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东方的“哥大”

大夏大学的主要创建人是王伯群。

王伯群1885年出生在贵州兴义县景家屯，他的父亲王起元以办团练而闻名乡里，王家在当地称得上是名门望族。1905年，20岁的王伯群得到了舅父刘显世资助，负笈东瀛学习政治经济学，他是贵州第一批留日学生，从此追随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爆发后，王伯群回到家乡，与弟弟王文华、妹夫何应钦一起以黔系头面人物身份折冲于各派军阀之间，王伯群还参与过策划护国运动和南北议和，又先后被任命为广州军政府交通部长、贵州省省长、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国民政府委员等等。

王伯群

1924年春天，厦门大学有一部分学生为了争取民主办校，他们向校方提出了改革校务的意见。可是，由于学校当局处理不当，使得200多名激情满怀的学生一怒之下集体离校北赴上海，同时辞职的还有一些为学生鸣不平的教授。他们立志要筹建一所既能实现理想抱负又能光大华夏的新型大学。

然而，光有理想和抱负是不够的，没有钱拿什么来办校？于是，他们找到正在上海当寓公的王伯群，请求他支持他们的理想境界。王伯群慨然应允，当场答应捐助2000大洋，他还和师生们一起去上海各处选址。起先，他们准备在小沙渡路建校，可又觉得地方不够大，对今后学校的扩展有障碍，这才决定租下丽娃河周边的土地。

大夏大学校景

当年的丽娃河边有着上海开埠以来的第一家郊野度假村。上世纪二十年代，西班牙人何塞·马利奥·费尔南德斯以极低廉的地价在苏州河以北的上海县北新泾乡东部买下300多亩荒地，雇工平整并铺上草皮，种些花草，堆几座小丘，又利用穿越此地的新泾河支流，逐渐添加了游船、餐厅、溜冰场、骑马场来吸引游客，费尔南德斯把这座度假村起名为Rio Rita。若是意译便是“丽娃河”。由于来度假村游玩的仅仅是欧洲侨民和有钱有车的有闲阶层，人流稀少，生意清淡，度假村没几年便关门歇业了，西班牙人也离开了上海。丽娃河度假村虽然没有了，却留下了丽娃河这个浪漫的名字。王伯群的2000元捐款开启了大夏大学的弦歌不辍，也促成了他与大夏大学的不解之缘。大夏大学坚持“自强不息”之校训，倡导“教师苦教，职员苦干，学生苦学”的“三苦精神”，这期间，学校广筹资金，延聘名师，购地筑校，短短几年中便实现了超常规的发展，从赁屋设校起步，到1930年，大夏大学中山路校基已达300亩，校舍轮奂崇宏，教学声誉卓隆，蔚为海上私校之巨擘，更被誉为“东方的哥伦比亚大学”。

老校长追求小校花

保志宁20岁那年转学至大夏大学。她出生于1908年，这么算来，那一年应该是在1928年。她的外甥袁先生告诉我，保志宁是家中的大姐，起先，她和妹妹，也就是袁先生的妈妈一起就读于沪江大学，沪江大学是一所有浸会背景的教会大学，学校师生基本上都用英语授课交流，保志宁感觉有点跟不上课程，于是转了学。袁先生的母亲一直读到毕业，以后找了在大光明电影院当同声翻译的工作，可见沪江大学的学生英语的确了得。

大夏大学的校园里有了这么一位天生丽质的校花，这就注定要发生点什么传奇之事，这不，在学校的一次庆典大会上，校长王伯群在台上演讲完毕后，“校花”保志宁代表全校师生上台向校长献了花。

保志宁婚纱照

校长演讲，学生献花，这本是校园里特别平常的举动，况且，王伯群这是第一次见到保志宁，他还根本不知道这位女生就是大夏大学赫赫有名的校花。然而，两人“爱情”的序幕就在此后拉开了。袁智麟先生告诉我，姨妈保志宁曾对他说过，她是在王伯群的三妹王文湘的授意下给校长献花的。

王文湘1917年嫁给了何应钦，王伯群是何应钦的妻兄，他们是贵州兴义的同乡，又有同样留学日本的背景，再加上妹妹王文湘的关系，他们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密。倘若王文湘真的授意保志宁向哥哥献花，那她的目的是什么？要知道王伯群原有一妻二妾，虽然正房已经过世，但身边还有姨太太陪伴。三妹或许还有其他的想法，但保志宁没有亲口说出，我们也无从猜测，不过，这段姻缘确实开始了。

造了豪宅，丢了官职

保家本是满洲旗人，清代中期移居到江苏南通，是世代官宦之家，她的叔叔保君健当年还出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长，用今天的话来说，保志宁是位十足的“白富美”。

不管王家三妹是有意还是无意，反正“献花”之后，王伯群对这朵小他整整26岁的“校花”开始了苦苦的追求。当时，经一些报纸的渲染，社会上对两人的“热恋”并不看好，理由是王伯群的年纪比保志宁的父亲还要年长6岁，再加上王伯群有姨太太，保志宁这位大家闺秀以什么样的名义与之结合，是个难题。然而，这对老少配的婚礼还是于1931年6月18日在上海徐园如期举行。王伯群与保志宁谈论婚嫁时，小妾已相继被遣，保志宁以正妻的身份被迎娶进门。

王、保夫妇的婚礼现场着实风光，上海滩大佬们纷纷出席，证婚人是国民党元老许世英、张群。因为王伯群还执掌交通部部长的职位，许世英的贺词特以交通为喻，将婚礼比作“如新造巨轮之行下水礼……”

