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美国大选暴露出美式民主的种种病症，美国民主将往何处去成为不少专家学者思考的课题。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与全球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帕拉格·康纳为此撰写新著《美国的专家治理制：信息国家的崛起》（“Technocracy in America: Rise of the Info-State”）专门探讨这一问题。他日前还在《赫芬顿邮报》上撰文指出，美国民主“病”了，但美国可以向不少国家取取经，求得药方，这些国家包括中国、德国、瑞士、英国和新加坡。现将康纳的文章编译如下：

特朗普的当选向世界证明，美国非但没有稳步推进政府治理，反而还陷入了不幸的恶性循环，被反复无常的党派政治和政策主张所困扰，而国家的整体福利却停滞不前。民粹主义已经压倒实用主义。

尽管民粹主义呈现抬头之势，但是远未横扫全球。世界许多国家的表现恰恰与美国相反。在竞选时期，特朗普和希拉里·克林顿不约而同地点赞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认为她在遇到国内外危机时能整合政党联盟，并有望成为二战以后任期最长的德国总理。两人还一致表示希望能像中国那样永远没有党派之争，而是着力实施国家优先事项，比如基础设施建设。

在新著《美国的专家治理制：信息国家的崛起》中，我研究了所有在社会经济和政治治理指标排名中超过美国的国家，比如平均寿命、收入中位数、腐败、民众对政府和治理效率的信任度等。没有任何国家的政治制度可以自诩是完美的，但是却可以融合各国政府在建构行政、立法和司法机构的治理之长，并形成一个新模式，我将其命名为“直接专家治理制”。

首先，美国应向瑞士和中国学习，设立执行委员会。

“直接专家治理制”中的“直接”指的是类似瑞士的直接民主，通过倡议和公投制度，民众在政策制定中可以直接发声。在美国，直接民主将首先适用于总统选举。比起陈腐、复杂的选举人团制度，赢得民选票的候选人成为总统才合乎逻辑。但是，在2000年和2016年，这一幕都未发生。如果到2020年，这一切仍未改变，那么，毋庸置疑，届时对美国民主丧失信心的美国人会比现在更多。

美国需要对决策机构进行更激进的改革：设立一个6人制的执行委员会来取代臃肿的内阁，这6个人必须具备真正的治理经验。瑞士和中国虽然体制不同，但是在这方面却具有共性。在瑞士，联邦委员会由7名来自不同党派的领导人构成。这些政府官员都是通过选举产生，而不是凭借总统朋友的身份上位。他们通过协商一致来运转政府，这意味着在做重大决策时能实现真正的认同。这是一支具有成效的“由竞争对手构成的团队”。

中国共产党设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也能为美国补上一课。中共中央有7名政治局常委，这7人都拥有丰富的地方治理经验。从来没有政治业余人士能跻身高层，他们集体协商，而不搞暗箱操作。总之，治理底线在于7名领导者要比一人说了算好，尤其是遇到像特朗普这样毫无从政经验的领导人。

说到国会，对美国来说，依然有海外“样板”。凡是在“民主质量”指标的排名中超过美国的国家，都是议会多党制，而不是总统共和制。美国宪法对政党没有明文规定，美国民众已经厌倦两党制，有高达60%的民众希望出现第三党。

 
在议会制政府，政党联盟必须兑现承诺，否则就会面临政府解散、90天内提前选举、权力被剥夺的风险。相比美国基于党派利益划分选区和两党垄断的局面，在高质量的民主制国家，政党拥有的安全议席（safe seat）即稳得议席要少得多。鉴于改革竞选筹款制度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因此，允许更多政党“入局”可能是挑战“金钱政治”的唯一途径。一旦民众有了真正的选择，那么国会也就不得不倾听民意，而不仅仅是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如果美国遵循这些思路进行改革，那么不久就会出现“总统希拉里·克林顿”和“总理保罗·瑞恩”来领导美国。同样是满足民众需求，相比白宫与国会两个分支运转，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协同工作将更有效率。

    
第二，向英国和新加坡学习，重建强有力的联邦行政体系。

要确保政策制定或执行的效力，仅仅改革决策和立法机构还远远不够。美国还需要重建强有力的联邦行政体系，类似上世纪中期曾执行过的“新政”（New Deal）政策，包含设立社会保障局和建设州际高速公路系统。为避免特朗普的1万亿美元基建资金打水漂，美国商务部、交通运输部必须和全美州长协会、美国陆军工程兵团密切协作，打造跨区域项目，从而突破国家面临的诸多瓶颈。

正因如此，专家公务员队伍必不可少。基于建树和功绩，以及恪守提升国民福利的承诺等指标，挑选各领域的专业骨干力量，打造专家公务员团队。即使民选官员无所作为，这些公务员也能够设计并执行长期计划。就这点而言，美国的排名也远远落后于欧洲和亚洲国家，比如英国和新加坡。在英国和新加坡，政府公务员在制定整个国家预算和其他法律之前，会通盘考虑民众的需求，同时兼顾财政的可持续性。

当然，比起英国、新加坡这些国家，美国的体量更大。因此，对特朗普而言，比起仅仅“搞定”华盛顿，保证美国未来取得成功将是一个更大的挑战。美国人口规模在3.5亿左右，分布在50个州和350个大城市，每一个州、每一个城市都需要为自己量身打造经济战略。

第三，向德国学习，打造繁荣的基础硬件设施。

在这一领域，安格拉·默克尔治下的德国是典范。作为一个大国，德国之所以治理有方、出类拔萃，关键在于政府打造全国基础设施，为地方行政区的城市与行业连接全球市场提供“桥梁”。这也是为什么全球顶级汽车大多都是德国制造。美国前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曾说，美国各州是“民主实验室”，其实各州更像“民主孵化器”。州长或市长必须坚持不懈地试验一些具有包容性的长远战略来促进创新、优化治理。

考虑到共和党已“包揽”白宫、国会和最高法院，在美国社会实施深远变革方面，特朗普也有望成为一位有决断力的总统。然而，成功之道并不在于一位领导者做出多少变革，而在于变革的方向所在。这意味着要在大多数美国人的持续福祉方面精确衡量国家取得的进步，以及政府如何调整管理体系以更好地实施最佳政策，无论特朗普的继任者是谁，都不能回避这一点。
    
（栏目主编：杨立群；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曹立媛 编辑邮箱：ylq@jfdail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