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衡，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兼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特聘专家等。从事发展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研究。

世界经济的“三低”现象及成因

王多：世界经济从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一直处在微弱复苏甚至停滞状态中。我注意到这几年各国其实都采用了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但至今仍然复苏乏力，动力不足。您能给我们分析一下，问题的实质和原因究竟在哪里吗？

权衡：的确如你所说，世界经济最近七年来一直处在疲弱复苏的状态，不仅全球经济持续低迷，而且全球贸易增长连续四年低于经济增长，贸易对世界经济的引擎作用在减弱；受此影响，全球资本流动性放慢，全球投资增长趋缓；尽管各国采取了量化宽松的刺激政策，但是整个世界经济增长仍然没有恢复到2008年的平均增长速度，而且根据我们的预测，很有可能继续下滑。全球总体增长格局出现分化，复苏乏力，长期看有进一步停滞的可能和趋势。

我个人的看法是目前世界经济增长不是一个简单的恢复和再平衡的过程，也不是一个能够依靠凯恩斯短期政策调节即可实现复苏和增长的问题；而是整个世界经济增长面临新旧周期转换，老的增长周期已经结束，新的增长周期还没有启动，核心问题则是支撑新周期的新动力没有形成；与此同时，上一轮增长周期中导致的总量失衡和结构性困境进一步显现，经济下行与结构性困境相互加剧，出现了所谓的“低增长恶性循环”，使得世界经济从危机刚刚发生以后的“三低一高”即“低增长-低物价-低收入”和“高失业”逐渐演变成为“危机-衰退”引致的“低增长-低利率-低物价-低回报-低投资-低增长-低收入-低消费”的恶性循环；在这样的循环机制下，世界经济普遍出现了“低贸易增长”、“低资本流动性”和“低物价”的“三低”现象。实际上，危机后出现了短暂的V字形反弹以后，从2010年开始全球经济增长就进入持续低迷的状态，至今尚未恢复到2008年以前10年的平均4.5%的增长速度，目前大致维持在2.5%左右。

所以，我认为，本轮世界经济发展的上升期，从根本上说有赖于形成新的发展周期，需要实现新老周期的根本性转换。而这一点则依赖于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以及全球化发展的动力与方向。

要防止影响世界经济的某些变量演变为常量

王多：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最近公布了《2017年世界经济分析报告》，认为影响2017年世界经济的因素有7大变量。但是仅仅有变量还不够，变量有大有小。我想知道，在这些变量中，哪些变量作用较大，哪些变量作用较小，哪些变量有可能会成为常量?

权衡：在我们的研究报告中，我们提出，影响2017年世界经济增长有七大变量。我们知道，观察世界经济新趋势和新发展，需要从短期和长期两个视角分析有哪些影响因素和变量。从当下世界经济增长格局来看，我们认为全球性政策分化会影响世界经济稳定增长、民粹主义的兴起导致全球化进程受挫、美国新总统上任将带来新的不确定性、美元加息可能加剧全球金融市场波动、投资贸易规则碎片化引发新的贸易保护主义、难民危机或将进一步挑战欧洲经济增长前景、石油价格上扬增添全球经济供给侧的不确定性。

应该说这些因素中，需要格外关注三个问题：一是目前全球经济增长出现分化，不仅发达国家内部，而且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增长分化的格局，例如美国经济出现积极复苏，从而采取了退出量宽政策，进入了加息通道；欧洲内部除了德国复苏基础较为稳定以外，其他国家复苏增长均较为缓慢甚至出现下滑；新兴市场国家除了印度和中国保持中高速增长以外，其他国家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这种增长格局的分化，造成全球货币政策难以真正形成所谓的“货币政策集体行动”计划，而这一点显然使得全球经济共同治理面临新的难题。而且，这个问题短期内来看也难以协调。

二是短期内则要密切关注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及特朗普当选，其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以及所谓的“美国优先”的行动路线等，且现在看来有些已经实施；这种大国政策的“溢出效应”必然对全球经济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对全球化资源配置方式产生深刻影响。

第三，长期内，也要看到几乎全球范围内出现的“民粹主义浪潮”，从思想观念乃至对各国经济实践发展都会产生深刻影响，普遍出现的“眼睛向内”、“以我为主”、“自我利益之上”，甚至搞“封闭经济”等，都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格格不入，反而会使得世界经济各自封闭和贸易保护主义，这实际上与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性”、“开放发展”、“要素流动”等规律和趋势相反，不利于世界经济长期繁荣和发展。这应当说是这些年来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十分有害但却呈现上升趋势的“难题”和“顽疾”。

