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近九旬的朱鸿程从没想过自己的晚年会在养老院过。

更没想到的是，居然还过得不错。

2016年10月，65岁的女儿朱玲将一家两代人的养老抉择过程发表于杂志《经济学家茶座》，引来大量平台转载。除了偶有标题党冠以“社科院学部委员送父母进养老院”的雷人标题外，更多读者表示“感同身受”。

有人辗转打听到文中“位于燕郊的大型养老社区”，不惜驱车2小时从市区前来为长辈探路。有人径直找到朱鸿程，说：“也想把我妈送这来！”朱鸿程隔三岔五接待，像领熟人一样，在园区里转一圈，“这是自理区……这是半自理区……这是全护理区……”

一家两代人养老的故事本不足为奇。但在长期关注养老、社保制度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朱玲眼中，这个样本折射出的是逐渐凸显的困境——

首先遭遇养老照料难题的，并非独生子女一代，而是上世纪50年代生人。照料者自己步入老年、现代人对养老要求提升、父辈寿命延长，如何选择能同时增进照料者和被照料者福利的方案，对双方都是严峻挑战。

而朱玲的同事、曾任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杨团直指核心：除了一些城市类似“长者照护之家”的实践，整个社会的长期照护体系仍有缺失。

【平衡】

一室一卫，一张红木贴面的床配以同色床头柜、电视机柜，再加2张圈椅，令这个36平方米房间颇有家庭气息。而接有呼叫铃、氧气口的床头设备带，又提醒来访者：这里与家有所不同。

朱鸿程坐在电视机前调台。他耳背，要靠电视很近。

周四晚上21时，是他“捞稻草”的时间——他管买彩票叫捞稻草。

“每礼拜3次，我让二女儿给我买。”这个晚上，他摇摇头，“又交白卷了”，转而发微信给二女儿，“没有中，继续买”。二女儿回：“放心！（一个加油的表情）”

“不怕你笑，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钱不够。如果老天爷体谅我，让我捞上一回稻草，我心里就踏实了。”

一直以来，入住养老机构，不在朱鸿程的养老计划之列。

按他的理解，父辈不都是在家里养老送终么？

朱鸿程1930年出生，是家中长子。工作后，服从组织分配，东奔西走，一直与父母及岳父母异地而居。他为父母养老的形式是寄钱，50元的工资，每月寄20元左右，直到父亲离世。

他和妻是高中校友，又是同事，两人都在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执教30多年，他教数学，妻教语文。长女朱玲1951年出生，次女1954年，儿子1968年。

他和妻退休后，2001年在儿女邀约下，来北京与儿子一同生活。对于大多数同年代家庭，与儿子生活是养老的常见选择。

2006年情况发生变化。老伴初显抑郁和健忘症状（后被诊断阿尔茨海默症，俗称老年痴呆症），数次哭求搬离。朱玲便在自己同小区买下一间旧宅，简单装修给二老住。

彼时，朱鸿程还有余力照顾老伴。他自己有腿疾，每周二都与老伴步行去就医。平时在女儿安排下，听戏、看美术展、去公园健走。每日都和女儿一起晚饭。当女儿出差，还代为收取信件刊物、浇灌室内植物。

2012年，因一位长期居住海口的好友称赞当地环境，朱鸿程和老伴去了海口，成了候鸟一族——每年秋冬飞去海口，翌年4月再回京。

朱鸿程说，海口的时光，他至今难忘。气候温润、蔬果鲜嫩、海产味美、房子宽敞，还能时不时与老友串门。

他当时心想，就在海口养老送终，也是不错的选择。朱玲总结，当父母尚属“中龄老人”、她渐入低龄老人阶段时，“双方体力和精力良好，各自生活独立又互相帮助，可谓上佳的合作状态”。

【失衡】

但平衡总难一直维持。

只能在被打破、重建、再次被打破、再次重建中维系……朱玲把这之中的考量与决策称为“相机抉择”。这是她研究中常用的专业词汇。

朱玲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如今也算低龄老人，但生活状态依然是东奔西走、各处调研。

父亲评价她“有志气”。1977年，高考恢复第一年，朱玲年龄超了1岁，她拿着自己出版的书去县招生办争取，得以参加考试；考上西北大学历史系，刚进学校上课时，研究生考试，她又报名，考上研究生。后赴德国取得博士学位。

朱玲追踪调查过新型农村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关注过农场职工的养老保险缴费困境。但现实中遭遇父母养老问题，预期却屡屡被打破。

最大的转折发生在2015年。二老在海口的两位好友相继离世。其中一位去世时，父亲给一位远在天津的好友电话报丧，不想对方竟已逝世1个多月；母亲的阿尔茨海默症日渐加重，时不时哭闹一场；父亲的静脉曲张引发小腿溃疡、足部肿胀，施用方子不见好转，只得回京寻医。但下飞机时二老连舷梯也下不了，乘务员调用了升降机和轮椅，才把他俩运出机场。

