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互称“同志”，并不是今天才提出来的，而是对党内生活的一贯要求，是党内一再重申的重要政治规矩。中国共产党不是由少数政客为获取国家权力而组织的特殊利益集团，而是以共同理想为纽带结成的先锋队组织，这一基本属性决定了党内上下级之间、党员和干部之间是平等的“同志式关系”。这种政治关系在革命战争年代是众所周知的，一声“同志”蕴含着特殊的革命情怀，传递的是党员之间、党内上下级之间相互尊重、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相互友爱、亲密无间的融洽感情，无论你“官”有多大、“权位”有多高，干的都是革命工作，党内并不存在任何高低贵贱之分，共产党员之间没有地位尊卑，只有“同志”共事。

但我们今天必须面对的是，由于受到各种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影响，我们党曾经大力倡导的“同志机制”始终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目前党内“同志”氛围并不浓厚，以“某局”、“某处”等职务称谓者有之，以“老板”、“大老板”等市场称呼者有之，以“老大”、“大哥”等江湖称谓者有之。一声“同志”不仅是称谓，它代表着一种健康的党内关系，“同志”不彰，意味着党内关系发生了某种变异，一系列不正常的党内称谓背后意味着不正常的党内人际关系。“同志”一词被庸俗利欲包围，世俗的人情替代了纯洁的革命情怀。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平等的党内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赤裸裸地出现了“权力化”、“市场化”、“人情化”、“江湖化”，平等、纯洁的党内关系为陈旧的“官僚职级”、赤裸裸的“市场等级”和庸俗化了的“人情”所代替。

党内平等的“同志式”关系出现的上述变异，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恐怕同党内生活中或多或少存在着不少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有关。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就曾经强调：“我们的党受封建主义的害很重，但是一直没有把肃清封建主义的影响作为一个重要任务来对待。现在，党内为什么有人搞特权？这和封建主义影响分不开。”邓小平明确表示，赞成关于补上“反对封建主义思想”这一课的建议。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课”却一直没有很好地补上，封建的等级文化、权力文化、官场文化一直渗透在党内生活的角角落落。受这些落后腐朽文化的影响，党内身份制、等级制大量存在、长期存在。

随着成为一个长期的执政党，长期生活在行政体制中的党组织，逐渐为科层制结构所纠缠和束缚，科层制运作模式的渗透成为党内“同志式”关系异化的重要体制原因。“同志式”的党内关系被“权力化”、“等级化”的党内关系所取代，一些人身上体现出浓郁的“官僚做派”，诸如“开会排座次”、“讲话按次序”、“看文件讲级别”等司空见惯，并衍生出一系列“潜规则”，久而久之，养成了“官老爷”腔调，党内一些人不仅毫无察觉，反而乐在其中。对此，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

党内“同志式关系”出现的种种异化，削弱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影响了党风，在这种不正常的党内关系面前，领导高高在上，下属阿谀奉承，党组织初创时期的那种蓬勃生气与活力逐渐被桎梏。民主集中制的运行是建在平等原则基础之上的，一旦党内平等关系被“悬空”和“虚化”，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党内民主。党内不同层级的有效沟通和信息传递，是建立在各沟通主体之间的平等的双向互动基础之上的，缺乏平等的关系，党内的思想政治工作只能是自上而下的简单灌输、说教，缺少深层次的平等讨论、交流。不正常的党内关系势必影响到党群、干群关系，在这种状态下，党内上下级之间以及与基层群众在平等地位上的沟通交流、合作协商是不可能真正确立的，即使建立起一些运作机制，也只能是趋向于官僚化行政化、“看起来很美”的摆设。

今天，要使党内政治生活充满生机和活力，就必须破除长期以来党内积淀下来的“等级化”、“科层化”、“官僚化”、“行政化”等陈旧、迂腐风气，建立起基于人格平等基础上的“同志式”党内关系。

