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刚刚过去的2016年，世界整体呈现出动荡多变的特征：欧债危机尚未根除，英国脱欧公投成功，北非中东颜色革命后动乱不息，恐怖主义持续并蔓延至欧洲，欧洲难民潮不堪重负，美国大选特朗普胜选，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有越演越烈的趋势……在同济大学石建勋教授看来，这些看似不相关的独立事件，其实都说明了一个事实：当今世界，人类社会面临的最严重危机不是经济危机而是制度危机，无论是全球治理层面还是国家治理层面，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制度变革远远落后于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新制度供给严重短缺。以下是他在同济大学的演讲。

近段时间以来，全球层面呈现出不少乱象，很多人直呼“看不懂”。毫无疑问，人类社会正在面临一场危机。那么，这场危机的本质是什么？我认为，尽管不少表征是经济的，但是从根源上说，应该是全球性制度危机。

全球性制度危机解析

全球性制度危机的表现及其根源，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国际合作的治理需求加大，但公平、开放、包容有序的国际治理制度供应不足。现行的全球治理制度包括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这些组织建立之初就是为了建立全球政治和经济治理制度，避免发生战争和世界性经济金融危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些组织也的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所有主权国家都积极申请加入这些国际机构，并受惠于这些国际组织。但今天的实际情况是，这些组织在协调国家间行为、减少和阻止国家间冲突、避免和防范全球性经济和金融危机等方面很难有所作为。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现行制度的宏观架构设计不合理性和不适应性凸显。现在某些国际组织仍然是按照二战后政治和经济实力对比的架构安排，难以反映历经70多年变化了的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权益和话语权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和尊重，改革步伐缓慢，因而难以适应全球治理的需要；

►二是现有制度的微观操作机制供给不足，难以及时有效应对各种新兴的全球性问题。比如，冷战结束以来，现有国际组织和机构在处理恐怖主义泛滥、疾病跨国传播、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互联网犯罪、跨国跨市场操纵金融市场、扰乱市场等非传统领域的挑战和威胁时，常常是反应迟钝或无所适从，对于处理这些威胁的方式缺乏针对性、有效性和灵活性，甚至出现了一些战略性误判和错误的应对行为。

第二，“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制度失去了昔日的光环，实行普选制的国家面临着深刻的社会制度危机。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国家解体，此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陶醉在制度优越感中幸福度过了近20年的黄金期。“9·11”事件和美国金融危机打碎了美国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神话，欧债危机暴露了建立在社会福利选票基础上的欧洲福利民主制度与社会福利主义的脆弱性和不可持续性，也暴露了欧元区统一的货币与分立的国家财政主权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美国民主已丧失民主精髓，沦为寡头政治控制下的“纸牌屋”。美国1%的人拥有99%的财富，金融寡头与国家政权更加紧密结合，“占领华尔街”运动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和参与就是一例。

“劣质民主”传播正在给全球带来普遍性灾难。近些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极力向亚非拉国家鼓吹推销“一人一票”的普选民主制度，并没有给这些国家带来普遍的繁荣与稳定，而是出现经济衰退、政治腐败、频繁政变、部族冲突战乱、街头动乱、恐怖组织泛滥、民粹主义泛滥成灾等。2011年初以来，西方导演和支持的席卷阿拉伯国家的民主风暴，虽然摧毁了强人集权独裁统治，却带来了一些中东国家的持续动乱和恐怖主义泛滥的结局，目前的欧洲正饱受自己传播“劣质民主”带来的难民危机、恐怖袭击不断的恶果。

近20年来世界风云变幻，让世人逐渐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一人一票”普选民主制度并非如西方世界宣传的那样，是人类社会最完美最高级的社会制度，民主并不必然导致善治。从历史上看，希特勒的法西斯独裁政权就是“一人一票”普选出来的，从现实看，无论是因为债务危机难以为继的西方社会福利选票制度，还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街头政治民主之乱、恐怖主义泛滥，都说明了一个事实：从西方到非西方，“一人一票”的普选民主制度越来越不具备社会文化基础，民主的精髓和实质内容越来越弱化，简单多数的形式主义民主导致民粹主义和操纵民意已经成为民主乱象。

由此，“民主”和“自由”——被许多政治领袖和知识分子视为构建21世纪社会的两大支柱正严重变形与退化，已成为世界动荡的主要来源。面对全球性制度危机，人类更好的社会制度在哪里呢?

