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半年未见荤腥了。

家里老的老，小的小，都已经快忘记了肉的滋味。

1960年代初，在这个城市中，走街串巷的收旧货者如一种避光的动物，神出鬼没。祖母悄悄地召其中的一个到家里，神秘兮兮地取出一包红木背骨制麻将牌，将之贱卖，换了六元钱。

这六元钱，在黑市上可买一斤肉，烧出来是小小一碗。摆在常德路恒德里街面房子三楼的居室里，香味萦绕不去。

在这个小小的空间，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金光耀度过了37年光阴，那碗肉的滋味，叫他记住了大半辈子。每每忆及，那拮据匮乏又喧闹鲜活的日子，就都涌上前来。

明    星

恒德里，位于常德路。

常德路，原名赫德路（Hart　Road），早在1914年即已修建完成。路名得名于原英籍海关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在这条路上，坐落着作家郁达夫、张爱玲的故居，也留下过建筑师邬达克的住宅。

恒德里位于633弄，是一片两层的里弄房屋。底楼朝南，有小花园，带独立铁门。其中，恒德里65号，为音乐家、国歌作曲者聂耳故居。1930年7月，为躲避当局追捕，18岁的聂耳逃离故乡昆明到达上海。起初，他想报考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但未能如愿。人生地不熟的聂耳，在上海举目无亲，最后托人才在云丰申庄找到一份杂役工作。

1931年，聂耳栖身的商行因为偷税被查封，失业的聂耳顿失所依。好在同年，聂耳就找到并加入黎锦晖等人创立的明月歌舞剧社（前身为中华歌舞团，后明月歌舞团并入上海联华影业公司，称联华歌舞班），任小提琴手。黎锦晖日后在回忆录《我和明月社》中写道：“为了节约开支，（聂耳）迁出联华宿舍，找到赫德路（常德路）恒德里内一幢房子……空关了两年多没人住，积尘很厚，在房东派人初步打扫之后，聂耳又邀几个社员进行了洗刷，房子焕然一新。”

当时的明月歌舞剧社，荟聚了周璇、王人美、黎莉莉、白虹等大批明星，且同一班人又演话剧也演电影，这些全新的艺术形式以及全新的技术手段，都让聂耳大开眼界。

城市，将这群志同道合又年纪相仿的年轻人召唤在一起，命运交叠。在恒德里，明月歌舞社的年轻人七八个人住一间，一起吃饭、一起排练，聂耳就住在楼上最靠北的房间，还曾在底层练小提琴。王人美的二哥王人艺曾是聂耳的小提琴老师。聂耳练琴的刻苦有口皆碑：一有空闲，年轻人难免要结伴去热闹的商业街逛逛，但聂耳总是一人躲在房间里练琴，当然有时候他也和弄堂里的孩子们一起玩耍，每每做游戏时，聂耳的两只耳朵会耸动，而其灵敏的听觉，也让他博得了“耳朵先生”的称号。

于是，就在这一时期，他将原来的名字聂紫艺，改名为聂耳。

童        年

恒德里街面房子三楼，那两间不足三十平方米的房间，一直居住着金家祖孙三代。

就在聂耳和这群电影史上赫赫有名的明星们一起玩耍过的弄堂口，金光耀和自己的小伙伴们玩耍着、长大了。

1958年，4岁的金光耀和伙伴们一起参与了一件大事——驱灭麻雀。根据当时的有关号召，全市都被发动起来。而在恒德里，这条职员和商人为主的弄堂中，往昔小门一关各守各家的邻里，那次全体出门。孩子们敲锣打鼓惊吓麻雀，使小鸟均疲于奔命最终坠亡，而成年人则举着竹竿、网兜，上房上树，追捕伏击。金光耀也举着家人给他的脸盆击打助威。孩子们精神兴奋，因为这些打破规矩、有违日常的事件总是叫人激动。他们眼睛里看到的一切，好像过节，似乎整条弄堂都在举行一场狂欢。

不久，同样的狂热又来一次，如飓风般，将恒德里所有的铁门都席卷一空。全民大炼钢铁的日子到来了。弄堂里，原本竖立在一幢幢建筑底楼花园小径前的铁门都被拆掉运走。很快，连弄堂口的大铁门也消失不见。

