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刊登一篇题为《发达国家的千禧一代不去投票了》的文章，称发达国家的年轻人越来越不爱投票，如果年轻人继续“背对”投票箱，长此以往，民主岌岌可危。文章指出，人口结构、社会环境、选举态度等多方面的变化是导致发达国家的千禧一代对投票无爱的原因所在。现将这篇文章编译如下：

亚历克斯·奥柳克的人生似乎与政治冷漠注定“绝缘”。他出生在苏联，家人曾经历过大屠杀，6岁时移居特拉维夫，在那里完成了学业和军队服役。他关注政治，崇尚民主。在他看来，政府应该做更多的工作，以实现与巴勒斯坦人的和平，确保政教分离，并减少不平等。然而，现已28岁的奥柳克，虽然完全有投票资格，但是在过去4届大选中，他从来没去投过一次票。

他说，他的弃权是一份针对以色列政治可悲状态的“政治声明”。虽然政党林立，但是他认为没有一个政党会带来他想要的变化。许多其他以色列年轻人也都抱有同样的不满。在2013年大选时，35岁以下的人当中，只有58％的人去投票，25岁以下的人只有41％的人去投票。与年轻人形成反差的是，在超过55岁的人中，投票比例高达88％。25岁以下和55岁以上人群之间的巨大投票率差距，没有其他富裕国家能超过以色列。

虽然以色列政治并不具有典型性——它卷入战争、和平、宗教特性以及与巴勒斯坦人的关系等种种问题中，但是年轻人的投票模式仍然和其他富裕国家具有共性。在英国和波兰，在两国最近举行的大选中，25岁以下的年轻人去投票的都不到一半；2015年，在瑞士大选投票日当天，三分之二的千禧一代留在家里。同样，在2014年的美国国会选举中，五分之四的美国千禧一代也都“家里蹲”。尽管富裕国家的投票率一直在下降，但年轻人群体的下降速度最快。根据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的马丁·沃登伯格的说法，美国许多地方出现的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的投票热情落差，使人联想起上世纪60年代初美国南方出现的种族差距，当时政府常常压制黑人投票。

人口结构的发展趋势进一步削弱了年轻人的政治声音。1972年的美国大选第一次允许年满18岁的公民可以投票，当时25岁以下的成年人大约占五分之一。到2010年，这个比例缩减为八分之一。到本世纪中叶，美国不满25岁的成年人预计只占十分之一。年轻人数量的萎缩将使其从一个核心的投票群体变成一个边缘群体。

这一现象令人担忧某种可能性，即青年人口数量创纪录之低将预示着一个永久的转变。伦敦经济学院的迈克尔·布鲁特说，投票习惯的形成都出奇得早，一般在一个人的最初两次选举中形成。一旦选举效应褪色，子孙后代的投票热情难免受之影响，再也不会养成投票习惯，投票率将进一步下降，从而削弱选举产生的政府的合法性。

千禧一代不是第一个被指责推卸公民义务的年轻一代。比起获得认可，他们对理念和原因更感兴趣。他们比过去几代人受到更好的教育，更有可能进行抗议或成为素食者，对毒品和酒精更少热情。但他们很难再养成那些会促使他们父母去投票的许多习惯。

在英国，25岁以下的年轻人中，只有五分之三看电视新闻，而这一比例在50多岁人当中占到十分之九。年轻人更是很少看报纸，或者听广播。

英国每年约有三分之一的19岁年轻人会搬家；美国年轻人在18岁到30岁之间平均会搬家4次。拥有孩子和家庭的人会更关注他们的社区，并关心社区的运转情况。但是现在，年轻人要在一个地方定居成家立业，却远比他们的父母要晚。

然而，最大的变化倒不是在于环境，而是在于态度。曼彻斯特大学的罗伯特·福德说，在千禧一代看来，投票不是他们的责任，因此他们没有道德上的义务要去投票。相反，他们认为，政客却有责任去讨好他们。他们不会把政党视为一种值得效忠的运动，而是视为他们可以选择或者忽视的品牌。千禧一代已经习惯根据自身的喜好来定制世界，包括定制音乐和新闻。对年轻人来说，那种和选举承诺捆绑的“零和”选举制度已不再富有吸引力。

