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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系列⑫|寻找祖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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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封寿炎 2016-11-26 10:32:44

 

那个走出重重大山,漂洋过海“下南洋”种橡胶、挖矿石的青年人;那个走出重重大山,走向狼烟烽火的抗日战场的中年人,终于毁灭了他自己的生命,永眠于层层叠叠的天堂山脉的深处。万古不息的长风年复一年吹拂,将一百年间的沧桑故事,渐渐吹至零落无踪,再难寻觅。

(一)
篱落坡正对着我们家小院。站在屋门口仰起头,就看到半山坡上,一座紫黑色的坟堂。在圆圆的坟头下面,祖父已经长眠了四十多年。

 

四十三年前,父母亲陷入绝望的深渊,因为母亲生下了第五个女儿。早些年前,当母亲生下第二个女婴的时候,父亲就已经脸色铁青,要把初生的婴孩抱去扔掉。

 

母亲伤心,委屈,却也无计可施。在祠堂正中,高高的祭案上面,按母亲的话说,“香炉碗冷了”——祖宗并不保佑,赐这可怜的女人一个儿子,让他接续祖宗的血脉香火。

 

山里人每当遭遇歹毒的命运,都确信这是祖宗坟山的风水不好,让他们灵魂难安。一户人家运气顺畅,就是他们祖宗的坟山占了好风水,用福泽来荫护晚辈。到了赶集的日子,父亲备上厚礼,到集镇里“百和堂”去延请伯公(他的堂伯父)。过了两日,伯公就来到我们家里。他吃了酒菜,雪白的头发胡子衬着满脸红光,活像祠堂墙上图画里的老神仙,醉醺醺地说:“你们家运气在西方,太阳落山的地方。把你父亲的骨殖葬到篱落坡上,他就会保佑你们。往后丁财两旺,家族兴盛。”

 

伯公在家族里德高望重,父亲对他毕恭毕敬。年轻时候,他就在学塾里教书。解放之后,学塾废止了,他又擅行医术、看日子、点坟地,在地方上都颇有名望。父亲送走伯公,照他挑选好的日子,把祖父的骨殖迁葬到村庄西面的篱落坡上。

 

从此,父母亲心里有了依靠。只要一抬眼,就能看到祖父的坟堂。仿佛他长眠于斯,日夜庇护着我们家这座小院。

 

过了两年,哥哥出生了。又过了三年,母亲生下了我。

 

伯公心满意足,满脸红光。他在房前屋后种满药材:一棵高大的橘红树,橘红果晒干了,病人咳嗽时候就煮一碗热水喝;一株藤蔓攀满了墙头,它碧绿的叶子被风翻动,就露出叶子背面奇异的深红色来;蓖麻树长得真快,冬天一过就是春天,它鲜红的叶子就已经盖过墙头。到了闲日,伯公戴上一顶大竹叶斗笠,从集镇一步步踱回村里摘药材。

 

我跑去喊一声:“伯公!”他蹲下身来,笑眯眯端详我的脸。他白发红脸,胡子飘在胸口前,像一位慈祥的老神仙,嘴里说:“这就是西边山出来的。”转过脸去吩咐我父亲:“你要带他到篱落坡去,每年都要上坟!”

 



(二)
按照老家的习俗,每年重阳节都是上坟的正日子。到了这天,父亲就领着哥哥和我,爬上村庄西面的篱落坡。哥哥七八岁,我四五岁。父亲挑着祭品担子,走在前头。他的一个箩筐里摆放着煮熟的阉鸡、猪肉,五碗糯米饭,另一个箩筐装着酒、茶水、油烛香纸和成卷成卷炮仗。哥哥跟在后头,牵着我的手,在陡峭的山路上前行。我们满头大汗,累得喘不过气来,可是兴高采烈。因为母亲和姐姐们从来不能上坟。出门时候,姐姐吵着要来,父亲就会斥责:“山路不好走,不要去!”

