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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芳访谈】付秀莹:写出中国人在大时代洪流中的心灵细节和精神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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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徐芳、付秀莹 2016-12-10 06:23:33

 

向回看,向内转。重新回到我们置身于其间,千百年来的伟大的中国传统,回到我们的内心。

徐芳:一定有人说过你是一位高颜值的作家,而且你的文字的颜值也很高……还有人说你的小说都是一篇篇美文,甚至有舞蹈感。应该还有人注意到你的小说题目,像《翠缺》 《九菊》 《琴瑟》 《如意令》 《迟暮》《醉太平》,直至今年有很大反响的第一部长篇《陌上》,都似有古典诗词的幽远气息,更有甚者像词牌……对于现代而言,就个人趣味来说,你也许更喜欢这些相对传统的表达,提供的是中国故事的写法?

 

付秀莹:颜值这件事,完全是由不得自己做主的。女作家,这个称谓本身,大约就有着那么一种强调的意思在里面。为什么不说作家,而一定要说女作家呢。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发在文艺报上,叫做《流言:也说女作家》,当时好像颇有一些不平之气。

 

其实,现在看来,大约这种不平,也是一种幼稚。还有一种普遍叫法是,美女作家。本来我对这种称呼有点抗拒。人到中年,已经不年轻了。这是其一。还有,在这个看脸的时代,被人夸颜值叫美女,肯定是心里窃喜的,但又冠以作家,叫做美女作家,总觉得是自己所谓的才华被打了折扣。这是不是另一种自恋呢?

 

也很可能,这种自我矛盾的纠结,就是另外一种不自信。所以,无论被如何称呼,颜值高低,最重要的,还是文字的颜值。

 

对于文字,我其实是有洁癖的。喜欢汉语言那种幽微的妙处,不可言传的意味,词与词之间,句子与句子之间,那种相揖的关系,万千变化之间,有不尽的意味在。

 

小说是语言的艺术。汪曾祺先生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写小说就是写语言。我也深以为然。有时候,语言几乎就是一切。语言的节奏、色调、气息、明暗关系,直接决定了作品的叙事质地和审美品格。语言之于小说的重要性,似乎怎么说都不为过。

 

好的小说语言,大约是朴素家常。好的小说,是有气息的,带着作家个人独特的迷人气息,有着强烈的鲜明辨识度。当下小说的同质化现象太严重了。有时一篇作品隐去作者姓名,几乎可以说是出自任何人之手。作家们被困在公共想象的牢笼里,无力突围。

 

就个人趣味来说,我偏于古典一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那些神髓,我几乎是一见钟情,悠然心会。我们这一代人,包括上一代,几乎都有一种国际化的焦虑,想得到世界的认可,想奔向外面世界去。

 

对国外作家作品如数家珍,熟悉程度简直惊人。追踪阅读,竭力模仿,但以他们的作品来看,总觉得,并没有“化”开,有点食洋不化,生硬,概念,有骨头而少血肉。总之是不理想,有点不伦不类。

 

前一段有一个访谈,我被问到写作在当下的价值。我想,我的价值可能正在于,当众人都争先恐后向外奔走的时候,我选择向回看,向内转,重新回到我们置身其间千百年来的伟大的中国传统,回到我们的内心。

 

当然,我们不能视野狭窄,广泛涉猎和多方借鉴,一定是十分有益而且必要的。文化自信是在世界性的宽阔视野之下,观照我们自身的文化传统,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开放、包容、冷静、理性。

 

写中国故事,就要从浩瀚的中国传统文化海洋中汲取养分。用中国人独特的思想、情感、审美方式、审美理想,深入中国人幽微曲折的内心世界,写出他们的日常生活、喜怒哀乐,写出中国社会转型期复杂丰富的中国经验和中国精神,写出中国人在大时代洪流中的心灵细节和精神奥秘,写出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故事、中国形象和中国旋律。

 