全球民粹主义兴起的经济分析视角

王多：您曾经提出一个的观点，即全球民粹主义兴起，本质上是由全球范围内的收入不平等所造成的？能否具体阐述一下？

权衡：我记得2014年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说全球收入分配不平等正在撕裂全球化进程。现在看来，这个问题的后果和冲击更加严重。

现在大家都在谈民粹主义的兴起，其实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抬头，具有长期的深厚的社会基础和深刻背景，所谓民粹主义只不过是全球经济社会发展诸多问题和背景的一个反映和表象。我们知道，民粹主义在本质上反映了一种对收入分配不公平、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的不满，进而产生了对精英政治的不满和对社会治理的对抗，本身代表了“沉默的大多数”对经济社会现状的不满，尤其是对收入差距和不平等的抗议，并把这些问题归因于某种外部因素甚至某些少数社会势力的影响和结果。而一旦形成民粹主义思潮，就会形成过度强调自我中心、自我保护的意识，出现反建制、反移民、反精英的情绪，就会产生对全球化趋势的反抗并推行贸易保护主义。

作为一种“思想”和观念，民粹主义在学术界的讨论一直存在，但作为一种实践甚至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其背景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失衡。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与全球收入分配和不平等加剧、社会公平公正缺失有内在联系。近几十年来，一方面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加快，市场化和城市化迅速拉动经济增长，但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是全球不平等问题加剧，不仅发达国家内部包括美国、欧洲内部均出现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加剧现象，也包括新兴市场经济体内部以及国家之间出现了差距扩大、贫困问题尤其是城市内部新生贫困阶层问题。另外，全球性收入差距和不平等不仅造成全球需求收缩，而且也引起社会公平公正缺失，产生对全球化的不满。

这背后原因是复杂的，比如全球人口老龄化加剧与劳动参与率下降引起失业增加，金融危机冲击后世界经济增长失衡和结构性困境进一步加剧，许多发达国家中产阶级比重下降，收入和财富分化更加极化，还有全球发展中出现的资源紧缺、生态恶化、精英腐败、地缘政治危机等，同时这些问题又由于信息化与互联网等媒介在全球得以广泛传播，更加引起人们的关注，进一步促使民粹主义思潮抬头。因此，我认为本轮民粹主义思潮的兴起，本质上是全球经济发展失衡，收入分配差距和不平等扩大所致，不能就民粹主义谈民粹主义，而需要从全球不平等加剧视角认识和理解当前民粹主义思潮及其后果和冲击。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民粹主义极容易在表面上迷惑人心，快速传播，但后果其实很严重，作用和效果也非常负面。

《21世纪资本论》是否有先见之明

王多：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迪在2014年就出版了《21世纪资本论》，对世界范围内财富分配不平等进行了深入探讨。我记得当年这本书很流行，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由于全球收入分配不平等带来的各种全球经济政治问题时，皮凯迪的思考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

权衡：是的。这本书当时确实流行，正如在一篇文章中提及的，皮凯迪确实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失衡和收入分配问题，并且也十分准确地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最大问题就是资本与劳动的利益分配和劳资关系问题。而这一结论使人们再次想起了马克思，想到了伟大的《资本论》。尽管我一直强调，《21世纪资本论》无论如何也不能够与马克思《资本论》的地位和意义相比，且不说前者本身还存在许多值得推敲甚至进一步质疑的观点。但是，皮凯迪的思考确实用大量的数据帮助我们分析和展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中收入分配和劳动资本关系的问题，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马克思当年的伟大预言和客观判断，确实值得我们思考和关注。

长期以来，我们以为，发达国家因为有强大的经济发展基础和再分配手段，因此它们的收入分配不会是一个问题，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今天世界经济增长普遍出现如此多的困境，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全球性不平等加剧造成了全球性消费收缩，贸易下降，导致全球总供求不仅总量失衡，而且结构失衡。其次，我们需要高度正视收入分配问题，尤其是对于正处在赶超发展中的中国经济，如何处理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如何应对收入不平等和财富差距问题以及如何从战略上思考并解决好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问题、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等，都是我们正处在开放发展和转型升级中的中国经济亟待思考和解决的重大问题。只有较好的解决这些问题，才能更好地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才能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三大趋势不改变，全球化进程就不会改变