原本的合作养老模式失衡了，朱玲不得不另寻途径。

在她的同事杨团看来，冲突产生的原因并非两代人相继进入老年，而在于一方失去独立生活能力，需进入长期照护的阶段。

最初姐弟仨提出找保姆，被父亲一口拒绝。他在电视上看过一些令他不安心的案例。

2015年3月，朱玲和父母所住宿舍楼大修，小区堆满建筑材料，她建议父母去西安朋友高伯伯入住的一家老年福利中心，暂住一段时日，再次被父亲拒绝。他被腿疾困扰，不想换住所。　　

无奈之下，姐弟仨分头考察京城的养老机构。多番探访后，位于燕郊的这家让人动心——卧床均可遥控起降并设有护栏，天花板上嵌有滑轨，可用于完全失能老人的挪移；卫生间宽敞，内设安装智能洁身器的马桶；营养配餐均送入室内，洗头、洗脚、洗澡、洗外衣、洗被单和打扫房间都由护理员负责。每层楼厅附设24小时值班站，机构紧邻三甲医院，就医有护士引领，轮椅或病床可直接推入医院。院内设有门诊部、超市、阅览室、健身馆等服务场所；同时收费低于京城同等条件机构。

朱玲预想到了劝服父母接受养老院的艰难。母亲听闻要入住养老机构，便怒骂：“我生了她，她却不要我了！”她也动过陪父母一起住养老院的念头，但因为对事业依然有热情，住进养老院不便工作，便也作罢。

但多年的调研经验让她知道，父母当前阶段，必须接受专业护理，才能保证生活质量。

【负担】

说实话，朱鸿程并不排斥养老机构。

去西安，他是不想。已从海口回到北京，再度易地，他和老伴都很难适应。

而儿女为他在北京选的地方，在他看来又属“高大上”。“他们仨能挣多少，我心里清楚。我不想给儿女增加负担。”

他能接受的养老机构标准是，能用夫妻俩退休金共8000元支付。他们单位向80岁以上退休职工，每人每月还发放100元老年补助和60元门诊费。只有大病住院，才可报销部分，而要入住养老机构只能自己埋单。

他和老伴试住后，养老机构评估的费用出来了，大大超出预期。

朱鸿程在女儿陪伴下去清点银行账户：活期存款大致可交纳养护中心的押金，定期存款共计40多万元。朱玲说：“如果养护中心不涨价，您俩每年除了养老金，大约需补10万元。4年多后您和妈都过了90岁，我们姊妹仨分摊资金缺口，我担大头，可以吗？”他苦笑说：“那我的生命也就该走到尽头了！”

进养老院当天，送别儿女，他忍不住落了泪。被儿子看见，儿子朝姐姐怪道：“我爸都流泪了！”

朱玲到家就给他发短信，让他和老伴观察邻居的生活状态，安心享受专业照料服务。他回复：“慢慢适应吧。我哭是你们要走了，心里一阵凄凉感。”

“适应新环境，总有个过程。”朱鸿程说。入住第二天，他就感受到专业照料的好处，大夫给他打的绑腿结实，他的腿疾好转。老伴对食宿和服务也满意。

护理主管小杜说：“老年人都不爱挪地儿。”她见过退了住、住了退、又再回来住的老太太。但大多数老人住一段时间后，就真的把这里当家。有的老人把自家家具、摆设都搬来，还买了钢琴和电脑。

【危机】

作为长女，朱玲希望所有的选择都能结合全家福利做出，能同时增进照料者和被照料者的福利。在一次次抉择中，每每平衡失却，整个大家庭都精神紧绷，而父母再度安顿，则全家才能轻松。

十年前，朱玲接到母亲患阿尔茨海默症诊断书时，“内心一下子落入深渊”。她在做相关研究时看过不少健康读物，知道这是一个无法逆转的病症。越到后期，患者失能越多，承担照料工作的亲属越痛苦，陷入抑郁症的亲属不在少数。“照料病人的底线，当为照料者不被病人拖垮。”

没想到，2016年国庆节，父母入住养老院半年，父亲便濒临被拖垮的边缘。

那日，她收到叔叔转发的她父亲的微信——“老伴失智，是很折磨家人的，我已经86岁，希望得一个猝死的病。”

她抓起电话就打，知道父亲熬不住了，迅速联系机构为母亲购买“一对一”护理服务，并叮嘱父亲干不了的事情不要勉强，遇事按呼叫器请护理员帮忙。电话那头，父亲为母亲的状态痛哭，既舍不得与母亲分开，又担忧费用因新的安排猛涨。