徐芳:从2008年发表小说至今,你的创作成绩可说是有目共睹,但结构上似乎可做更多的阐述与展示,比如从常态突变为非常态,你在技巧的运用上,是否有意留空做扣,如《花好月圆》等篇中:表面上是一个无懈可击的现象世界,可在有缝的帘子后面,却可能隐藏着秘密,而秘密可能是抽象的东西……故事最终告诉我们:表面的可能是谎言。

 

付秀莹:我正式发表小说,是在2008年。回首这十年来的写作道路,有很多感慨在心头。这些年,我主要写中短篇小说,从所谓的成名作《爱情到处流传》开始,一直保持着比较旺盛的创作激情,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新作品问世。来自外界的肯定和赞美,对于我是一种“怂恿”,或者叫做激励。

 

若是从艺术难度来论,短篇小说应该是最难的一种。短篇小说仿佛是短跑,需要强劲的爆发力,出色的控制力,以及充沛的激情和丰富的想象。因为篇幅的限制,短篇小说更有必要在内部审美空间上多用心用力。

 

比如《爱情到处流传》,是以一个小女孩的视角,写父亲和母亲之间的一场情感危机。其中有着大量的留白,对于父亲和四婶子之间的爱情,除了麦秸垛那场小戏之外,几乎是不着一字。而麦秸垛那一节,也并没有直接描写“我”的亲眼所见,而是采用间接偷听的方式。叙事者“我”,小女孩三三,在跟小伙伴捉迷藏的时候,无意间听到了麦秸垛后面的几句对话。父亲和四婶子之间,仅仅是只言片语,其余的全是沉默。沉默之外,还是沉默。

然而在那种迷人的沉默里,一桩秘密已经一泻千里。小说里写道:那一年,我只是个孩子,五岁。那一年,我什么都不懂。在这里,巨大的留白,使得小说的审美空间获得了拓展和延伸。儿童的纯真眼睛,过滤掉了生活中残酷伤痛的那一部分,只留下淡淡的忧伤的抒情的旋律,在文本的空白处反复回响。

 

这篇小说被认为有着抒情诗的风味,且“到处流传”,我想同这种艺术处理方式可能有很大关联。短篇小说《花好月圆》里,以茶楼女服务员的视角,写那对中年男女的情感遭遇,在他者眼光的观照下,一场爱情的隐秘生长,孤独盛开,以及最终的灰飞烟灭。对于那对沉浸于爱情中的男女,我几乎没有正面去写,而是透过一个乡村来的女服务员桃叶的眼光,对这场似乎不合乎常规的情感,进行了各种想象和猜测。

 

这里面既有淳朴的乡村姑娘对城市的想象,对上层社会生活的猜测,也有对爱情的隐约期待和小心试探。在桃叶的眼睛里,城市生活如此复杂难测,远远超出了她的生活经验和想象能力。看似平静光滑的生活表象下面,其实仿佛饱含春汛的河流,暗流汹涌,动荡不安。那对情人之间的种种,缠绵欢爱、偷期缱绻、情感困惑、精神疑难、现实的纠结,情感的暗礁、甜美、苦涩、痛楚、悲怆,千万种滋味,不足为外人道。

 

小说家要做的,不是去用笔去一一穷尽——在一篇不足万字的小说里,这简直是一个奢侈的幻想。而是努力发现生活细部的缝隙,然后,怀着强烈的好奇和热情,慢慢把这些缝隙撬开,撬开,直到一个幽深宽阔的世界慢慢呈现。

 

确实,生活远不是我们看到的样子。生活有那么多的面目,那么多的表情,它们藏在暗处,藏在我们习焉不察的地方。那对情人之间,他们的内心世界,到底经历了什么,他们快乐吗,他们幸福吗,他们为什么绝望,他们为什么最终舍弃了这个世界,舍弃了他们拥有的一切,有品质的生活、深爱的人、甜蜜的柔情,还有普洱茶。

 

他们是厌倦了彼此,还是厌倦了爱情,亦或是,他们是厌倦了口是心非的生活,厌倦了命运的百般揉搓?是自杀还是他杀?是抗争还是妥协?是双双殉情,还是玉石俱焚?

