下公共空间，如果发现地上有合适空间，为什么不落落大方走上地面？”麻晓晖有了更大胆目标：几百人的活动，地瓜社区很难装下；如果把位于安苑北里的星级酒店也纳入社区营造的参与者中，是否就能解决并不经常性的大场地活动需求？

对于周子书来说，安苑北里地瓜社区，也仅仅是他的第一站。

在地瓜社区的项目介绍里，周子书附了一页“地瓜的自我批判指标”——“地瓜对于城市空间生产效力的贡献在哪里？地瓜使用了城市哪些资源，对于城市公共领域的反哺在哪里？”他说这种提问检验方式，简单而有效。

题图说明：放学以后，孩子们在这里上兴趣班、玩耍，等待家长下班。

编辑邮箱：eyes_lin@126.com  视频来源：地瓜社区主创团队  本文图片：杨书源  摄  图片编辑：邵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