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玻璃大王”曹德旺投资6亿美元，在美国建造汽车玻璃厂一事引发社会关注。尤其是他对“中国税收全球最高”的吐槽，更是引起了争论。

在上海两会会场上，代表委员们同样关注着上海实体经济的发展。在他们眼里，“减税降费”固然能解企业一时之急，但从长远计，只有综合施策，才能让实体经济真正转危为安。

建议发放“先进制造券”

“中国的企业税到底高不高，这一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可以肯定的是，单靠减税不足以对实体经济‘补血’。”市人大代表、上海贝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袁欣观点鲜明。在他看来，近年来，国内环境、国际环境和上海自身情况都出现了新变化，对中国乃至上海的制造业持续发展构成了很大挑战。

从国内环境来看，自2005年以来，国内生产要素成本大幅上升，其中劳动力成本上涨了5倍，比1995年上涨15倍，工业用地价格上升56%，中国的比较优势已大大削弱。

从国际环境来看，一些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反全球化行为愈演愈烈，甚至不惜动用政治手段保护本国产业，而一些国家则以技术驱动推进产业互联网、工业4.0等战略，以实现制造业的“逆转移”。

从上海自身的情况来看，一方面上海各类生产要素成本处于全国较高水平，在国内成本型区域竞争中处于劣势，另一方面上海国际化开放程度高，外资占比大，受国际环境因素冲击的影响更大。

“应对内外部环境变化冲击，提升中小企业活力，必须要打‘组合拳’，要与自贸试验区和科创中心建设相结合。”袁欣建议，上海可参照自贸试验区模式，建立“中国（上海）先进制造产业示范区”，将临港、张江、嘉定汽车城、漕河泾、金桥等产业基地和一些零星工业用地纳入统一品牌管理。上海还可以参照“四新券” 、“创新券”等扶持中小微企业的模式，针对先进制造企业发放规模更大的“先进制造券”，用经济杠杆激励产业转型。

产业人才要与产业项目共生

“企业发展光有钱，没有人，也不行。”市政协委员、市经济和信息化工作党委书记陆晓春在今年两会上提交了一份有关产业人才保障的提案。他认为，发展实体经济关键在人才，难点也在人才。

客观说，上海人才总量、质量与国外发达城市相比有较大差距。美国纽约集聚全美10%的国家科学院院士和博士学位获得者，拥有近40万名科学家和工程师。英国伦敦拥有170万高技能人才，外籍雇员比例达到53%。

上海人才队伍则存在结构性瓶颈。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和高技能人才缺乏，特别缺少领袖型的企业领军人物。同时，人才流失现象日趋明显，有的制造企业人员流动率高达两位数，实体企业成了人才“培训营”。

产业人才与产业项目如何共生？陆晓春认为，产业人才有其特殊性，需要定向扶持。如中央在沪企业是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军，随着央企改制重组力度不断加大，会有更多的央企总部、区域总部及功能性机构和重大产业项目落户上海，这些企业需要从全国各地调集一批专业人才来沪工作。“对贡献度或影响力较大的企业经营管理人员、高层级技术专家，是否可以参照创业投资机构的做法，制定产业领域人才激励政策，解决这一部分人才户籍、住房以及家属就业、子女入学和医疗保障等后顾之忧，让他们更好地在上海生活，更加安心地为上海实体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隐形壁垒亟须打破

“陆家嘴的一位创投公司基金经理，每周往返于上海和北京，一周7天基本上西装领带，白天约谈企业，晚上看报表分析，一年投资30个项目。但是，他投资的绝大部分都是互联网项目。”市人大代表、浦东新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袁胜明用具体事例来说明，国内投资界普遍存在“脱实向虚”的倾向。

互联网和制造业，就像是一对未能成功牵手的恋人。隔在两者之间的，既有理念问题，也有机制障碍。 在代表们看来，“互联网+”的本质是传统产业经过互联网改造后的在线化、数据化，实体经济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将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传统行业产业链融合起来，从而提升传统产业的创新力和生产力。

但在中国，互联网技术更多的是应用到交友、支付、购物、旅游等消费领域，与实体经济的融合，与制造业的渗透都非常欠缺。“这与一部分国人的投资理念有关系。很多人都说，站在互联网风口，连猪都会飞，所以一窝蜂地扑向互联网，希望能轻松淘金。”

与此同时，融资、税收、监管等方面的种种因素，让很多资本在投资实体经济面前犹豫再三。袁胜明说，在张江有许多创业者，他们都有做中国首个原创药的梦想。尽管这些创业者在实验室，已经发现了数千个原创化合物，但真正要投入产业化生产，还遥遥无期。“做实体经济，投入多，风险大，回报慢，不管是银行融资，还是风险投资，都不喜欢，实体企业还会遇到各种隐形壁垒。在互联网时代，制造业如何创业创新，需要全社会一起研究，一些传统的监管机制和做法，有必要做新的调整和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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