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中国评书演义里的夸张表达,何乏笔当算“身高过丈”。
这个金发碧眼的德国人,身份是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研究员,亦被视为欧洲汉学的新生力量。
数百年来,汉学家一直是个有趣的特殊群体。因为他们大多金发碧眼,却精通中文,有些人对古文的熟知远超大多数中国人。
一般而言,汉学家指的是研究中国人文社会的外国学者。当然,如果宽泛一点,也可以指那些人不在中国但研究中国的人。
最早的汉学家大多是传教士,比如鼎鼎大名的利玛窦。后来,出现了瑞典的高本汉、法国的马伯乐、德国的卫礼贤等汉学大家。再后来,美国的费正清、宇文所安,德国的顾彬,瑞典的马悦然等也为人熟知。当然,还有文笔生动的史景迁,他的《康熙与曹寅》等在中国几乎成了畅销书。
在当今欧洲汉学界,何乏笔堪称后起之秀。而且在很多人眼中,这是个“奇人”,他身上至少有三个特殊标签。
标签一:只穿汉服的德国人。
这个德国人瘦高颀长、汉语流利、装扮特别,天天身着藏青色汉服,一头金发在头顶上挽个发髻。这让他1.94米的身高更显高挑,走到哪里都引人注目。
标签二:生活在台湾的汉学家。
1993年,正在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求学的何乏笔,当时还叫“Fabian Heubel”,获得一个奖学金,前往台湾辅仁大学学习汉语。2001年,拿到哲学博士学位的何乏笔再度来到台湾,进入“中央研究院”从博士后做起,一路当助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
标签三:文人画中的士大夫。
20多年前,何乏笔首次接触宋代的瓷器和文人画,突然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动,就像被什么东西击中了。尤其是文人画,他觉得画里的人就是自己。从此,他爱上了在自然环境中抚琴独坐、喝茶参禅、濯足观瀑。后来一些朋友开玩笑,说他上辈子是宋朝人。
在这位奇特的汉学者眼中,他如何看待汉语与汉学,如何审视德国乃至欧洲汉学的流变与兴衰,如何感受他眼中的华人社会,以及如何做一个真正的跨文化学者?
本文作者正在采访何乏笔
何乏笔档案:
1967年生于德国法兰克福,1993年获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奖学金,赴台湾辅仁大学语言中心修习中文。其后,先后获法兰克福大学汉学硕士学位、达姆斯塔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2001年,进入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工作。现为“中研院”研究员、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兼任成员。
生在德国的“宋朝人”:“我是先会读古汉语,然后再学会讲中文的。”
高渊:你什么时候对汉学感兴趣?
何乏笔:应该说相当晚,从20多岁开始的,那时候我在法兰克福大学念哲学。
高渊:你是先会说汉语,还是先会看汉字?
何乏笔:我在法兰克福大学开始念汉学时,主修哲学,副修汉学,后来倒过来了。那时候上汉学课主要讲“四书”,同时也有一些现代汉语的课,但课时很少。其实一开始我对现代汉语兴趣不大,所以我是先会读古汉语的。
高渊:你的第一位汉学老师是德国汉学家吗?
何乏笔:是罗哲海(Heiner Roetz),他是研究先秦哲学的专家,现在是德国波鸿大学教授。我上大学的时候,他是法兰克福大学的助理教授。我们之间经常发生激烈的争论。
高渊:你们最大的分歧是什么?
何乏笔:我当时对他很有意见,因为觉得他忽视礼乐和修养。他特别强调“仁”的普遍性,就是从康德和法兰克福学派的道德哲学角度来思考儒家的伦理学。所以他特别强调儒家伦理学抽象的原则部分,但忽略了儒家礼学的日常生活实践,而我对这方面特别感兴趣。
我们虽然进行许多的争论,但罗哲海一直很重视我的不同意见,而且相当认真地跟我讨论。虽然我一直反驳他,但那是一个重要的成长过程。
成长在台湾:“一开始我就对汉语很有感觉,但也奇怪,日语就是学进不去,主要是没感觉。”
高渊:现在你汉语讲得很流利,这里面有什么机缘吗?
何乏笔:那是1993年,我到台湾辅仁大学学中文。那是我第一次到台湾,情况跟在德国学汉语就很不一样了,课程排得很密集,一周有20个小时的培训。
高渊:刚到台湾的时候,你能开口讲简单的汉语吗?
何乏笔:最基本的沟通都很困难。但过了几个月,汉语的能力一下子提高了,可以跟人交流了。我在法兰克福大学念书的时候,读过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关于古琴的书,就特别想学古琴。在辅仁大学我找到了古琴老师,开始加入学琴的小圈子,这些朋友之间只讲汉语,所以进步很快。
高渊:难怪你说汉语没有常见的外国人语调,是古琴让你找到了感觉?