 

半山腰上坟堂的风景,她们从来都没有见过。坟堂上长满滑草,深秋重阳,它米黄色的花茎干枯了,我和哥哥坐在上面,像坐滑梯一样滑落山坡。抬眼远望,四面八方都是天堂山脉,一列列山脊纵横交错,迤逦远去。俯下目光,就能看见我们家的小院,母亲坐在屋门口摘菜,准备重阳节的晚饭。

 

我把双手拢在嘴边,弓起腰来大喊:“哎——”

 

锐声穿破空气,从山腰遥传过去。那边母亲听见了,扬起脸笑起来,也回喊一声:“哎——”

 

祖父的坟堂到我们家的小院,就是这段俯仰呼应的距离。不是登山祭拜的日子,祖父也能像我一样,抬眼就看到自己儿孙的小院子。因为人们常说:“这是西边山出来的孩子。”所以我从小就知道,祖父是我们家的庇护神,也是我的庇护神。

 

祖父成为我们家里最重要的祖宗。山里人家最大的事件,就是节气里头祭拜祖宗。每当供品摆齐整,香火烧燃了,母亲就会一一恭请祖宗神灵:“老祖,少祖,门官,土地,灶公……”当祖宗神灵恭请完毕,母亲就会单独恭请祖父,“香烟为使,恭请篱落坡阿公回家过节,看看你的孙子孙女,保佑一家平安……”

 

按照伯公的说法,我因应祖父的坟墓而生,所以每年要给他上坟。可我1995年赴天津念大学,从此20年间,再也没有上过篱落坡。父亲却一年不落,每逢重阳,他都备上祭品去祭拜祖父。2015年夏天,父亲病倒了,卧床不起。深秋时节,我和哥哥登上篱落坡,将祭品奉于祖父的灵前,祈求他护佑父亲度过难关。

 

阔别20年,我才回来看望祖父。可对父亲来说,这是43年来,他头一个缺席的秋天——而且,他永远都不能再来了。生活令人感伤。我站在祖父的坟前,尽管天人永隔,尽管中间隔着110年的漫长岁月,可我仍然感到,生命里某种神秘的呼应。

 

受那神秘呼应的驱使,祖父短暂一生所走过的足迹,也被我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一一走过。我去到那些地方,试图寻找当年那个少年、青年、中年人的身影,探寻那种不可触碰的命运,在这一百年的时光里,在祖父和我之间,如何流淌演进。



(三)
70多年前,祖父追随浩浩荡荡的“下南洋”大潮,到东南亚的海岛上谋生。他离开家乡的第一站,就是梅庄的梅河码头。同样,我念完大学,进入职场生涯之后,离开家乡的第一站,也是梅庄。

 

2000年春天,天气还很寒冷。我从家乡天堂山主峰脚下的小集镇,调到梅庄商事所工作。那是我念完大学的第二年,正值人生里最好的年华。我从大学生变成了国家干部,那股新鲜劲头还没有过去,生活饱满充实。

 

我在集贸市场里管收费,最难管的要数屠宰行。每天凌晨三点钟,闹钟声就在黑暗里振响。我在睡梦里被吵醒,从床上爬起来。办公楼里静悄悄的,集镇也没有半点声音,人们都沉浸在最深的梦乡里。我乘着浓黑的夜色,有时候是冰凉的残月,走过街镇,穿过弯弯曲曲的老屋小巷,到镇东头的食品站去。屠夫彻夜不睡觉,此时已经把当天上市的肉猪宰杀干净。食品站小小的办公室里,灯光下已经坐定了三个人:忠厚的税务所老伯,刻薄的食品站阿姨,不安现状、满腹牢骚的防疫站小伙子。每头肉猪出站,屠夫就把钱递进窗口,领走我们飞快书写的票据。到了早上七点钟,食品站的猪圈里就空空荡荡了。晨光渐渐清亮,集镇里慢慢有了人影和车声。我依照来时的小路走回去,右手插在裤兜里,保护刚刚征收来的一口袋钱币。路过集市,走进第一家开门的早点店,坐下来吃一碗热腾腾的米粉,仍然回到商事所的宿舍去睡觉。

 

中午十一二点钟,集镇热闹起来。布行、成衣行、竹木行、果蔬行、禽蛋行,商贩都摆满了货物,吆喝招俫熙熙攘攘的山里人。我饱睡一觉,精力充沛,在集市里跟商贩斗斗嘴、说说笑,一摊一摊收缴税费。到下午两三点钟,税费收完了,我护着口袋里一包钱币,回到商事所办公室,整理账目,书写一点文书资料。

 

日子一天一天,我重复着这种生活和工作。到了夏天,天气慢慢炎热起来。岭南的盛夏时节,下班时间之后阳光依然炽烈,整座集镇都冒着烟火。商事所邻近的三四个小伙子,都跟我相仿年纪,就走进我办公室来,唤道:“天气太热了,我们去游水吧!”