中国的制度优势及改革探索

在全球性制度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逐渐被世界认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经过95年不懈奋斗和持续改革探索中建立起来的，这一制度的独特优势造就了人类进步史上的发展奇迹，30多年来，我国国力迅猛发展，国际地位也快速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独特的优势，不仅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制度保证，也将极大地丰富整个世界的制度文明，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走向繁荣提供成功范例，并深刻影响世界格局的未来走向。

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四大鲜明特点和优势，这些优势既是我们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基本依据，也是需要不断自我革命、自我完善、不断进步和发展的四个着力点。

第一，一党执政与多党参政的有机结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它既不同于西方的多党制轮流执政，也与一些国家只有一个党派而恰恰又是这个党执政的情况有所区别。这一制度的优势在于：

►其一，中国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能够把社会各方面的政治力量整合成朝同一目标作用的正向力量。各民主党派是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的亲密友党和参政党，不是像一些国家的反对党或在野党，唯恐天下不乱，为反对而反对，一门心思攻击对方以取而代之。

►其二，一党长期执政的优势，在于政策的连续性和政治的稳定性，不会像多党制那样由于政党的变更而引起国内外政策的巨大变化，当政者只考虑眼前如何迎合选民，而很难考虑和规划国家未来的长期发展规划。有西方媒体曾这样评论：当西方的政治精英们在忙着个人当选或连任的竞选活动时，中国领导人正在埋头苦干，详细制定一部宏大的“十三五”规划。

►其三，一党长期执政的优势，还在于决策的效率和执行的效力。中国能办大事，也办了好多他国办不了的大事，这是世所公认的。这些都源于中国制度具有强有力的政党组织领导和动员系统、高效的政府执行系统、高度集中的中央协调系统。这样的制度安排在集聚力量、发挥国家整体效应、促进政府积极作为、实现国家集体意志等方面具有明显功效。

我们不否认，从一般性的逻辑分析，一党长期执政可能会有缺陷，比如缺乏纠偏机制等。但如果执政党能够不忘初心、与时俱进，不断进行自我革命、不断进行理论和管理的自我创新，这些表面上的缺陷不仅可以弥补而且完全是可以克服的。中国共产党60多年不断进行自我革新的执政实践证明了这一制度的确有着相当持续的生命力。

第二，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高度统一。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三者的有机统一，是我国特有的制度优势。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需要深刻理解和切实贯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通过贯彻“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战斗力和领导力；通过贯彻“全面依法治国”，确保人民当家作主权力的实现；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确保“三统一”的有机结合和顺利实现，最终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保障。

第三，民主与集中的高度统一。民主是指一种集体决策行为。选举是民主的主要象征，是民主操作的第一步。目前，西方国家推崇的“一人一票”普选制度，已经异化为并不是选民选择他们的代表，而是“代表”如何让选民使自己当选。于是乎，政客们为了当选常常是互相揭短或进行人身攻击，或开出福利套餐，吸引选民的选票，2016年美国大选就曝光了某些政客操纵媒体和选民、构陷对手和金钱交易等丑闻。集中是民主的必要补充。集中，字面上的意思是将大众的意见放在一起，从而综合平衡各方面，以达到目标选择的最优。没有民主不行，那容易造成专制和决策失误；没有集中也不行，容易造成民粹主义、混乱和议而不决，因此，如何实现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是现代社会的一大难题。

中国体制的优势，恰恰在于能够很好地实现民主与集中的高度统一。习近平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它正确规范了党内政治生活、处理党内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反映、体现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利益与愿望，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制定和执行的科学的合理的有效率的制度。因此，这是我们党最大的制度优势。”民主集中制是群众路线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运用，民主集中制是当代中国的“最鲜明、最重要政治制度和政治规则”，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原则。事实证明，民主集中制具有决策程序科学民主、决策效率高、执行力强的优势，比一些国家的总统制、两院制、三权分立制更优越，更适合中国的国情党情。近年来西方许多国家出现的民主选举“游戏化”、民主运作“资本化”、民主决策“短视化”等问题，进一步证明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中国政治制度具有极强的优越性和独创性。

第四，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有机结合。市场经济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它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度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然而，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不仅在理论上特别在实践上，已经用取得的丰硕成果证明——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市场经济是发展生产的方法、调节经济的手段，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这一科学论断，指导中国人民进行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有机结合的伟大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紧密结合起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造，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大贡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扬弃，它既体现了市场经济的普遍原则，又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兼顾了效率和公平，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经济的长处都得到了更好发挥。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特点和新优势。这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都将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创新。

上述四个方面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和经济制度的优势，这是我们坚持制度自信的主要依据和底气。制度建设和改革完善永远在路上，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我们不否认现有的制度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有些方面还存在落实不力的问题，未来前进道路中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这并不能动摇和否定我们对已有制度优势和发展道路的自信。