过了一日，她去园区，带着父母在长椅上晒太阳，平心静气地劝父亲：“您对自己能力的想象高达2米，可实际能力只有1米，以后照料她还需要您具备更高能力，怎么办？这个缺口只能请专护员弥补。”

朱玲说，她在为父母签约养护中心的那一刻就深切体会到，老龄化时代亟需匹配长期照护保险制度，以分散单个家庭及个人承受的财务负担。

她为父母卖掉了老家房子，得18万元，结合此前存款，再支撑几年后，由她带着弟弟妹妹补差额。

父亲最终同意。

在父母入住之后，朱玲在饭馆里郑重和好友商量了自己今后的养老计划——

第一，75岁就考虑进养老院，免得人到高龄连自办入院手续都困难；第二，好朋友结伴而去，方便社交；第三，先去苏杭一带的养老中心，争取获得性价比高于大都市的优质服务；第四，到衰老阶段回北京，住社区养护中心，原因是，好友的孩子在京工作，朱玲的亲朋好友也多在北京；第五，现在就开始，为选择机构养老做财务准备。

【安心】

朱鸿程终于开始安心接受专业照护。

护理员介入那晚，老伴起夜，由护理员照顾如厕，事后老伴睡得很好。而他虽听见但未起身，所以也休息充分。因有护理员跟随，他不用担心老伴走丢、吃饭等问题。

他从女儿处看到不少关于长期照护的思考。长期照护的概念，源于西方，是以失能失智老年人为对象、以资金保障支持其服务的一整套社会政策体系，尤其在深度老龄化社会是不可或缺的制度化安排。“连续性长照，是比吃饭穿衣还优先的最基本生活服务。”

朱鸿程感同身受。

他又有精力关注他喜欢的国家大事了。没事就查看微信，还看历史书。“我的精神世界还没有衰老，我不想当个糊涂人。”

“身体可以护理，心理上必须要靠自己，这是一个人的必经之路，靠不了任何人，包括子女。”朱鸿程说。

午饭毕，护理员还在给老伴喂饭。他向记者回忆往昔：“3个孩子的成长，一幕幕都能放电影一样在眼前过。”大女儿出生在12月31日的中午，刚生下，便听到那个城市每到中午12点固定拉汽笛的声音；二女儿出生时他在北京学习，错过了；儿子出生时，他从糊了纸的洞洞往里看，才刚看一会儿，里头就喊“生了个小子！”

他说，自己在学习接受衰老。偶尔想起谁的音容笑貌，怎么也想不起名字，想久了心烦，也学着不再自扰；此前喜欢拉二胡，如今一拉像“杀鸡”，赶紧放下，也不再失落；有位学生来看他，已经70岁了，学生走后，他躲在厕所里哭了一场，但也提醒自己尽快从感伤中走出。“不能不接受衰老。这是自然规律。”

【希望】

杨团认为，两代人共同步入老年，只是中国进入深度老龄化的现象之一。而冲突产生的原因则是一方出现失能失智、缺乏独立生活能力，而照料的一方无论服务还是经济条件都无法跟上。折射出的，正是针对失能失智者长期照护体系的缺失。

全国老龄办、民政部、财政部2016年10月发布的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大致4063万人，占老年人口18.3%。

朱玲一家尚能达到平衡，而她在农村调研时发现，“因失能致贫”成为新贫困家庭的主要形式。“中西部乡村贫困家庭的失能老年人，几乎就是‘风烛残年的等死队’”；而有的家庭，子女被束缚在失能老年人的照料服务上难以就业，家庭也在财力只消不涨当中出现危机。

“长期照护体系谈了20年，但依然尚未建成。”杨团说，问题之一便是把长期照护与养老混为一谈。

在我国，主因在于观念。“人们需要厘清一个概念，老人是否需要照顾，不是看年龄，而是应该看实际的生活能力。”杨团说，长期照护是以失能失智老年人为对象，养老和社会化养老服务则是面对所有老年人服务。用养老服务涵盖甚至替代长照服务，导致靶向不准、结构失衡、人才短缺，致使对失能失智老人的照料严重不足。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党俊武认为，应做好顶层设计，通过试点失能长期照护保险、商业保险、长期照护津贴、慈善捐助等建立长期照护保障制度。 　　

对朱鸿程来说，重担卸下，才终于重新拥有自己的精神空间。这是他接受长期照护的意义。

唯独费用还是心病。老伴使用专护后，朱鸿程仍为半自理，单住一间房，每月费用5800元。老伴的费用，按一对一护理和套间计算，每月是15700元。

当前，他只能说服自己把希望寄托于彩票了。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苏唯  编辑邮箱：eyes_lin@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