王多：经济全球化似乎随着英国脱欧、川普当选、意大利公投、欧洲难民危机等，出现了逆潮。逆全球化的本质是全球化失败的结果，不知您是否同意这样的观点？

权衡：我注意到很多人把英国脱欧、川普当选、意大利公投、欧洲难民危机问题简单等同于全球化退潮或者叫“逆全球化”。首先，我不赞成“逆全球化”或者“全球化退潮”之类的说法。我曾经在去年的一次“G20峰会与中国方案”研讨会上说过，当前全球化出现了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本身不是全球化出现逆潮或者说全球化自身的问题，而是全球化在推进过程中如何更好地去治理全球化，如何管控好全球化进程；全球化的问题本身说明了创新全球经济治理的紧迫性和现实性。

全球化从一开始就是“双刃剑”，其背后的逻辑就是市场化机制，即市场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实现全球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带来市场经济难以避免的问题，如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优胜劣汰机制等等，在实现资源配置高效和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必然也会带来一些“负面”问题，如财富差距扩大等。但是总体上来说，全球化仍然朝着不断加快的趋势发展，特别是在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投资、全球贸易和全球金融发展的推动下，全球生产一体化、贸易自由化和金融国际化趋势在不断加快，世界经济也是在全球化推动下实现了快速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国家分享全球化发展的红利，尤其是科技全球化带来的巨大的赶超优势，使得许多经济体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

当然也不可否认，全球化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收入差距扩大、南北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这些问题本身反映了对全球化的治理机制不完善和治理不足，而不是全球化本身的问题，更谈不上全球化失败的问题。我还认为，只要科技进步不断加强、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不断深化、全球跨国公司主导的投资贸易和金融发展不断加快等三大趋势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全球化进程就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而事实上这三大趋势并未发生改变，而且也不会发生改变，更不会因为个别国家的选举行为甚至个别领导人政策主张而发生改变；需要改变的是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和机制；我们必须直面而不是回避全球化过程中的新问题，加快创新和加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建设，以完善的全球经济治理体制和机制，更好地协调和推动全球化可持续健康发展。这才是出路和方向，而不是所谓的“去全球化”。

中国是全球化红利的分享者，更是巨大的贡献者

王多：有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是中美唱双簧，成为既得利益者，而多数国家并没有从中得到好处，这是经济全球化的一大败笔，请您从世界经济研究的视角，帮我们分析一下，是这么回事儿吗？

权衡：经济全球化作为一种全球性资源配置方式，其微观主体即跨国公司必然会按照成本——收益原则去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从这一点来说，所有参与全球化的国家都应当是全球化的参与者，也同样是全球化红利的分享者。尽管由于各种原因，各国参与和分享全球化的红利有所不同，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与发达国家拉开了发展差距，客观上产生了南北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这里面主要的原因不在于全球化本身，而是全球化的协调机制和制度设计不合理，特别是在过去几十年发展中，全球化主要是由一些少数发达国家主导，这使得全球投资、贸易和金融规则主要体现的是发达国家的利益和话语权；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尤其是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在现有的全球经贸规则中拥有很少的话语权，现有的全球投资和贸易规则也没有充分反映和体现发展中经济体的利益诉求。因此，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南北问题，不能说是全球化的败笔，而是由于全球化的制度安排不合理所致。也正因为如此，许多经济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国家亟待创新完善全球投资金融和贸易规则，使得这些“游戏规则”更加体现公平性、包容性的发展要求。

从世界经济增长的相互依赖性趋势和规律来说，任何一个积极参与全球化并分享全球红利的国家，其自身的发展本身也会必然对其他国家和世界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贡献和作用。中国从改革开放初对融入世界经济和国际市场的“顾虑”到后来加入WTO初期的“忐忑不安”，以及后来全方位融入世界经济的经历表明，中国不仅分享了全球化的红利，实现自身经济崛起和发展，而且也因为中国经济的崛起，为世界各国包括最大的经济体——美国的发展，都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商机和发展红利。如果看一下数据，我们可以发现，2001年中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对全球贡献率为0.53%，而2016年中国GDP增长对全球贡献率达到33.2%。这就表明，中国参与全球化，分享全球化的发展红利的同时，也为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化做出了自己的新贡献。中国接下来还将继续为疲弱复苏的世界经济发展做出新的贡献，特别一带一路倡议等必将为推动全球投资增长、贸易引擎、金融稳定发展增添新的力量；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必然会拨开世界经济增长的迷雾，为处在十字路口的经济全球化指明新的发展方向，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发展，为世界经济发展实现更加包容和更加开放的目标必将做出新的贡献。

主编：王多

图片编辑：徐佳敏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