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沉潜党史数十年，他的研究特色在于文献搜集与实地勘察并举。自2003年退休后，石仲泉重走长征路，回到历史事件发生地，用脚写作，用心体悟，捜剔扒劂，探赜幽微，一部冶历史、文化于一炉的《长征行》就是结晶。

荏苒十夏，《长征行》增订本出版。这是十年间，石仲泉再次实地勘察后最新的研究成果，有的是党史研究上的零突破。今姑示一脔，以概全鼎。

重新厘清几个概念

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是举世皆知的说法，但足够准确吗？

石仲泉指出二万五千里是红一方面军的行程，而长征共有四支队伍，即红一（中央红军）、二（最初称红二、六军团）、四方面军，再加红二十五军的长征。红军主体长征开始的时间，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算起；结束以三大主力红军（红二十五军于1935年11月并入红一方面军）于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和今属宁夏的将台堡会师为标志。这个“3＋1”的红军长征，历时两个寒暑，纵横14个省（四川省分出重庆市，按现在地域说为15个省市），进行了600多次重要战役战斗，总里程共计六万五千里。

红军长征全过程应包括长征序曲、红军主体的长征和长征尾声，即将“3＋1”的长征向前和往后延伸。向前延伸：1934年7月红七军团（在方志敏的部队加入后合编为红十军团，他任军政委员会主席，领导该军团）作为北上抗日先遣队，转战闽浙皖赣地区，这支先遣队就是为了调动和牵制敌军，为中央红军长征作战略准备。随后，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前往湘西与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合，为中央主力红军长征探路。这两支先于主力红军的长征，是长征的序曲。

往后延伸，就是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的远征。如果把红军主体的长征看作长征大剧的“主戏”，那么这场包括序曲、主戏、尾声在内的红军长征，就是一部完整的震天撼地、威武雄壮的历史大剧。

石仲泉与当年帮助红军渡江的船工张朝满交谈。

首次客观展现西路军问题

长期以来，西路军是党史研究的敏感地带，不敢讲的结果是谣言四起，为心怀叵测的人提供了机会。石仲泉的《长征行》增订本敢为天下先，用事实说清西路军的来龙去脉，有力回击种种不实。

石仲泉首先驳斥了谬种流传的“权力斗争说”。因为红军西渡黄河这一重大决策是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后共同作出的，其主要任务是进行宁夏战役。组建为西路军的两万多名将士既包括红四方面军，也包括中央红军。

红军西征起源于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要对中共提供军事援助，在内外蒙边境交接。中共中央据此作出发动宁夏战役的决定，北上蒙古取得援助。对这个决定，石仲泉认为是正确、理性的。

西路军渡过黄河不久，共产国际第二封电报到了，考虑蒙古境内的关东军因素，苏联不想刺激日本，决定改变路线至新疆，并增加援助至1600吨军火。中央因此作出改变西路军行程的决定，对此石仲泉认为决策失当。

石仲泉行遍河西走廊，实地勘察发现，西路军这一趟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成功的。“千里戈壁，地理环境有利于马家军的骑兵，不利于西路军的步兵。况且，1600吨军火用解放卡车装，要640辆，这么一块肥肉怎能不引人垂涎？就算西路军去的时候马家军放行，回来势必有一场生死决战。”

在写作这一章的时候，曾有不止一个好友劝石仲泉不要写，写了也无法出版，石仲泉偏不信邪。“问题必须讲清，担心都是不了解真相造成的，我有证据、讲真话，谁会听不进去？这次出版很顺畅，没有受到任何阻碍。”

石仲泉在若尔盖草地。

党史研究的两种倾向

在多年的党史研究中，石仲泉也发现了事关原则的问题。

“党史研究存在两种不良倾向，一种是绝对完美化，错的也是对的，这在过去较多。还有一种是伴随互联网兴起出现的，就是妖魔化。把党的历史别有用心地拼接，为了达到他们要表达的观点，枉顾事实，有些在海内外很有影响的学术著作也犯下这种错误。对两种倾向，都要纠偏。”

石仲泉认为纠偏最好的办法就是尊重事实，用证据说话，全面、客观地看待历史问题。

在表达方式上，石仲泉的经验是一定要形象化、生动化。他十几年走党史的写作方式就是要把抽象的历史形象表达，他考察沿途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惯、民间掌故，这些看似与主线无关的旁支，恰恰为他的书做了最好的传播效用。

“历史不是冷冰冰的，它是由活生生的人组成，讲好人的故事，历史才能动听。”

石仲泉与毛泽东同志在俄界住过的房主的后代握手。

（图片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提供，题图为走在红军长征出发时的桥上的石仲泉。编辑邮箱：scljf@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