后来，弄堂里又办公共食堂，动员家家户户支持。金光耀家也把唯一一张圆台面上捐。此后，凡是金家多来了客人要留饭，家长要向公家借来自己的圆台面待客，事后再拭净归还。又过几年，无饭可吃了，家长也不敢去借了。

一条弄堂如一个剖面，收拢着几户居民的生活轨迹，也成为整个城市那些年经历过的事件的缩影。

1966年，金光耀小学五年级，但再无学可上。至1968年去中学报到之前，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他无处可去，整日闲晃在弄堂里。起初是很兴奋的，不上学的日子总是开心的。金光耀和伙伴们都不用再去课堂，聚在弄堂里下军棋、打扑克牌、刮香烟牌、算24点……年纪大些的男孩，无处发泄旺盛精力，就弄来哑铃石锁，以弄堂为健身房，就地锻炼身体。但日复一如，这玩乐终究开始变得无趣。少年们心里发闷，渐觉空虚。

弄堂当时多无独立煤卫。不少的主妇，都会在夜里八九点钟，把积攒一天秽物的马桶列在家门口，等待清晨粪车收去。但总有“力比多”旺盛的孩子，晚上溜到弄堂里，对准某只马桶狠踢一脚，随着“哐当”巨响响彻弄堂，腌臜流满一地。孩子们哄笑一散。等住户探头出来查看时，调皮鬼们不见踪影，而被踢倒的马桶的主人只好硬着头皮披衣出门，打扫一地腥臭污水。

（金光耀和友人）

匮     乏

在恒德里的那些日子，匮乏是双重的。

其一是物资紧张，食品短缺。在恒德里，居民们虽还不至于挨饿，但也不是人人饱腹。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恒德里支起了卖山芋的摊位，用山芋充定粮，鼓励大家多吃山芋以代替主食的不足。在供应给居民的定粮里，大米的份额减少，代之以面粉。因此弄堂对面又多出了一个制面条的摊位，可以就地将面粉加工成面条。

年迈的祖母为了让家人有肉吃，将质地上乘的麻将牌贱卖，但这也只够一顿罢了。日常的餐桌上，为了稍微见点荤菜，祖母聪明地购来最便宜的鱼肚肠，将这二三毛钱可买一大碗的鱼内脏清洗干净，加些粉皮一炒，一样香味扑鼻。

而随着年纪渐长，金光耀感到了另一种来自精神的匮乏。无学可上，也无书可读，再也没有老师耳提面命之后，少年们反而纷纷传阅书本。在弄堂的伙伴手里，金光耀借来并读完福尔摩斯探案集，也第一次从年长的大孩子嘴里听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名字。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金光耀听说有同学家还保留着手摇式唱片机，就偷偷上门去听。一首西班牙歌曲《鸽子》，让听惯了铿锵有力歌曲的孩子们目瞪口呆，如痴如醉。似乎是第一次，向来不懂忧愁的少年们，心里被唤起了对未来懵懂的期盼。

1978年，金光耀从插队的黄山茶林场考上复旦大学，此后返沪成家生女，这两间房间里，则一度四代同堂。等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当金光耀拉着女儿的小手下楼去骑童车时，发现弄堂里认识相熟的人已经所剩无几。

他的同龄人或去农村后再也没有回来，或都已经渐渐搬走，更小的一辈都在学堂读书。曾经在弄堂里到处晃膀子闲逛的少年们，再也不见。一个熟人社会似乎已经如书中的一页，轻轻翻过去了。

在少年时代的尾声，当他独自带着行囊去安徽插队落户时，金光耀并没有觉得离别的感伤。但在1991年因为分到房子而要离开恒德里时，他却有了一丝不舍。

童年的记忆里，因为楼下就是菜场，睡梦中总有菜场的嘈杂声。有次凌晨三四点，和同学们相约去菜市排队、占位子，体味到的是与伙伴玩耍的兴奋，而毫不在意供应的紧张。在那些天色将明未明的日子里，一天的开始，总是从沿街的窗口传来菜贩运货开市的声响开始。

以后，就再也听不到这些声音了。

金光耀，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编辑：沈轶伦   邮箱：shenyl032@jfdaily.com

题图来源及房屋照片均蒋迪雯摄。人物照片为金光耀提供。

图片编辑：朱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