在美国，虽然支持自由事业的年轻人数量在增长，但是，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在18岁至33岁之间自视为“民主党人”的却只有四分之一。有一半人表示他们在政治上是独立的，而在69岁以上的人当中，这一比例只有三分之一。

千禧一代也是最不可能受政治承诺影响的群体。益普索—莫里的民意调查员鲍比·达菲说，他们远不如婴儿潮一代（出生于1946年和20世纪60年代中期）或X一代（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期）会相信别人在说实话。因此他们把“真实”作为美德和可信赖的标志，正如他们对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的热情所示。但是如果遇到一个没有个人魅力的领导人，不信任就会演变为对民主本身的愤世嫉俗。近四分之一的澳大利亚年轻人最近告诉民意调查员，“我们无所谓有什么样的政府”。去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在二战前出生的美国人中，72%的人认为，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家是“必须的”。但是，对美国“80后”来说，持相同看法的人却不到三分之一。

一边是政治家和年轻人之间缺乏信任，另一边则是双方彼此隔膜，沟通不畅。在1967年，美国大约四分之一的年轻选民和老年选民都曾与官员接触过。到2004年，这一比例在老年人这边几乎翻了一番，但是，在年轻人这边却仍保持在23％的水平。政党给出的相应反馈是：2012年，他们接触了五分之三的老年选民，但只与15%的年轻选民进行过沟通。塔夫斯大学公民学习和参与信息研究中心（CIRCLE）在去年大选前几周曾做过民调，结果显示，尽管美国选举耗资惊人，但只有30％的千禧一代表示，曾被某个竞选团队联系过。当各个政党去联络青年人时，通常只会发布一个适用一般选民的竞选信息，而不是为他们量身定制。布鲁特说，这样的做法可能会适得其反，毫无效果。

许多感到失望的年轻人认为，拒绝投票是一种对被迫选择表达不满的方式。但弃权也使他们陷入另一个循环：一边被社会忽视，一边更与社会疏离。政客们知道老年人更有可能投票，并相应地制定政策。而年轻人不一样，他们觉得选举没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不太愿意去投票，这也就给政党更多忽视他们的理由。

有些政党在制定政策时也会更加倾向于老年人。年轻劳动力给医疗保险和养老金计划缴税，但到他们退休时，政府不太可能对他们同样慷慨。在澳大利亚，65岁以上若收入低于32279澳元（约合24508美元）就无需缴税。但是，年轻劳动者在收入达到20542澳元时就必须缴税。在英国，即使政府削减财政开支，也依然会保留退休人员的免费公交车通票、能源补贴等福利。但是，对年轻人的住房援助却始终付之阙如。整个西欧的年轻人更有可能对欧盟抱有好感，但是他们的长辈却对欧盟持更大的怀疑态度，他们选择与政府站在一边。英国此前能投票脱欧，很大程度取决于退休人群的选票，青少年几乎一边倒支持留欧。

那些担忧民主未来的人一直在想方设法让更多年轻人来投票。最明显的做法就是强制投票，如在澳大利亚、比利时、巴西和许多其他国家。美国前总统贝拉克·奥巴马曾说，此举对于美国来说是具有“变革性的”，提高了年轻人和穷人的话语权。但布鲁特警告说，这样的举动只是人为提高投票率，但治标不治本。他说，当务之急应该是激发年轻人对选举的感情，要让他们感受到“在选举中，你的想法能被倾听，你的诉求也能得到回应”，这样反过来也会促使政客兑现政治承诺。

千禧一代觉得越来越没必要投票，而鼓励他们投票的方法却变得日益危险——过分依赖于政治家个人和某些单一的社会问题。在2008年的加拿大议会选举中，18岁至24岁的年轻人只有37％去投票，2011年为39％。2015年，所谓“特鲁多效应”使青年人的投票率激增至57％。奥柳克深情回忆起以色列前总理伊扎克·拉宾——他在奥柳克7岁时被暗杀，他寻求与巴勒斯坦人和平相处，试图以此来“尝试变革”。“我在等待另一个拉宾的到来。然后，我才会去投票。”他说。其实，政治家不会察觉不到奥柳克以及其他年轻人的观点和兴趣所在，但问题在于，年轻人的声音太容易被漠视了。
   
（栏目主编：杨立群。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项建英 编辑邮箱：ylq@jf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