 

好的小说是复杂的,多义的,甚至是充满歧义的,里面有数不清的交叉小路,每一条小路纵深处,都有着不同的审美向度。《花好月圆》里,我并没有给出确定的答案。过于确定是小说的大忌。生活中本来就充满了不确定,充满了各种不解之谜。

 

在生活态度上,我不是那种特别激烈的人。相较于正面强攻,短兵相接,我更喜欢迂回曲折,侧面出击,所谓的徐徐图之。这种叙事视角的选择,其实是避免了正面遭遇的惨烈或者尴尬。

 

并且,我以为,就艺术效果而言,这种处理方式也可能会更有力量,更有品格。说到底,小说是一种艺术。艺术质地,或者审美品质,应该是衡量小说高下的首要标准。

 

从常态到非常态,应该就是我们所说的从日常经验到震惊经验。这两者之间的转换,看似突然,其实是有内在的情感逻辑,这需要小说家真正钻进人物内心深处,钻进人物的灵魂里,对人物的内心有十足的把握,精神的细节,心灵的涟漪,情感的细微波澜,内心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直接或者间接引发最终的风暴。

 

有时候,甚至这种从常态到非常态的渐变,细微到连小说家本人都难以觉察,因此有时候,小说家会眼睁睁看着笔下的人物自行其是,而束手无策。

 

譬如《花好月圆》,我写着写着,我的人物渐渐活了起来,他们开始走动,说话,哭,笑,他们获得了生命,他们有自己的性格,有自己的情感,有自己的个性,我一面写下他们,一面惊讶地看着他们,其实是又惊又喜,简直不能相信他们是我创造出来的。

 

渐渐地,他们开始不听我的摆布,他们有自己的主意。当人物一旦获得丰沛的生命力的时候——当然,这生命力全赖小说家的赐予和成全,他们就开始按照自身的逻辑展开行动,几乎不顾小说家本人的旨意。

 

《花好月圆》最后,那对情人被发现拥抱在一起,双双死在茶楼的包间里,凶器不是别的,竟然是房间里那一只竹筒。这竹筒在小说前半部分甫一出现的时候,是有过描述的,不过那时还是被当做房间的装饰物,作为审美的对象,来加以审美观照。迎面窗子上,挂着半月形的竹编,又别致,又清雅。墙壁设计出叠层,高高下下摆着竹筒,半只的,整只的,青色宜人,有的甚至还带着活泼泼的枝叶。

 

最后,小说写道 :地上散落着几只竹筒。这种劈开的竹筒,有着锐利的棱角。写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蓦然一惊。这美丽的竹筒,竟然就成了致这对情人于死地的凶器。 茶具却是完好的。茶几上,两只茶杯相对,静静地打量着对方。那幅画还在。还有画上的物事,南瓜、葫芦、大石榴,咧开嘴巴,露出里面鲜红的秘密。这是生活深处隐匿的秘密。鲜红的,血淋淋的,有着诡异的凄美的死亡的气息。

 

有评论家说我不够狠,对自己的人物不够残忍。但也有人说,我一旦狠起来,是特别的狠。老实说,对这两种说法,我并不大同意。小说家哪里有那么大的权力,可以生杀予夺。人物拥有他们自身的命运的力量。

 

从常态到非常态,这种转变之间,一定是一个慢慢累积的过程,累积,累积,到了一个临界点,突然爆发。假如小说家完全推卸责任,也是一种神秘主义。譬如对竹筒的描述,虽寥寥几笔,伏笔却埋下了。就像挂在墙上的一把小提琴,很可能不期然会在某个时候响起来。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一直到最后都没有响。

 

好的小说家在运用伏笔方面都是很有心得的。所谓草蛇灰线,伏脉千里。

 

徐芳:C. H. 里克沃德《小说一题》中有这样一段话:“小说中真正的故事像人物一样是根本无法概括的……只有从记忆中析出的情节与人物是清楚的;然而只有在溶解状态才存在任何感情上的化合价。”你的小说里塑造的人物,最大的特征是什么?一个好故事是怎么发生的?或者说那一切是怎么拨动心弦,叫你写出来的?

