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的2月19日，邓小平同志带着他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深深眷恋与世长辞；20年后的今天，由这位政治伟人所开创和设计的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业已将中国重新带入世界历史舞台的中央。

从历史深处看，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伟大而光辉的探索历程，实际上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引领下，由超过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人类历史主体，所开拓出来的一场波澜壮阔而又生机勃勃的人类历史实验。

环视当今世界，人类历史似乎再次进入迷航之中。在此历史当口，我们愈发感到，这场人类历史上的“中国实验”，不仅属于中国历史，也属于世界历史；其意义之重大，不仅攸关中国前途与命运，也攸关世界进步与发展。

今天，我们缅怀邓小平同志的丰功伟绩，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深入探究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中国实验所蕴含的历史智慧，及其带给人类的重大启示。

深刻把握改革开放与中国道路的人类历史性实验品格

纵观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进程，20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正可谓是“三大人类历史实验”交替进行、交相辉映的历史。它们分别是：承前启后的资本主义的人类历史实验，苏联式社会主义的人类历史实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类历史实验。

迄今为止，资本主义的人类历史实验已进行了数百年之久，在此过程中，资本主义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推动了人类历史的进步和发展；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人类历史实验也制造了巨大的人类悲剧，如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瓜分资源的世界战争，人类生活的物化和异化等。为了摆脱资本主义带给人类的梦魇，以1917年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为标志，自20世纪初叶开始人类开创了社会主义的人类历史实验，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创造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的辉煌，但它同样没能避免人类悲剧的发生，在不到一百年的历史实践中，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模式在许多国家制造了短缺、饥荒和对人性的泯灭。苏东剧变之后，人类历史来到了又一个十字路口，西方学者借机炮制“历史终结论”，宣称人类历史将终结于资本主义。正是在此非常历史时期，邓小平率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超人的哲学智慧和巨大的政治勇气，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奋力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新的伟大人类历史实验。

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正可谓是中国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参与上述三大人类历史实验的历史。在第一场人类历史实验中，在从1840年至1949年的一百多年间，中国只是充当了资本主义野蛮扩张的牺牲品。在第二场人类历史实验中，在从1921年到1978年的半个多世纪中，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和成就，但由于始终没有完全摆脱苏联式社会主义教条的羁绊，代价沉重。而只有在第三场人类历史实验中，我们党和中国人民才真正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人类历史主体，从而在完整的意义上掌握了自己的历史命运，并成为人类历史进程的引领者和开创者。而起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正是这一伟大人类历史进程的实验场。

事实上，在邓小平同志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整体论述中，给人印象最深刻、最值得思索的一个方面，就是他对中国改革开放、乃至中国道路的“人类历史实验品格”的反复强调和精辟阐述。

1985年8月，他特别对来访的日本朋友强调，我们的整个开放政策是一个试验，从世界的角度来讲，也是一个大试验，这些都是书上没有的，路子走得是否对，要看一看。他在会见坦桑尼亚领导人时进一步强调，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3、135页)

次年3月，他在会见新西兰客人时再次阐述了中国改革的实验属性：我们搞的是翻天覆地的事业，是伟大的实验，是一场革命，有人怀疑是正常的，要让改革的实际进展去说服他们。同年9月，他在回应美国记者华莱士对中国改革的评价时进一步解释说，中国正在做的事，实质上是一场革命，从另一个意义来说，也是一个试验，都是新鲜事物，要摸索前进，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6、174页)

这些鲜活的历史对话场景在不断地向世人宣告着一个重要的事实，这就是，邓小平同志始终是把中国改革作为一场史无前例的人类历史实验来把握的。中国改革近40年的历史及其对世界历史的影响也在不断地启示着我们，邓小平同志对中国改革人类历史实验品格的深刻洞察，为我们思考21世纪的中国改革与中国道路，乃至21世纪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树立一个新的历史和价值坐标。其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也将随着中国和世界历史进程在21世纪的不断展开，而愈发投射出思想的力量和真理的光芒。

我们认为，这场“中国实验”带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就在于，它从根本上打破了长期以来关于西方世界的两个迷梦。

“中国实验”打破了对西方“普遍知识”的迷梦

中国改革开放所开辟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作为当今世界最为引人瞩目的人类历史实验，其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向世人揭示了那种基于西方发展道路的知识虚妄，从而打破了西方关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普遍知识”的迷梦。

众所周知，邓小平同志最著名的论断之一，就是将中国改革的方法论概括为“摸着石头过河”，即“实验”。在一定意义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已成长为当今世界探索人类发展之道的一个最大的实验场，中西方文明、制度、知识、理论、资本等在此交汇、碰撞和融合，汇聚成当今世界最为壮观的一幅生机勃勃的人类历史实验画卷，不断激荡和创造出新的人类发展智慧，并从中孕育出人类历史发展新的方向与气象。

这当中，颇为引人瞩目的一个方面是，这个人类历史上的宏大中国实验对人类既有的特别是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带来的冲击越来越大，尤其是它蕴含着这样一种深刻的哲学逻辑：地方性知识优先于普遍性知识。这就是说，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自觉以后进者的姿态进行着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对“异域知识”的吸收和学习，但是，中国领导人却从未因此而盲信西方基于其自身实践所建构起来的那一套关于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的知识体系，特别是从来没有盲信过新自由主义向转型国家许诺的那一套现成的“普遍性知识”。

与之相反，他们更为重视中国普通民众的实践智慧——中国民众的“地方性知识”。邓小平同志在总结中国改革的经验时多次强到过，中国改革起步于农村，而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村改造出来的，“发明权是农民的”，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他把农民看作是中国改革当中的最大的实事求是派，并从此出发来向世人解释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1-257、382页)