 

我们踏着田塍,往梅河走去。那时候水稻已经灌浆,稻穗饱满起来。在太阳曝晒里,一日日变得坚硬,等待秋天就可以黄熟收割。宽阔的梅河水滔滔东流,冲积出大片沙滩和巨石。我们脱光衣衫,跳进清凉的河湾里游起水来。

 

滔滔的梅河水日夜流淌,千年不休。往前七十四年的1926年,我的祖父20岁,正是刚我相仿的年纪。他就在这个我游水消暑的梅河码头,乘坐小木筏东下梧州,踏上“下南洋”的漂泊旅途。

 

往南面看,天堂山脉像一道道屏风,层层围锁腹地里的集镇村庄。那里就是我的家乡。1926年,家乡刚刚经历凶荒年景,20岁的祖父、他已经出嫁的妹妹、妹夫,在家乡里都已经没有了活路。他们在集镇里签过“生死由命”的契约,天刚清亮就上路了。他们要翻越四十里山路,走四五个钟头,才能到达我们游水的梅河码头。

 

我们在梅河里游水,一直到太阳西下,把整条河面照得通红。晚风吹起,掀起一片片红通通的波光,在我的眼前晃动。我心里想着这河上我的祖父。隔着七十四年,我和祖父都是20岁上下的年纪。同是这座梅河码头,祖父大字不识一个,头一回出远门竟是为着逃荒,离开饿殍遍野的家乡,投奔烟波浩翰的南洋怒海;我已经远赴天津念了四年大学,见识了一些世面,而且变成了国家干部。这于我是清凉解暑的河水,于他却是离乡去国的长路。


(四)
1926年,祖父离开梅河码头前往南洋,途中要换两次航船。梅河水浅,不能走大船。又为经济便宜计,山民都靠竹排、木筏通行。行至梧州,浅水的梅河早已经变成面阔水深的西江,风大浪大,竹排、木筏要换成木船,才能南下珠江,抵达广州。

 

梧州是广西东南部的水上门户,自古水运发达,人货流转如轮。明末清初,欧洲列强招收华工开发南洋。加上中国历年战乱灾荒,闽、粤、桂等南方诸省,穷人下南洋讨生活成为潮流。这股洪流持续几百年,直到民国仍然不显颓势。那时陆路难通,奔流在南国山谷平地之间的河流,如同血管一般,将祖父一样的穷人运离山间村镇。梧州是桂籍流民下南洋的中转大站。人们经此沿西江南下广州,再换大船出海。

 

2014年春节,我从上海回广西过年,途经广州时候逗留了一日。1926年,祖父从广州出海谋生的时候,才是一个涉世未深的20岁青年。而在88年之后,我来到这个南方港口城市时候,我的人生却已经深远地延展。我在天津念完大学,回到家乡当了8年国家干部;又辞职到上海念了两年书,最后进了一家报社工作。

 

我一路寻找祖父的足迹。可我并不知道,1926年从梧州坐船抵达广州之后,祖父在哪里落脚,又在哪里换上出海的大船。时隔88年,广州的变迁天翻地覆。设想他当年的行踪所至,如今肯定全都变了模样。

 

那天天气晴朗而寒冷。我来到著名的沙面,林木掩映之中,一栋栋欧陆别墅鳞比栉次,使人仿佛置身于欧洲小城。在宋、元、明、清时期,沙面都是通商要津。鸦片战争后,沙面沦为英法租界。当时“下南洋”的华工多为英法诸国征收,这个历史厚重的小岛,我就权当是祖父当年落脚流转的地方吧。

 

祖父离开天堂山脉深处的村庄,走向大江大海。然而,对于自己那样的命运,祖父永不知道背后为何种力量所左右。对于眼前的一切,对于身处的时代,他都一无所知。那是一个风雨如晦、烟波激荡的年代。列强长驱直入,晚清顷刻覆灭。民国建立了,然而军阀蜂起,内乱不断。祖父出海的1926年,广州数万工人、学生和各界人士,就在沙面不远的地方举行反帝大游行示威,遭到英、法、葡等国的炮舰轰击,酿成“沙基惨案”。

 

对于这一切,祖父并不知晓,也不明白。他离乡去国,只因为一个简单的理由:家乡遭了凶灾,集镇里的先生告诉他,去南洋不用付路费,到了南洋就有工做、有饭吃,还能挣银元。像所有逃荒逃难的穷人一样,祖父签了“生死契”,茫茫然就上路了。他在广州登船,出海远去。可直到如今,我们都不知道他最终去了什么地方。那时候,人们把东南亚诸岛统称“南洋”,至于哪个岛屿叫什么名字,那就谁都说不清楚了。


(五)
由于祖父在南洋的行踪无据可考,我只能半依史料、半靠臆测,想像他的足迹。听父亲说,祖父在南洋“挖矿石,种橡胶”。摊开地图,泰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甚至越南,怒海惊涛里星罗棋布的岛屿,其中任何一座都有可能是祖父“挖矿石,种橡胶”的地方。