中国逐渐走向“全球治理”中心舞台

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中国的继续发展也需要世界。一个更加民主、更加公平和有序、更加合理、更具有包容性和代表性的全球治理结构和治理制度体系，不仅是全世界人民的迫切要求，也是中国继续发展、实现“中国梦”所必需的良好外部环境。改革完善国际治理结构和治理制度体系，中国责无旁贷，不能缺席。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从思想、理念、战略布局和世界公共品提供等多方面，不断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提出“中国方案”，全方位参与全球治理，逐渐走向“全球治理”中心舞台。主要体现在四方面：

第一，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先进治理理念。当今世界充满了纷繁复杂的挑战，这些挑战既超越了传统的治理界限，也超出了当前国际体系的框架。为应对这些挑战，必须加快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构建平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和全球命运共同体。虽然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势所趋，但冷战的零和对立思维、霸权逻辑、傲慢的“历史终结论”心态，却仍在国际关系中挥之不去。习近平指出，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离不开理念的引领。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各种场合多次提出命运共同体这个理念，从国与国的命运共同体、区域内命运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全球治理”新观念，表达了中国追求和平发展的愿望，体现了中国与各国合作共赢的理念。习近平进一步用“开放、合作、共享” 六个字，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指明方向：以开放为导向，不搞排他性安排，防止治理机制封闭化和规则碎片化；以合作为动力，共商规则，共建机制，共迎挑战；以共享为目标，提倡所有人参与，所有人受益。

第二，积极推进现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完善。现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弊端主要是，占世界总人口七成以上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权益和话语权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和尊重，改革步伐缓慢，因而难以适应全球治理的需要。从维护世界稳定和中国发展的大局出发，中国的选择坚定而明确：一方面要维护现行治理体系正常有效运转，而非推倒重建；另一方面要加快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公正合理地反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近些年来，中国积极通过G20平台推动IMF和世界银行的份额改革，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积极推动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维护全球多边贸易体系运行；积极推动全球多边发展机构改革与完善，重视和支持上合组织峰会、金砖国家峰会、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G20峰会等新型全球治理平台建设，积极推进G20峰会实现从危机应对机制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从侧重短期政策向短中长期政策并重转型。中国在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过程中，始终把维护中国利益同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和多边机制内的协调与配合，共同推动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法治化，努力使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权利。

第三，向世界提供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的公共品。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旧体系的主导者和受益者都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新机制和新引领者短期内尚难以主导世界经济治理。在这样一个新旧转换的长期过程中，世界迫切需要新的全球经济治理公共品，来弥补现有治理体系的缺陷和不足。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从中国发展和世界需求的双重视角出发，近年来陆续倡议、主导和参与诸如金砖银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全球性公共产品供给，有效弥补了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和机构支持发展中国家发展的能力不足、条件苛刻等缺陷，为促进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做出了世人瞩目的贡献。G20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同意推动《巴黎协定》尽早生效，发起《二十国集团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倡议》和《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将为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中国作为峰会主办国的贡献功不可没。

第四，为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和繁荣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建议、分享中国经验。G20杭州峰会共达成创纪录的29项协议，并就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增长的一揽子政策和措施达成“杭州共识”， 这是中国作为主办国，顺应时代潮流、呼应世界人民需求、贡献中国智慧、提出中国方案、分享中国经验，广泛协调合作、凝聚各方共识的结果。中国“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成为了杭州共识的核心内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体现在《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中，这说明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发展战略、中国价值观同样具有普适性。这是新时期中国对世界发展做出的又一重大贡献，是新一代领导集体以“勇做世界经济的弄潮儿”胆识、“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的宽广胸怀、“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先进理念，将中国发展对接世界发展的伟大创举，充分展现中国自信、大国风范和中国为人类探索更好社会制度的贡献。

【思想者小传】

石建勋，经济学博士，同济大学财经研究所所长，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金融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决策咨询点首席专家、人民日报海外版特约评论员、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上海高校智库内涵建设项目首席专家、成都市政府新型智库特聘专家、东南大学管理学院兼职教授。近年来曾发表经济与管理论文百余篇，出版《读懂后危机时代的中国和世界》、《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与作用》、《国际经济关系与经济组织》、《企业并购与资产重组》、《美国怎么了》等专著和教材16部。主持完成多项国家社科基金及省（市）部级科研项目，研究撰写多项决策咨询报告。主要研究与教学领域为应用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国际金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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