首先，要大力发扬和倡导党内平等相待的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是非常重视传统的一个政党，我们这个党是不能“告别”过去的，不能把过去一刀斩断，现在出现的一些党内问题，有些其实主要并不是出在“创新”上，而是没有很好的“继承”。事实上，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党内“等级”观念是比较淡的，党内上下级之间并不存在今天这么多的“讲究”。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故地重游，他问随行人员一个问题：“你们都来讲一讲，什么是当年我们在井冈山的好传统、好作风？”周围人回答：党的优良传统有很多，比如“艰苦奋斗”、“支部建在连上”等。毛泽东说，你们还要加上一条——“官兵平等”。

今天看似很普通的一句话，在当时却很“时髦”，因为军阀部队里面打人很普遍，士兵没有任何权利，忽然有一支“不打人”的军队，还讲“平等”，吸引力非常大。粟裕曾经回忆到：红军对外最有力的宣传就是“官兵平等，红军不打士兵”。红军长征最先到达陕北的是徐海东的红25军，当时这支部队60%以上的士兵都是17岁以下的少年，被称为“儿童军”，原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当时就在这支部队里面，刘华清回忆：这帮小孩来自社会最底层，他们为什么愿意跟着红军走了几千里不掉队？因为参加红军让他们感到作为“人”的尊严。1948年6月，蒋介石组织120多名高级将领开会，蒋介石要求他们研究一下共产党军队到底强在哪里？这些将领提出了八条改革建议，其中一条即“学习共产党军队的‘官兵平等’”。而新中国成立后、包括改革开放以来，正如邓小平所敏锐觉察到的:“我们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一些优良传统，如民主集中制、官兵一致等却不同程度地退化。”而人格不平等，由“上”对“下”、由“官”对“民”、由“贵”对“贱”，就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党内平等关系。

其次，要大力开展针对党的干部的反特权教育，摈弃特权思想、禁绝特权行为。尊卑贵贱的封建等级思想以及特权至上的思想长期存在，是党内政治关系异化的思想根源，中国历史上下几千年，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如影随形，始终难以根治。新中国成立后，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始终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事实上，在反特权方面我们党曾经有过专门的明确规定，比如1980年《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第11条就明确规定，“各级领导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只有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在政治上、生活上搞特殊化的权利”。但客观地说，这么多年来反对党内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的要求落实不够扎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搞了几十年，但是“权力”、“等级”这些东西在党内和社会生活中不仅没有被弱化，反而存在不断被强化，我们对个人的崇拜在减少，但是我们对权力的崇拜却在持续增加。

习近平同志专门指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公仆公仆，一要为公，不能有私心；二要为仆，不能有官气。公仆为人民负责，天经地义。这种关系不能颠倒。任何党员干部，只有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和义务，没有当官做老爷的权力。”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准则”再次强调: “决不允许在群众面前自以为是、盛气凌人，决不允许当官做老爷、漠视群众疾苦，更不允许欺压群众、损害和侵占群众利益。”当前，党内迫切需要开展的，是干部的“反特权教育”，个别干部做“干部”时间一长，思想上逐渐麻木了，缺少正义感、缺乏同情心，认为某些不公平、不公正现象是理所当然的，心安理得、见怪不怪。

此外，还要大力革除科层制对党内政治关系的影响。政党作为政治组织，其本身的组织体系并不应该存在科层等级制，恢复和建立真正的“同志式”党内关系，就一定要从大力革除党内科层制入手，彻底根除党内科层制，建立健全完全平等交流、平等沟通和平等处事的“同志机制”。当然，党风之风“至上而下”，上面怎么干下面肯定怎么学，我们经常说党内要“言传身教”，过去我们比较重视的是“言传”，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告诉我们:“身教”远胜过“言传”。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党内平等的“同志式”政治关系的构建，需要从微观、从具体问题抓起，更需要从“关键少数”做起，见微知著，身体力行。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

主编：王多

图片编辑：邵竞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