 

2003年夏天,我来到越南下龙湾。那时候,我经历过两个乡镇、一个县城,已经换了四个工作单位,进入市级商事局机关。我从广西凭祥出了国境,在越南境内一路南下。沿途都是炽烈的亚热带季风,吹拂着路途的稻田和椰林。热气从敞开的车窗涌进来,将人们包裹起来,热得几乎喘不过气来。到了傍晚时分,我才乘船抵达巡洲岛,入住酒店。那是一家越南传统风格的院落。当我走上狭窄的硬木楼梯,就能看到庭院里面,长满高大的、郁郁葱葱的热带植物。那些硕长的枝茎和树叶,一直扫到房间的窗台。入夜之后,天空变成暗红的颜色。漆黑一片的海面,涌来一阵阵波浪,拍打在沙滩上,翻起银白色的水花。我沿着沙滩,走到很远的地方。望着无边无际的漆黑海水,遥想祖父当年,或许就在这样子的一座岛屿上,乘着暗红色的夜幕做苦力。

 

从1926年开始,祖父和他的妹妹、妹夫在南洋度过六七年时间。他的妹妹生了一个儿子,他们给他取名“华生”,寄托他们对远去故国乡土的思念。

 

1920—193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欧美列强的工业快速发展,需要大量矿石、像胶等工业物资。这是英、荷等国家开发南洋的历史背景。另一个重要的时代背景,就是进入193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在酝酿之中。一些为大规模战争处心积虑的国家,也开始争夺矿石、橡胶等战争战略资源——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开端。其实早在一战之后,日本就抢占了德国在太平洋上的岛屿,成立 “南洋兴发株式会社”,移民垦殖。如此苦心经营二十多年,直到1941年底,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攻陷东南亚诸多国家,使东南亚变成日本的矿业、农业基地,提供战争所需的石油、矿物、橡胶和粮食。

 

1926—1933年前后,祖父在南洋做苦力。当时太平洋战争尚未爆发,但殖民主义国家之间、殖民主义国家和殖民地之间、华工和当地原住民之间,都存在错综复杂的矛盾。大概在1932年、1933年前后,祖父他们在南洋经历了动乱。动乱之中,祖父与他妹妹一家人失散了。

 

沧海茫茫,人各一方。这对同舟共济、出海谋生的兄妹,在兵荒马乱的异国他乡一朝失散,从此永不再见。祖父九死一生、历尽波折,最终辗转回到了家乡。他的妹妹一家从此再无音讯,不知生死。直到1960年代,我的父母亲才收到我这位姑祖的来信,知道他们一家在动乱中离开南洋,漂洋过海,最终定居英国伦敦。
而在此时,祖父已经去世了二十年。



(六)
1934年前后,祖父回到了家乡。他在南洋历经九死一生,带回一点银元。他用这银元置买谷米,这才娶了我的祖母,成了家室。

 

然而,命运并不让他停下脚步,而是驱赶着他,又一次远离故土。大山深处,田地依旧贫瘠,生计依旧艰难。1940年前后,祖父母已经养育了两个儿子,就是我的父亲和叔叔。一家四口坐吃山空,祖父从南洋挣回来的银元花光了,他们吃饱饭的日子又走到了尽头。

 

那时候全面抗日战争已经爆发,新桂系军阀如日中天。广西全民皆兵,成为全国军事化程度最高的省份之一。新桂系的骨干将领,多为容县籍军人马晓军创建的广西陆军模范营培植。为此缘故,容县籍将领成为新桂系中实力强大的派系。在新桂系中,授少将以上军衔的容县藉军人多达83人,其中上将8人、中将15人。受此影响,在容县地面,凡家中有兄弟两人以上的壮年男丁,至少要一人参军入伍。祖父既无兄弟,又妻弱子幼,按规不必参军。当时有族人按规应当参军而又不愿参军的,出价两担稻米,央求祖父冒名顶替。为了这两担稻米养活家口,祖父加入新桂系军阀,从军打仗。

 

祖父1940年前后加入行伍,1943年前后在军事溃败中被打散,逃回家乡。在这三年里头,现在已经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经历了哪些战事。

 

2013年暮春,我从上海去衡阳出差,途中特意来到南岳衡山。正是雨水频仍的季节,山上时不时下场雨,山川林木终日笼罩着浓重的雾气。那天下午,我来到南岳忠烈祠。因为阴雨天气,山上本来就游人稀少。忠烈祠里更是一个人都没有。我从牌坊走进去,穿过纪念堂,沿着石级而上,一直走到祠宇最高处的享堂。这里供奉着中华民族阵亡将士的总神位。八年抗战,多少热血男儿勇赴国难,为国捐躯。许多人只有十几岁、二十几岁年纪。