 

付秀莹:小说是虚构的艺术,小说里的人物一定是虚构的,虽然他们身上一定有着现实生活的影子。小说家的内心大都比较敏感,对这个世界的冷暖寒凉人情世情感受尤为深切。因此,从这个意义上,小说家对于世俗生活的幸福感受度也相对较低。换句话说,小说家常常不大快乐。苦恼,困惑,迷茫,对生活充满疑问。

 

但小说家的幸运之处在于,他可以通过笔下塑造的人物,度过好多种不一样的人生。 小说家看自己笔下的人物,就像一个母亲看自己生的孩子,是越看越爱。即便是生得丑笨,长得单弱,即便是杀人犯或者强盗,母亲溺爱的眼光始终不变。写作经年,我塑造了很多人物,各种性格,各种职业,各种经历,男人、女人、老人、孩子。

 

我爱他们每一个。我牵挂他们在虚构世界里的命运。如果一定要说特征,一时也说不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都是活泼泼的真实的“人”,是独特的“这一个”。这些人物有血有肉,在滚滚红尘里跌宕辗转,内心里有冲突,有忧伤,有纠结,有风暴,尽管外表看来并无异样,在人前也是镇定自若。但这些人,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乡村妇人,她们都有着十足的内心戏。

 

很可能,她们在生活中无比沉默、安静、淡然,但内心却无比喧哗,这喧哗的声响如此之大,足以吸引小说家的目光。文学是人学。小说家就是要具有一种本事,透视人性,识破人心,写尽天下人心事。所谓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唯有如此,笔下才能见世道,见人心。

 

一个好故事是怎样发生的?坦率地说,我是一个感性的人。我的写作,常常是在生活中偶有触发,冲动驱使之下就开始落笔。因此,我的写作经常是一路跌跌撞撞,有很多不可知的东西在里面。

 

这同个性有关系,个体差异很大。有的人喜欢提前酝酿,谋篇布局,甚至打好腹稿,落笔之际已然是成竹在胸。而我不然。我喜欢这种有着强烈的未知性的写作,我甚至非常迷恋这种冒险的过程。

 

对未知的探索,对意外的期待,对不可把握处的想象和控制,凡此种种,对于我,有着十足的蛊惑力。我喜欢这个过程中小说获得的那种不可思议的生长性,就像一棵树,那个触动你的细节,可能就是一粒种子,你把它种在纸上,然后看着它,破土而出,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你惊讶地看着它慢慢发枝散叶,慢慢绿荫如盖,果实累累垂挂,有花的香气,也有鸟的鸣叫。这个过程,是一个十分迷人的精神历程。往往是,小说最精彩的部分,恰恰是意外生长出来的那一部分。

 

这种创作习惯可能跟我的个性有关。在生活中,我是一个比较规范的人,规行矩步,在各种既定的框架里面,整齐,稳妥,安全,正确,几乎很少有溢出的时候。可能是对个性的一种挑战吧,或者叫做反抗。

 

写作的时候,我更喜欢在虚构的纸上世界里,为所欲为, 无法无天。 从这个意义上,这或许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修复或补偿,或者叫做安慰也好。

 

【嘉宾介绍】付秀莹,《长篇小说选刊》执行主编。著有长篇小说《陌上》,小说集《爱情到处流传》《朱颜记》《花好月圆》《锦绣》《无衣令》等。曾获第九届十月文学奖,第三届蒲松龄短篇小说奖,首届茅盾文学新人奖等奖项,第五届汉语文学女评委奖等。小说集《花好月圆》入选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部分作品译为英、日、法等国文字。

 

(嘉宾观点仅代表个人立场。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百度百科  图片编辑:笪曦  编辑邮箱:xuufang@fox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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