何乏笔:到了台湾以后,我就对汉语有感觉了。后来有德国汉学家跟我说,你研究汉学一定还要学日语,因为日本的汉学研究水平很高。我就参加了日语密集课程,但也奇怪,日语就学进不去,主要是没感觉。
高渊:在台湾学习了多久?
何乏笔:整整一年。1994年回到法兰克福大学,又花了一年拿到了硕士学位。后来我又多次去台湾,特别是1998年又拿到一个奖学金,去台湾“中央研究院”进修两年。那时发现在台湾的哲学界有发展机会,就放弃完成汉学博士的想法,转到了哲学。
高渊:你所研究的汉学不是中国史学,也不是中国文学,而是中国哲学?
何乏笔:其实我不算传统意义上的汉学家,而是跨文化学者。我感兴趣的是某些哲学问题,不仅仅是汉语或中国本身。哲学是一个世界的东西,是跨文化、跨语言的,如果只局限于汉学,反而会限制我研究的视野。
我的硕士论文是关于儒家的修身观,博士论文就转到西方哲学,研究法国哲学家福柯的思想,探讨的是欧洲的修养传统,我本来完全不知道有这样的传统。所以,哲学与修养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成了我一再从不同角度去思考研究的主题。
在法兰克福大学主持中国哲学论坛
进入“中研院”:“这是个研究机构,不承担教学工作,我们办学术活动,写作和发表研究成果。”
高渊:拿到博士学位后,就正式开始了在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学术生涯?
何乏笔:2001年我又回到“中央研究院”的中国文哲研究所,从博士后开始,一直到研究员。最近这几年,我每年的夏季学期在法兰克福大学访问,其它时间主要在台湾。“中研院”的弹性比较大,可以在两地做研究。
高渊:你从2001年开始在台湾“中研院”工作,像你这样的德国人,却跑到台湾研究中国哲学,你是唯一的吗?
何乏笔:这十几年来,已有一群德国学者在台湾研究中国哲学,在不同的大学里教书,目前,“中研院”文哲所就我一个。
高渊:有其他国家的学者,在台湾研究中国哲学吗?
何乏笔:我觉得很难解释,其他国家的几乎是没有。德国哲学对20世纪中国影响很大,现在德国哲学似乎开始有所回应,但德国哲学界总体上还是对此不重视,所以几位学者要到台湾寻找发展空间。经过这样的迂回,这些学者逐渐开始对德语学界产生一些影响。
高渊:你在“中研院”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何乏笔:“中研院”是学术机构,是不承担教学工作的,我们办学术活动,写作和发表研究成果。这几年,我在跨文化研究领域里做了不少工作,比如推动了一系列跟庄子有关的讨论,请欧洲汉学家跟台湾以及大陆的学者一起讨论,思考庄子的当代意义。最近也办过台湾和大陆儒学研究的座谈会等等。
另类的文人生活:“如果我对中国文人文化和思想没有那么强的认同感,我是不会这么穿的。”
山中小憩
高渊:你现在的服饰发型是什么时候形成的?
何乏笔:我在法兰克福大学念书的时候,因为热爱中国古典文人文化和修养哲学,也喜欢宋朝文化,曾经找过一个德国设计师,按照宋代的样式来帮我设计服装。我现在习惯穿的衣服是在台湾订做的,不算汉服,而是中西混合的。
我一直认为,哲学不仅仅是思想和思辨,也包含要落实到日常生活里面的美学修养,所以要进行很多日常生活的实验。或许许多人会觉得,这种以哲学为生命学问的方式有点疯狂。
高渊:你作为一个德国人,整天这种打扮,又研究中国哲学,大家都会觉得你很另类吧?
何乏笔:经常有人问我,这个服饰和发型是什么背景?如果我对中国文人文化和思想没有那么深的认同感,我是不会这么穿的。
我或许试图活出一种新的跨文化的混杂,一种包含欧洲向中国开放的跨文化交流。大部分的中国人在今天穿着西化的服饰,我也可以理解,因为100多年来中国人对西方的生活方式有高度的认同和向往。过去学习的方向大体上是单方向的,我认为学习和交流应该是双向的。
高渊:你平时的研究和写作状态有什么特别吗?
何乏笔:中国古代的文人喜欢山水,在自然环境中游走、独坐、濯足、观瀑、鼓琴、论道等等,这些都让我无以名状地向往。
我在读汉学硕士时,开始实现想象中的文人生活。当时到一个希腊小岛上,整天在松树下读书写作,和中国哲学文本为伴。一连好几个星期,我用汉英字典及《老子》的三本德文译本辅助,重新翻译了这部原著。
后来,我写有关儒家修身观的硕士论文,是在法兰克福附近的森林小木屋中完成。一直到今天,无论是台北还是法兰克福郊区的住所,都是邻近山林的社区。自然山水已成为我深入思考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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