 

我怀着凝重的心情,站在“抗日阵亡将士总神位”前面,鞠躬致意。我在堂内的汉白玉碑座前,细读37位阵亡将领的生平事迹,这时候我意外地发现了这位同县同乡——

 

“夏国璋(1894—1937),字超然,广西容县人。毕业于湖北法政大学。一九二三年,保定军官学校九期毕业,又入陆家大学第十期深造。曾任四十八军一七四师副师长兼五二二旅旅长,率部参加淞沪抗战。后调任七军一七二师少将副师长。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太湖南岸吴兴(今湖州)境内与尾追敌军激战,壮烈牺牲,年四十三岁。追赠陆军中将。”

 

我一字一字,细读石碑上墨绿色的字体。可我心里却想着祖父。这位同乡将军比我祖父大12岁,在我祖父入伍的时候,他早就已经为国捐躯。他们的人生没有任何交集,然而命运却有相似之处——为了民族和国家的存亡,走上了抗日的烽火战场。

(七)
暮色浓重的时分,我坐在衡山的雨雾里,追思那段并不遥远的岁月。如今我生活于其中的上海,繁荣富庶、街市太平。然而,在七十多年前,这里也曾是一片炮弹纷飞、战火燃烧的焦土。淞沪会战一役,容县籍将领里面有上将韦云淞、少将夏国璋等率部参战。有多少容县籍的将士,离开天堂山脉深锁的乡镇和村庄,将鲜血倾洒在昔日繁华的大上海,如今已经难以考证。如今可以考证的是,抗日战场上,为国捐躯的容县籍将士总共将近900人。
纷飞战火之中,我的祖父只是一位默默无闻的普通士兵。他1940年前后才入伍,应该没有到过上海或者华东一带。那三年行伍生涯里头,我已经无法考证他到底去过哪些地方,参加过哪些战事。他只是千千万万抗日军人中的一员,默默无闻于当时,更湮没于历史的尘烟。

 


在和平年代成长的我辈,哪怕遍访抗日战场的旧迹,也终究无法体会战火硝烟淬炼的残酷。枪林弹雨之中,生死只有一线之隔。经年累月置身于生死的边缘,祖父的身心被战争彻底摧毁了。

 


1943年前后,祖父在一次战事溃败之后,仓皇逃回了家乡。这一年我的父亲7岁,已经初懂人世。他对祖父的记忆很深刻,几十年后都历历在目。

 


祖父完全换了一个人。他酗酒、暴虐,对妻儿动辄暴怒,非打即骂。他几乎日夜饮酒、终日买醉。有时候邀约族中的贪杯之人在家聚饮;有时候走到七八里山路外的集镇,饮酒至夜不归。没有粮食,喝不起米酒,他就赊来蔗渣酒喝。那是用甘蔗榨糖之后余下的蔗渣酿成,酒味淡薄,久饮不醉。没有下酒菜,他就用盐巴爆炒小石头,将石头含在嘴里,取一点咸味下酒。

 


祖父在父亲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一段血色的恐怖记忆。有一次盛怒之下,他随手抄起一根椽条暴打父亲。椽条上有一颗铁钉子,打在父亲头上,差点要了父亲的性命。

 


在终日酗酒、性情暴虐的毁灭状态里,祖父走向他生命的尽头。1945年残冬将尽,祖父去世了,终年39岁。家里早就已经粒粮皆无,贫病交加的祖父躺在床上,活活饿死。留下祖母一个寡妇,带着四个年幼的孩子。

 


那个走出重重大山,漂洋过海“下南洋”种橡胶、挖矿石的青年人;那个走出重重大山,走向狼烟烽火的抗日战场的中年人,终于毁灭了他自己的生命,永眠于层层叠叠的天堂山脉的深处。万古不息的长风年复一年吹拂,将一百年间的沧桑故事,渐渐吹至零落无踪,再难寻觅。然而他的足迹、探索、奋斗和抗争,尽管终究归于篱落坡上的一抷褐土,但依然守护着我们这些子孙后辈,以为恩泽,以为庇护,以为镜鉴。

 


愿我的祖父,以及所有像我祖父一般遍历无数磨难的先辈,得到我辈的寻访和缅怀,得到慰藉和永恒的安息。

 

题图来源:作者提供 内文图来源:新华社(概念图) 图片编辑:项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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