王伯群、保志宁结婚照

两人成婚后，社会上又传出了结婚前保志宁曾向王伯群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赠她嫁妆10万元；第二，婚后供她出洋留学；第三，为她购置一幢花园别墅。

袁先生也曾问过姨妈有没有向王伯群提过这3个保障条件。姨妈当即否定：“哪有这事！”可见当年的娱记也是喜欢捕风捉影的。不过，王伯群年长保志宁26岁，正常情况下他自然会先于保志宁离世，建一幢别墅显然是为保障妻儿生活考虑的，这也很正常。

屋址选定在愚园路后，很快就破土动工了。这幢别墅的设计师是美商戈隆洋行的柳士英，这位曾留学美国的设计师以维多利亚巴洛克风格奠定了别墅的基调。主楼一共有4层，其中地下一层，地上三层，整幢建筑有2个厅，大大小小房间32间……再说辛丰记营造厂的老板为了取悦这位王部长，真可谓不惜工本。工人们夜以继日地施工，所用材料无一不是高档的。其中瓷砖都是由泰山砖瓦厂定制的，有人估算过，仅此一项花费就超过了50万元。从1930年开始建造到1931年王伯群和保志宁成婚，主楼已经竣工了，但花园还没布置好，主楼的装修也在进行之中。

当年的舆论界对这位老校长娶小校花的轶闻本来就连篇累牍地报道，如今“金屋”建成，自然又是一番群起而攻之，讥讽王伯群是“位尊多金”。邹韬奋主办的《生活》周刊对此作了详尽的调查和报道。迫于舆论压力，监察委员提出对王伯群弹劾的议案。王伯群权衡利弊，在1931年年底被迫辞去交通部长的职务，但因为有何应钦这座靠山，还保留着国民政府委员、中央执行委员的头衔。时人戏称王伯群是：“娶了一个美女，造了一幢豪宅，丢了一个官职。”

汪精卫卖身成新主

1937年8月13日淞沪战争爆发，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大夏大学迁校贵阳的事务紧锣密鼓地开始了。8月下旬，学校开始转移图书仪器，并且疏散学生。10月，王伯群带领全家自南京抵达江西庐山转道贵阳与师生汇合。作为第一联大的筹建人之一，他殚精竭虑，付出的是全身心。终于，工夫不负有心人，就在12月27日，迁往贵阳后联大第一学期终于正式开学了。

王伯群夫妇与儿女

王伯群和家人离开上海、离开愚园路的王公馆前夕，保志宁曾依依不舍地将房子和室内的物品一并交给了她的叔叔保君健管理。确切地说，他们夫妇在这幢豪宅里才住了两年多时间，因为战争爆发，他们不得不离开带给他们福祸相连生活的王公馆。然而，保君健“代管”没多久就再也管不住了，1939年5月6日，汪精卫和陈璧君在日本特务影佐祯昭的陪同下，乘“北光丸”抵沪。汪精卫先是住在东体育会路7号的重光堂，那里是出了名的日本特务“土肥原机关”所在地，但住房条件相当糟糕。名义上他们的安全由日本宪兵保护着，实际却是连汪的贴身卫士都不许随便出入，连活动都受到限制，于是，在再三的交涉下，土肥原同意将愚园路的王公馆拨给汪精卫使用。

1939年7月9日晚，汪精卫在王公馆前发表了《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的广播讲话，日本摄影师为之拍摄了新闻纪录片。8月，汪精卫在王伯群的别墅里秘密召开了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宣布“反共睦邻”的基本政策。

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后，汪精卫迁往南京颐和路公馆居住，但愚园路上的“王公馆”仍是他在上海的“行宫”。汪精卫病死后，陈公博、周佛海也先后占用过王公馆……

劫后新生变乐园

1944年12月20日，王伯群病逝于重庆陆军医院，享年60岁。保志宁为王伯群一共生育了一男四女5个孩子，王伯群临终前，亲人们都守候在侧，而他还撑起病体，写下“公诚”二字勉励全校师生。

抗战胜利后，保志宁带着孩子们回到上海，这才发现“王公馆”作为敌产已被国民党军统接收当作招待所了。在保志宁看来：王伯群为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儿子也因缺医少药而病死，他们家哪里和“敌”靠得上边？凭什么作为敌产充公呢？保志宁再三交涉却丝毫不起作用，她思前想后只能央求何应钦出面帮忙了。

何应钦的确帮忙了，而且为帮这个忙还惊动了蒋介石。1946年，保志宁带着孩子们回到故居，但是，家里的经济实力早已今非昔比，她无法支撑这豪门开销。此时，又是何应钦说服她租掉一二层楼面来贴补家用。保志宁接受了这个建议，英国驻华使馆新闻处租下了王公馆的一层和二层。

1985年7月，保志宁与原大夏大学附属中学训导主任吴照恩在贵阳会面（吴尚志供照）

1947年末，保志宁带着孩子和张学良的发妻于凤至结伴去了美国。初到纽约，保志宁做中文老师，自食其力养育女儿们成长成材。当她再回上海，已是38年后的1985年了。袁先生全程陪伴着姨妈，除了重游当年的王公馆，他们还去了何应钦夫妇曾经住过的淮海中路1634号别墅，何应钦特别牵挂当年在花园里亲手栽的广玉兰，保志宁临来上海前，他再三关照多拍相片，以慰相思之苦……

新中国成立后，王公馆曾进驻过部队和政府机构，1960年元旦，长宁区少年宫在此成立，从此这里成了孩子们的乐园。

（本文编辑：许云倩。大夏大学校景照片来自网络，其余照片除署名外皆由作者提供。题图照为王公馆外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