这些都表明，邓小平同志对中国改革的实践特色始终都保持一种高度的敏感和清醒的认知。而正是由于这一点，中国改革在实践上拒绝任何现成的答案和固有的知识谱系，就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他多讲过，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8-259、260页)

由此就不难理解，在整个中国改革开放和探索中国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我们的领导人何以始终对“华盛顿共识”所预设的转型路线保持着一种高度的警惕!究其根本，最主要的一点就在于中国领导人和民众对自身所处的实际境况有着别人难以想象的深刻认知。也是基于这一点，他们对西方所提供的所谓“普遍知识”和“现成答案”，具有一种天然的免疫力和距离感，转而更加重视普通民众在改革实践中所积累起来的“地方性知识”，并在基层实验的基础上将之有条不紊地加以推广。

用邓小平的话来说，中国的这样一种尊重“地方性知识”而不是“普遍性知识”的改革模式，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虽然摸着石头过河不符合正统理论主张的改革模式，但是，这种试验性的转型模式为市场秩序的有序生成创造了各种可能的形式、路径和空间，最大限度地增加了政策回旋的余地和成功的概率。这一遵循“地方性知识”的中国改革模式，从打破了西方“普遍知识”的迷梦，从而也以自身的实践有力地解释了“华盛顿共识”所设定的改革路线，其结果何以只能是悲剧性的。

“中国实验”打破了西方“历史公式”的迷梦

早在一个半世纪以前，马克思就对人类历史发展的所谓西方一般历史公式提出了批判。他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人类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资本论》第1卷，第12、11页）但是，在他看来，这绝不意味着存在什么统御世界历史发展的“西方公式”，正因此，他坚决反对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并将之作为“一把万能钥匙”来匡衡人类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1－342页）

这就是说，人类社会发展的真实图景既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又是一个创造性的开放过程，任何企图把某种抽象的历史运动公式，强加给千差万别的历史现实的做法，都是有悖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

邓小平同志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所开启的改革开放伟大进程，以及在此基础上所探索出来的中国发展道路，作为当今时代最为引人注目的一场崭新而伟大的人类历史实验，乃是对上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经典诠释。这个人类历史的“中国实验”，不仅用一种发源于人类历史深处的生机勃勃的实践力量，决定性地打碎了西方“历史终结论”的迷梦，同时，也帮助人们从对人类历史发展道路的“决定论”的囚禁中超拔出来，从而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世界历史进程本身所蕴含的无限活力和创造性。

当代新自由主义思潮的鼻祖米瑟斯在《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一书中曾做出过一个斩钉截铁的判断：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相结合“是唯一可行的社会制度”，舍此之外，“人类别无选择。”（《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 120页）试想，现代人类社会曾经被这样一种简单的历史公式统御了多么长的时间，乃至于一些人迄今仍然不能从中自拔！而如果不是邓小平以其巨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勇气，以及他坚定地朝向人类实践本身的求是求实精神，冲破人类思想史上的这两个禁锢，从而在中国开辟出一种新的伟大人类历史实验，那么，中国的历史还将在痛苦中摸索更长的时间，而世界历史也将因此失去一个自我矫正的机会和坐标。

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中国实验告诉我们，人类应当遵循历史规律，但完全没有必要臣服于必然性。这正印证了马克思的如下著名判断：“在必然性中生活，是不幸的事，但是在必然性中生活并不是一个必然性。通向自由的道路到处都敞开着，这种道路很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第26页）

中国道路不寻求“普遍知识”的建构和“历史公式”的裁量权

邓小平同志指出，改革开放使中国真正活跃起来，而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3、376页）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正是邓小平同志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这个论断，不断激发当着今世界掀起了一个探究中国道路谜底的宏大理论运动，而实际上恰是这个论断本身给出了关于中国发展道路之谜的最深刻的解答：正是中国改革开放本身所具有的那种谦逊而自信的人类历史实验品格，赋予了中国道路以勃勃历史生机，从而使之能够摆脱西方的知识傲慢，既不寻求获得一种“普遍知识”的建构，也不企图获得一种“世界历史公式”的裁量权。

由此可见，邓小平同志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道路是一场人类历史实验的思想，所展示出来的正是这位历史伟人所拥有的伟大人类历史情怀，以及他对探索中国道路始终如一而又令人震撼的战略清醒。既然这一人类历史的中国实验打破了西方对人类历史发展道路的“普遍知识”的迷梦，从而揭示了世界历史进程的“实验品格”，那么，在这个“中国实验”中成长起来的“中国道路”，就绝不可能再去谋求一种“决定论”的知识建构和“终结论”的历史心态。

由此不难理解，邓小平同志何以反复向世人宣誓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道路的实验品格，以及他何以一再告诫那些意欲“取道中国”的外国领导人：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各国也应当有自己的模式。这是一位历史伟人对中国发展之道所特有的自信。

在当下，当我们目睹由一个金融危机、贫富分化、政治衰微、难民危机、民粹泛滥、逆全球化等，勾勒出来的西方世界时，人们难免要提出一连串的疑问：全球化的潜能是否已耗散殆尽？西方现代性是否已经过时？资本主义终将走向何方？世界历史轨迹将会如何演变？中国道路应如何有所担当？……在此人类历史陷入徘徊与迷茫的时刻，我们愈发感到这位历史伟人针对当代中国正在展开的这一场人类历史实验的洞见，对于把握和理解当今时代的重大意义。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主编：王多

图片编辑：雍凯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